徐程洪

[摘 要]本文通过分析王安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的变法思想，说明了人事和天事各有其自身的运行、变化、发展的规律，异常的自然现象并不可怕；要因时制法，法要随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人言有好有坏，对待的态度也有两种，一是采纳，二是置之不理。

[关键词]“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北宋中期以来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局势，对内，阶级矛盾激化，农民起义不断爆发，财政陷入危机；对外，辽、西夏不断骚扰，民族矛盾有所加深，而北宋的军事力量不能适应防御的需要。为了改变这种局面，许多忧国忧民有政治远见的士大夫，纷纷向皇帝提出有价值的变法主张。王安石就是其中的杰出人物，他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的变法思想。

一、“天变不足畏”

天人之学是中国哲学的一个主题，天人关系的中心问题，是把天看做有意志的至上神，还是把天看做无意志、无目的的大自然。如果把天看做有意志的至上神，必然会把人们引到宗教迷信的道路上去。在王安石变法中，反对派就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地震、山崩等异常的自然现象，就是上天对人的惩罚，他们就用灾异天变，天变降罚作为舆论武器，拿“天变”来向宋神宗进行劝说和恐吓，妄图以此来阻挠变法的进行。事实证明，如果王安石没有“天变不足畏”的思想，他的变法从一开始就有被扼杀的可能性，更不可能继续下去。

熙宁二年二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变法。御史中丞吕诲在熙宁二年六月，就以“天变”为由上疏弹劾王安石，企图罢免王安石、阻止变法。阴谋失败之后，又来了宰相富弼，他向宋神宗上疏说王安石所任用的人多数是小人，以致天降惩罚，“诸处地动、灾异”，所以不要再搞什么变法了。面对这些谬论，王安石皆以“天变不足畏”的观点加以反击，使反对派的阴谋诡计未能得逞。

熙宁五年，华山突然崩裂，枢密使文彦博上疏神宗说，这是因为实行市易法，侵犯了人民的利益，人民发怒，才使华山崩塌，所以应该停止变法。与此同时，又恰逢连年大旱不雨，受灾地区的农民流离失所，反对派更是以所谓人怨天怒为由，反对变法。神宗害怕上天的惩罚，“欲尽罢保甲、方田等事。”王安石反复给神宗解释，天鸣地裂、河水泛滥等都是天按照自己的方式运行而与人间的事毫不相干，有时二者偶尔相遇，那只是一种巧合。至于水旱灾害则是常有的事，“尧、汤所不免。”所以“天灾”不足以使人忧虑，当务之急只要做好人为之事就行了。

熙宁八年，天上有彗星出现，彗星在古代被视为妖星，其出现被视为不吉利。反对派又以此大造声势，反对变法，使神宗寝食难安。王安石仍然坚持其“天变不足畏”的观点，向神宗解释说：“臣等伏观晋武帝五年，彗星出轸；十年，轸又出孛。而其在位二十八年，与《乙巳占》所期不合。盖天道远，人道迩，先王虽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天文之变无穷，人事之变无已，上下傅会，或远或近，岂无偶合？此其所以不足信也！”（1）

可见，王安石认为天是没有意志的，人事和天事各有其自身的运行、变化、发展的规律，两不相关，有时二者偶尔相遇，那也只是一种巧合，因而异常的自然现象并不可怕，即“天变不足畏”。“天变不足畏”强调事在人为，继承了荀子“天人相分”的思想，否认国家的治乱、兴衰是天意所决定的，发展了我国古代唯物主义的观点，在今天也具有现实意义。

二、“祖宗不足法”

