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峰，1962年生于辽宁阜新。国家一级编剧，北京大学国内访问学者，国际戏剧评论家协会中国分会理事，辽宁省文联委员，辽宁省文化厅艺术指导委员会委员，辽宁省戏剧家协会理事。现在辽宁省艺术研究所从事文艺理论研究、戏剧和影视剧创作。有京剧、评剧、话剧等多部作品，获得全国省、市优秀作品奖。有论文获全国及省级优秀作品奖。

2009年深秋，诗人麦城游历西安。

在中国，有几座城市，已经不再是一个地理概念或行政区划的概念，她们所独具的厚重历史，使她们就像饱经沧桑的贵妇人，处子的清丽和华贵的婚礼、乖张的婚变以及颠沛流离，漫长曲折的故事使她们的生命成为沁色的美玉，呈现出一种特殊的美学意味。历史，从来不是时间的一个指称，历史的深度取决于时代的丰富性，以及后人对于她的体认水平——西安，这座号称十三朝古都的城市，她的漫长历史对中国乃至世界而言，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

西安，是一座历史的城市，文化的城市，政治的城市，诗歌的城市。

秦汉以降，迨至盛唐，西安始终是中国文化的中心城市。举凡汉唐时代名垂青史的诗人们，或生于西安，或死于西安，或流连在西安，总之几乎无不和西安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

在这样一个到处荡漾唐诗波光、宋词薰风的城市里，现代诗人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种尴尬——还有谁敢于在那里卖弄汉语的优美华丽或者清新质朴？

麦城显然很明白西安在文化艺术上的成就，远高于那古老的城墙。他以自己一贯的狡黠和诡异，以自己独特的戏谑风格，在那古老的城墙下面，挖了一个现代性的盗洞——

在西安

——讣告：饿

陕西农业的胃里

没一粒粮食

能喂养我在西安的身影

朱雀大街上

哪一根汉代柱子

来拴我的旅程

沈奇、昌平和魏杰

一早赶赴咸阳

接待他们的

是秦朝末年最后一种观点

秦始皇

这个远近闻名的小老头

躺在《史记》里

最大的一张床上

依旧做着他的

中国最宽阔无比的一个梦

后来，沈奇

在这个小老头的梦的下沿

拿洛阳铲留言

你真牛B

几千年下来

没人敢从你的梦里

盗别的梦

诗的副题是“讣告：饿”，这是别有意趣的副题。乍看似乎很难理解：谁发的讣告？给谁发的讣告？死者是谁？何故而死？麦城给了一个清晰具体的答案，饿。那么，是麦城给饿死的人发的讣告吗？

当然不是！如果这么简单，那么诡异也就不是麦城诗歌的代名词了。诗人尽管一开头就说到了“饥饿”，但饥饿仅仅是麦城惯用的借喻手法，言在此而意在彼，正是麦城诗歌的一贯伎俩。

讣告是宣布死亡的公告，而且向来只属于有地位者的死亡，即无论是在封建等级制社会里，还是作为一种文化的民俗性遗存，普通百姓的死亡是不能发布讣告的。换句话说，“讣告”这一形式，让死亡成为一种重大的体面的事件，它的潜台词和权贵相关。然而在麦城这里，讣告所指涉的主体角色却不是任何人，而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诡异的是，“饿”同时也是一种具体的现象状态。读罢全诗，我们发现讣告所指涉的主体对象非但没有因为“死亡”而进入一种沉寂静穆的状态，它反而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活跃性。讣告宣布的饿，这种反常规的词语组合，使彼此逆向激荡，醒目地昭示了一种重大的、然而也格外滑稽的意义：讣告宣布的不是死亡，而是一种活跃的生理情状，它使饥饿成为一种尖锐的深刻的超越死亡而顽固存在的活体性相。

讣告本应宣告死亡，但这个讣告宣布的却是强烈的生命感觉。

饿，于是超越了死亡，也超越了普通生理范畴，而成为一种诡异的意义指涉。

饿，对应的是饥肠辘辘的感觉，它唤起的总是非常具体真切的生理感受，而且从来都同时伴生相应的心理欲望，即渴望进食，亦即渴望从外界获得能量的补充——如果麦城的“饿”不是普通的饿，那么他究竟渴望补充什么呢？特别是在西安，他渴望补充什么呢？

“陕西农业的胃里 / 没一粒粮食 / 能喂养我在西安的身影”。

虽然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但陕西的昔日荣华早已随着工业化的来临而黯然老去。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她的主体产业就是落后的同义语。陕西当然有相当规模和相当先进的现代工业，但那是新中国成立后，因为三线建设的政策而造就的。和漫长的农耕文明相比，陕西的工业化形象显然还很稚嫩，还不足以作为陕西的地域特色代表。特别是产业分置的不平衡，凸显了黄土高原的地理特征的强悍性。除了西安，陕西大部分地区都可以称之为“农业形象”。

