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楚汉 编辑|张薇

采访|陈楚汉 姚璐 贺佳雯 赵晓芹 郭亦非

图片统筹|于千 摄影|王海森

自救于隐疾时代

文|陈楚汉 编辑|张薇

采访|陈楚汉 姚璐 贺佳雯 赵晓芹 郭亦非

图片统筹|于千 摄影|王海森

心理隐疾常根植于时代本身。

这些痛苦难以名状，却又不陌生。

23点会准时坐在电台直播间里的《今夜平安里》主播阿苏，每年要通过电波抛出220个话题，她发现，幸福的话题没人聊，聊起来也会变调。少之又少的几个美好话题之一，“此生经历过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一个经典回应是，“那人已经不在了，走了，这些浪漫不属于我”；另一次话题是“忘记什么可以让自己很快乐”，某个听众的回答只有一个字：穷。

与美好和快乐的稀缺相比，困窘、疲惫、孤独、无助反倒触手可及。一个“人在北京”的主题，还没说导语，阿苏就已收到1000多条微信。无穷无尽的倾诉支撑起了每一天北京午夜的电波。阿苏的听众中，有每天打泰拳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躺在垫子上起不来为止的上市公司副总裁，他的妻子说对他已经没感觉，协议离婚去了美国；有日日准时收听、任何话题都来互动、好像什么都不好的五星级酒店大厨，3年没有从失恋中走出来；有50多岁的基督徒老太太，已给阿苏发了半年的微信，从“文革”做知青时第一次做爱讲到现在她女儿不要她了；还有人疑惑女友为何不辞而别，很多人附和，此时，阿苏的私人微信上一个朋友问她：你看看那个听众叫什么名字。

“你看这个世界上好多人都活得不快乐，你现在其实已经很好了”是阿苏用得最多的回复。刚上班时，阿苏凌晨1点16分到家，1点17分她就能睡着，入职3年后她要靠夜跑、吃安定才能保证在三四点左右入眠，以免产生“敲死自己”的念头。

在午夜，陪伴这一需求变得格外旺盛。凌晨3点，除了电台，一些游戏直播平台的游戏主播们通宵达旦打游戏，来陪伴数以万计的不眠不休者，平均每10分钟就会出现“我室友得了癌症，临终前想看主播打一盘XX/唱一首XX”或“唱得好，我选择死亡”等弹幕。

有人愿意花钱购买陪伴这项服务。淘宝店家“今生相遇00”已经卖出了至少2656笔“虚拟恋人”，它们的口号是“只求在我最美的年华里，遇到你”。这些在24小时内仅存在于QQ和微信上的恋人，提供聊天、发语音、传照片、早上叫醒和睡前晚安等服务，客户还可以根据喜好设定女友性格，包括治愈、女王、古典、萝莉或者学生妹，以及一天初恋、一天热恋或一小时体验。此外，至少还有4160人（次）付费请美女或帅哥陪玩游戏，1小时花费18—50元不等。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孟培圆是其中一员，因“寂寞空虚冷”他买了两个小时的服务，但木讷的他打完三局游戏还是没能和妹子说上几句话。

晚睡是都市人的普遍难题，31689人在知乎上关注了“如何改掉晚睡强迫症？”这一问题，87872人加入了豆瓣小组“晚睡强迫症”。一位叫爱丽丝的知乎网友已经晚睡了10年，从最初11：30睡、12：00以后睡、1：00睡，到凌晨5点睡成了常态，熬个通宵像买瓶水一样轻松。另一位网友对晚睡的解读获得了5032个赞同，“入睡意味着结束，我们迟迟不愿入睡，是还没有得到那个‘嗯，够了’的满足”。