要不要改变祖宗法制，这实际上是要不要实行改革的问题。在中国古代，每逢重大变革总要有一场关于祖宗法制的辩论。由于中国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每一个大的朝代又都非常重视维护传统，传统便成为一种思想意识，成为既得利益者反对变革的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在王安石变法中，反对派坚持维护“祖宗法度”，而王安石则坚持“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早在嘉四年，王安石就向仁宗皇帝呈送了一封长达万言的《言事书》，提出了一些政治改革的主张，认为不加以改革，则无以图存。在万言书中他举出了从中央到地方存在的严重问题，指出：“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其原因在于“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而所谓“法先王之政”，只是“法其意而已”，不是完全照搬照抄旧的一套，也就是“视时势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变更天下之弊法，以趋先王之意，”使其能适合于当前的“所遭之变”和“所遇之势”。在他于熙宁元年与宋神宗初次见面后所写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中，对宋朝建国以来所施行的有关政治、经济、军事、教育、选举等方面的规章制度，几乎全都采取了否定态度，在列举了种种弊端之后加以总结说：“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这就是说，如若不然，早就要出大乱子了。由此得出结论，当然是祖宗之法非变不可，不变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熙宁元年神宗继位，第二年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问王安石变法以何为先，王安石说：“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于是在神宗的大力支持下，设立了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主持变法的机构，制定、颁布了一系列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法令，主要有：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将兵法、保甲法。

对于王安石变法，反对派利用一切机会进行攻击。司马光提出“祖宗之法，不可变也”。谏官范纯仁则在奏章中说王安石“变祖宗法度，掊克财利”，使得“民心不宁”。御史刘挚则在奏章中说王安石罪之大者，在于“国家百年之成法则铲除废乱，存者无几”。枢密使文彦博则向宋神宗说：“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

面对这些攻击，王安石皆以祖宗之法不足守加以反击，使反对派想废止新法的阴谋未能得逞。他对神宗说，祖宗之法不足守，本来就应如此，仁宗在位四十年，多次修改法令。如果法不能改，那子孙就应当世世遵守，祖宗为什么还多次修改呢？

可见，王安石认为，制定法律的宗旨就是使天下安宁，国富民强。要因时制法，法律要随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不必固守祖宗成法。如果要坚持祖宗之法，则只能法其意即效法其制定法律的宗旨。

三、“人言不足恤”

凡是一项重大变革，人们的看法必不尽然一致，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果一个改革家不能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主张，人云亦云，那肯定一事无成。王安石变法就体现出了这一点。王安石变法触犯了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所以反对之声不绝于耳。

王安石执政刚刚四个月，御史中丞吕诲就弹劾王安石，说王安石本无远略，只是务于改变，标新立异而已。刑部刘述上奏神宗，说先朝所立制度本来应当世世代代遵守，而今天王安石却事事加以变革，对祖制废而不用，所以希望早日罢免王安石，以慰天下之人。司马光指责他推行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对所有的这些言词，王安石都视之为流俗之言而不屑一顾，坦然处之，坚持“人言不足恤”，义无反顾地坚持变法。在《答司马谏议书》中，王安石说：“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谤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2）

王安石还不厌其烦地劝告神宗，对于这班流俗人的议论，应置之不理。他向神宗说：“流俗之人，罕能学问，故多不识利害之情，而于君子立法之意有所不思，而好为异论。如人主无道以揆之，则必为异论众多所夺，虽有善法，何由而立哉？”、“朝廷制法，当内自断以义，而要久远便民而已；岂须规规恤浅近人之议论！”（3）

对于凡是不属于流俗之言的言论和意见，王安石是采取截然不同的处理方法。早在变法之初，他就向神宗建议说：“兴利除弊，非合众智则不能尽天下之理。乞诏三司判官、诸路监司及内外官，有知财用利害者，详具事状闻奏。诸色人听于本司陈述。”（4）

可见，王安石认为人言有好有坏，对待的态度也有两种，一是采纳，二是置之不理。“人言不足畏”的人言指的是流俗之言，即反对变法、不思进取的言论。王安石认为立法如果以这种“人言”为恤，则根本不可能制定善法，要制定善法则必须以国家的长远利益为标准，采纳有益的言论和意见。

正是由于有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的变法思想，王安石才具有了披荆斩棘的精神和斗志，从而大张旗鼓地进行改革，在富国强兵方面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今天中国的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事，在改革之路上，必然遇到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王安石“三不足”的变法思想对解决这些问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注释：

（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九；

（2）《王文公文集》卷八；

（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