400万人次选择在网上治愈无聊。11个小时的会议后，互联网从业者苏姜予和他的同事们发掘出拖延症、先天性情商缺失、Wi-Fi失联型癫痫、起床困难症、下班突发性失智、感觉自己萌萌哒综合症等125款无聊病症。他们将病症陈列在一个名为“无聊治愈所”的网页上，点击一款“无聊病”后，“病友”会得到一剂由视频、电子书和App组成的药方，比如“传染性脑残”的药方是电影《疤面煞星》、图书《写得像郭敬明一样好》和游戏《搓便便》。“无聊治愈所”还有个线下馆搭在了798艺术区，一周内，1万多人光顾了这处几十平米的临时空间，平均每人排了1个半小时的队。

拖延症、强迫症、社交恐惧症这些心理学名词逐渐变成大众用语后，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也由此诞生。课程讲师高地清风放弃了生物学博士学位，以讲座和开课为生，“也许是中国第一个拖延症咨询师”，他这样自我介绍。与拖延症作战3年后，他去了医院，结果确诊为多动症。香港地产商李振权花了5400元去上高地清风的“战拖”课程，2天的课程和两周的打卡并没有“药到病除”。他每天依旧有三四个小时“不知道在干吗”，买的那辆10万元的自行车，3个月他也只骑了一回。他甚至想过去吃治疗多动症的药物，结果也拖着没买。

搜狗输入法的创始人马占凯也上过高地清风的课，这个曾经一项专利申请拖了3个月的拖延症患者，如今成了一个“战拖”和时间管理的研究者。他买了30多本有关时间管理的书，开过十几次“战拖”课。“战拖”的本质是什么？他的答案是，“战拖”是一种行为训练，“要在立即行动和获得奖励之间建立一个条件反射”。他推荐“3秒法则”：任何事到来时，都在3秒内开始处理。他有个员工贷款买房还差几万块钱，想预支几个月工资，马占凯几分钟内就和财务安排了借款流程，然后马上安排助理打款。本以为下周才能拿到钱的员工，2小时不到就收到了钱，说这执行力“太牛逼了”。马占凯感觉受到了肯定和赞美，也获得了立即行动的奖励。

与拖延症相比，抑郁症的痛苦更难以言喻，这种病症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有大半年时间，每天晚上，32岁的张春躺在床上怎么都睡不着，看着窗外天慢慢亮起来。有时她连续躺好几天，完全不动，不吃，也不闭眼，只是躺着，偶尔两三天才能睡着一两个小时。她尝试看书、画画、养狗，什么都干，就是不能出门。体重从96斤降到85斤，无法处理日常事务，寄个快递都要拖好几个月。

她失去了情绪，既不开心，也不难过。求医是艰难的一步，她被诊断为重度抑郁。“当你了解一件事情时，会发现周围全是”，有时张春会回想起哥哥少年时的行为，大学时什么都不干沉湎于游戏，8门考试7门不去，他对自己深恶痛绝却无力自拔，好不容易挨到大学毕业，写了个扇面，4个字“噩梦醒来”。“现在觉得他当时是有抑郁症的，但是大家不知道。”

张春尝试过自杀。与诸如“真正的自杀者（或抑郁症）不会到处说”的流行看法相反的是，几乎所有的临床治疗家都认为应该鼓励病人讨论自杀的想法，这样才有可能帮他们建立起控制感进而克服。张春与人讨论过自杀，一部叫《割腕者天堂》的电影也在很长时间内吓住了她，电影里讲，自杀后的世界跟生者的世界是一模一样的，但什么都要差一点。

妈妈曾帮她“叫魂”，这是从老家一个神婆那里学到的。张春躺下，妈妈握着她的胳膊，一截一截分7次向上握，直到肩膀，嘴里念着“春儿魂魄快回家”。妈妈做了无数遍。这让张春想起小时候摔了跤，也是这样去请妈妈吹一吹，就好了。她开始克服最难的一关，去接受“（抑郁）不是惩罚，不是罪过”。

人是孤立的，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人和人联接。

张春现在都没有找到抑郁的具体原因，但治疗的过程让她冷静地思考：“这个社会在用一种不合适的方式鞭笞你。不管你取得什么成绩，它都会说你不够。”她渐渐学习不与抑郁对抗，也不再强求自己一定被人喜欢。

“阿春是个非常真实、非常敏感的人。她特别认真地面对她的生活，更有勇气去承认问题。”张春的朋友李松蔚说。这位北京大学心理学博士，拥有美丽的妻子、美满的家庭和体面的工作，但他却诊断自己“更不健康”，因为他自己的“痛苦是温吞的，也表现不出来”，就像这个时代很多网友会用“已经放弃治疗”这种玩世不恭的话来否认痛感一样。他写了《时代病的白描》，描绘了这么一个平凡的场景：一对夫妻下班回家后，刷微博、玩手机，但并没有太多交流，日复一日地过，只要彼此互不打扰就好。这是一篇意在呼唤真实情感的文章，但最多的评论还是千篇一律的“膝盖碎了一地”“顶顶顶”。“没什么情感的”，李松蔚感到这个时代的人非常的油滑，抓不住。

心理隐疾常根植于时代本身。19世纪欧洲小说经常会出现贵夫人听到震惊的消息后尖叫一声晕倒了的情节，这种歇斯底里或癔症性症状被认为和性压抑有关；30年前的中国精神病院，某些精神分裂患者表情迟滞、情感麻木，是由于那个年代不大允许人们用言语谈论内在的感受；而当下，“人是孤立的，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人和人联接”，李松蔚说。

《情感堵塞》是李松蔚尤为推荐的一本书，一位东德心理治疗师记述了东德民众的心理故事。他的推荐理由是，东德人从小就在关怀的名义下不得不接受各种安排、家庭教育中父母依靠挫折让孩子成熟、爱需要人们努力才能获得……“其实跟现在中国的情况很像。我们这代人全都是创伤后的一代。”

网络时代让“孤立”这个问题变得更加无解。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讲师尼尔·艾瑞（Nir Eyal）做了一个调查，在性爱和手机中只能选一个？67%的人选择了手机。这位《钩住：如何打造一款让人上瘾的产品》一书的作者在被女儿问“爸爸，为什么你总在看手机？”后，决定尝试不被“钩住”，避免对科技的过度使用。

一位意大利外教观察发现，中国年轻人学习、工作的时候用微信，吃饭、走路、看电影、蹲马桶也离不开，“在欧洲，医生会告诉我们，过多地看Email、WhatsApp和其他聊天程序是一种病”。根据“企鹅智酷”的报告，55.2%的微信用户每天打开微信10次以上，接近1/4的人超过30次，使用者集中在18—35岁，学生、企业职员和自由职业者居多。

搜狗输入法的创始人马占凯将“战拖”视为一种行为训练，在立即行动和获得奖励之间建立一个条件反射。

工作让27岁的销售员张锦涛上瘾，他很享受工作带来的成就感，尽管他已半年没有过任何休息日了。他选择用健身和购物来排解压力，曾在三里屯10分钟内买了1万多元的衣服。

闲暇时间变得让人焦虑，人们干脆就不休息了，“焦虑的有闲一族”也随之诞生。

不只是聊天软件，工作也容易让人成瘾。27岁的推销员张锦涛是他所在公司2014年的销售冠军，入职半年，他卖出了78辆宝马mini，以至于每天1点回家累得倒头就睡。他已经半年没有过任何节假日了，这也是他入职时承诺放弃的。在不到1小时的交谈中，他接了12个电话，叫了10声“大哥”。“阿谀奉承，就跟高俅一样。”他点了一杯美式咖啡，不加糖也不加奶，因为这能刺激自己，不然甜腻的东西会让他下午犯困。他选择用健身和购物来排解压力，最近一次发工资后，他在三里屯10分钟买了1万多元的衣服。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盖瑞·贝克（Gary S. Becker）在2014年年底的《经济学人》上提到了时间、金钱和焦虑的关系，他发现当人们的薪水增加后，会倾向于将更多时间花在工作上。因为闲暇时间变得让人焦虑，所以人们干脆就不休息了。而“焦虑的有闲一族”也随之诞生，工作时间的增加会迫使人们最大化地利用闲暇时间，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纵容自己“快速消费”。

40岁的法学博士金振豹一度过着“雄心勃勃”的生活。在教了7年书又花了4年时间拿到博士学位后，他进入国贸一家大型律所的国际投资业务部门，试图成为一名成功的律师。给合伙人“打了半年工”后，他辞职了，因为“不能掌握自己的时间，也不能发挥自己的专长”。正当他打算去上海开拓自己的律师事务时，被诊断得了淋巴癌。疾病让他开始反思之前连轴转的生活。最终他拒绝了一切治疗，一个人从北京骑行到云南。3个月后回到北京，他开始练习静坐。两年过去了，他的淋巴瘤没有恶化的迹象。在这过程中，他一度陷于生活的压力以至抑郁：无论早睡晚睡，他都会在凌晨三四点钟惊醒，“就像电源一下子被掐断一样”。然而从心理学、医学等角度研究静坐让他摆脱了抑郁的困扰。如今他每天静坐三到四个小时，自然醒来、睡得踏实。他已经把推广静坐当作自己的事业，并着手成立一所静修中心。现在他和家人住在昌平区辛庄镇一个种着薄荷、紫苏和迷迭香的院子里，到那里需要坐到地铁5号线的尽头，转537公交线到终点，再搭一个7块钱的摩的。

忙碌的人们期待能在这个亢奋的时代“定”下来。沃顿商学院毕业的奶牛Denny发现，很多硅谷非常成功的企业家，每天早上起来会禅修冥想10分钟。在朋友的推荐下，2014年2月12日晚上8点，奶牛Denny盘坐在一间位于香港新界乡村的小破院子中。灯光昏暗，礼堂的音响里一个老头在极慢地诵读咒文。“声音厚重却沙哑，尾音拖得异常之长，像说但又没有节奏，像唱但又走音得厉害。”就这么连续10天，他早上4点起床，打坐冥想10个小时。没有手机、电脑、钱包，与世隔绝，他甚至被禁止与同行的11个学员有任何语言、手势或眼神上的交流。10天后，奶牛Denny感知到了鼻尖上的脉搏，开始享受厌恶多年的生姜、香菜和胡萝卜，并“从最根本的层面提高了人在世俗中处理事情的能力”，包括困扰他多年的与母亲的关系。

全世界有158个内观中心，4个位于中国。除此之外，还有大大小小的寺庙可供禅修。27岁的熊猫是北京某心理专科医院的心理治疗师，在医院，熊猫所做的研究和惊恐障碍有关，常遇到有人猝死，对死亡的恐惧让他选择禅修。2014年“五一”，他参加了怀柔朝阳寺的禅修营。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关于死亡体验的活动。一个院子里，30多位禅修者围成一个圈，大家假想都处在一艘将沉的游船上，大家投票，得票最多的3个人上救生艇。每个人只有3张票。熊猫走到队列第一个人面前，两人面面相觑，他无论如何也无法说出“你死了”。结果，前3个人熊猫就把票发完了，甚至没来得及给自己留票。接下来30多个人，他一个一个地去跟对方说“你死了”，最后哭着回来。熊猫旁边的是一个求生欲非常强的男人，过程中一直在算自己的票，最后他得以登艇，和所有人告别。但等到船沉之后，救生艇也随即沉没。“那种感觉就是我们每个人都逃不过死亡，它总会来，可是在死亡面前你能怎么样？”

各个修行流派也可以并行不悖甚至杂糅。57岁的王烁就同时修行了三种流派：她原本修密宗，是益西加措上师“七八万弟子”之一。走在路上她都会“持咒”，念《莲师心咒》或者《文殊心咒》。每周末她还会去修习禅宗，并长期辟谷—这又属于道教，她已经27天没吃饭了。这天早上，她把半个白薯切成丝煮了吃，中午是把火龙果打成水稀状，晚餐也是“喝”了个西红柿。如果除去中途休息的一个月，她已经辟谷将近150天。她感到自己能放下过去的恐惧。以前她必须把灯、电视乃至水龙头都开着才睡得着。修习后有天晚上，她心里忽然响起一种声音：“佛说了，修行为了度众生，把你吓成那样你还度众生呢？”第二天她就把所有灯、电视和水龙头都关掉了。

在心灵领域，科学与宗教的分野并不明晰。2004年，朱彩方从哈佛神学院硕士毕业，他认为传统的禅修太主张出世，于是将宗教和心理学结合起来。他用这种方法，帮助了一个被中国女友催婚的老外“理解中国国情”。他还接待过一位婚姻关系名存实亡的女士，辞职以后天天坐禅念佛，陷入到更孤立的状态中去，这被朱彩方称为“灵性逃避”。

打着身心灵旗号的各种工作坊用不同的方式让人们的情绪得以倾泻。在北京一间别墅中，摄影师王韬和另外200人在激烈的摇滚乐下疯狂地跳舞，发泄，突然，音乐转为舒缓、温暖和伤感，接着一个工作师带领大家回忆童年。在《天空之城》的配乐下，王韬的夫人和其他很多女生开始哭泣、嚎叫。等到一对一忏悔时，王韬负责记录，一个女生边讲边哭，最后哭得背过气去，王韬吓得把记录纸都扔了。这个灵修班6天收费一万八，还仅仅是全部课程的第二阶段。

癌症让40岁的法学博士金振豹反思之前连轴转的生活。拒绝了西医治疗后，他开始练习静坐。现在他住在远离城中心的北京郊区的小院。

但并不是所有的心灵工作坊都值得信任。心理咨询师简里里曾目睹朋友参加过一个工作坊，课程要求学员每个月要给几个人打电话，表达自己的感激，“从心理治疗的角度来讲，这是非常有伤害性的”。在她看来，这类培训能短期内抓住人，接下来参与者要面临巨大的自责、愧疚、悲伤，他是没有办法处理的，“这就好像没有任何消毒器具和麻药，把一个人开肠破肚，让他看到症结，但是他没有办法帮他缝合”。而心理咨询师会在头几次咨询中理解来访者，但不会把症结直接抛出，而是要陪伴建立新的防御和行为模式。

心理咨询师简里里搭建了一个平台，想集合所有优质的心理咨询师。

2013年以来，简里里平均每天会收到40封求助信，想找心理咨询师但没有渠道，另一端，靠谱的心理咨询师却不能被大众看见。一直做零星推荐的简里里决定在2014年把这事做大，她搭建了一个平台“简单心理”，想集合所有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也想向大众科普基本的行业伦理。她的一位合作方2008年去做心理咨询，2个小时花了4000元，至今都不知道是不是上当了。但对心理咨询师的专业性介绍有时会让用户抓狂，“完全看不懂你在讲什么”，远不如一些机构的“我解决你的婚姻关系、跟你老公吵架能搞得定”这类广告简单明了。此外，还有几位投行、咨询界来访者的需求也无法得到满足，对方认为“简单心理”上目前400元-1200元/小时的咨询费太低了，“好像花5块钱在街上买了一个廉价塑料桶的那种感觉，就是不能尊重你的这种劳动”。

小说、影视作品和社交网络用诙谐或浪漫的笔调刻画强迫症、社交恐惧症、精神分裂等心理疾病，但现实远较此残酷，人们对这个领域知之甚少。精神卫生专业博士杨宁波接诊过一个40岁的强迫症患者。聊了10分钟后，病人说想再去敲一下门，杨宁波同意了。又聊了一会儿，病人又想去敲门了，这次是“想确认这个门到底是木头的还是铁的”。不到40分钟的接诊过程，病人敲了四五次门。这酷似《生活大爆炸》的经典桥段，但现实远没有谢尔顿（《生活大爆炸》男主角）可爱—这位来访者患病超过20年，治愈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了，连基本的工作、社交都无法进行。

时代的隐疾也像强迫症一样根深蒂固，治愈之路并非跑道般清晰，先起跑的人有的已经开始怀疑究竟有没有一个目的地。与拖延症斗争了7年后，高地清风宣告成功，但他也在思考：“战拖”的终点在哪里？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对自己满意了？哪怕是停下脚步也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