那么，陕西农业的胃里有没有足够的粮食，跟我（诗人）有什么关系呢？

麦城的饥饿，陕西的粮食无法喂养他，其实他的饥饿，根本就和食物无关。

因为陕西的胃，是农业的胃，而不是现代工业或现代商业的胃，所以无法喂养“我”。

这个“我”，表面是诗人的自称，其实代表一个更大的概念，即一个更为广谱的身份，因为别人的胃口里有什么都不能喂养你，只有你自己胃里的食物才对你的饥饿有价值。因此，当麦城说“陕西农业的胃里/没有一粒粮食/能喂养我在西安的身影”时，他实际上是把自己幻化成了“陕西”，他想说的是一种矛盾，即西安的商业性和现代性，跟古老的农业陕西呈现出一种强烈的文化反差。

当“我”在西安时，我不仅是身份指涉，而且还是一个时间指涉：我在的西安，是一个现代西安。

现代的西安，是一个商业性的都市，是一个西化的繁华都市，她和陕西的农业形象截然不同。

也就是说，陕西的农业形象，即陕西所能提供的文化给养，和诗人的主体需求存在一种错位和疏离。

那么，为什么“无法喂养”的不是“我”，而是“我在西安的身影”呢？

这并非只是一种俏皮的说法，“身影”的使用，再次展示了麦城语言风格的独特性，看似随意而俏皮的词语使用，其实是一种刻意的强调：没有“我”的存在，当然就没有我的“身影”，但身影却又不是我，一如我们观看镜像，镜像和身影一样，是一种禅境的魅惑，它和主体既是合一的，又是分离的。如果把“我”确定为一种实在的主体，那么镜像或身影则是一种文化性的存在，一种扩展性的存在。麦城用“身影”一词，再次强调他的这首诗，跟实际的生理饥饿并没有关系，他要在陕西或西安品味的，是一种文化给养。

所以，他进一步反问和自诘：朱雀大街上 / 哪一根汉代柱子 /  来拴我的旅程？

朱雀大街是西安最著名的大街。但是，不借助历史性的解读，朱雀大街的丰富意义就会大大流失。朱雀大街是古都西安（长安）的南大街，亦即皇城南面的大街，所谓南朱雀、北玄武者，它的名称关涉中国的堪舆风水文化，名称背后隐藏的是一种古老的巫术观念，是以上佳的风水来保佑国泰民安的祈福思想。在西安（长安）的光荣历史里，朱雀大街曾是一种令人惊艳的象征，它宽达百步，是历史上全世界最为宽大的街道，四海的朝贡者都将经由这条大街而进入皇城，它是帝国的象征，是无上皇权的象征，是国力鼎盛的象征。

汉唐时代，是长安的全盛时代，也是中国的全盛时代。

现代的西安，是著名的世界性旅游城市，古迹遗存（包括现代人的复古制作）是她的鲜明标志。但是，对麦城来说，西安还有“汉代柱子”吗？那曾经的繁华与强盛，那曾经令世界敬仰的文明，是否已经灰飞烟灭？民族记忆中的历史，是否早已成了一种光荣的传说？现代的西安，不再是古老的长安了，而长安的衰落，绝不仅仅是时间的涤荡，她的光荣与衰败，内蕴着格外值得反思的文化原因——封建王权的专制性，体现为一种历史性的吊诡：专制越强悍，行政越有效;行政越有效，则衰败越迅疾，代价越惨重。

中华帝国的光荣历史，让麦城感慨，所以他想到了“汉代柱子”。

中华帝国的悲惨历史，让麦城疑惑，所以他问“哪一根汉代柱子 / 来拴我的旅程”？

这一问，突出了诗人的现代性立场——和历史上无数的复古者不同，更和当下的复古热潮相反，农耕文明的陕西（代表古老中国）不是他的文化皈依，历史上的光荣反而是一种对比性的诘问：如果我们的文化和制度没有根本缺陷，那全盛的伟大时代何以而竟终结？

麦城用下面的诗句，以戏谑的风格，给出了惊心动魄的回答——

沈奇、昌平和魏杰

一早赶赴咸阳

接待他们的

是秦朝末年最后一种观点

沈奇是西安的诗人和评论家，昌平则是一位小说家，他们是麦城的好友。麦城直接把他们写进诗里，是他近年来写作的一个特点，这似乎不太符合新诗的传统，因为这些名字，对不熟悉他们的普通读者来说，显然有些突兀，是一些陌生的符号。其实这并不新鲜，汉唐的诗人们就这样做过。“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汪伦就是当时大多数读者不熟悉的名字。不过，这里其实还是有意义上的一些区别。李白的这首诗，是直接赠给汪伦的，而且李白的多数诗作，写作的当时并非公共印刷物，自我性私密性是古代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特色，而现代诗歌的创作，基本上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对象定位，因此，麦城这样写并非袭用传统，他把朋友们的名字直接写进诗中，等于在表达一种权力，即他乐于彰显他的友谊。

这样做，可能隐藏着特定的私密性指涉，也可能只是为了凸显作品的戏谑娱乐特征。

对这首诗而言，重要的不是麦城把谁写进了作品里，而是这一节的最后一句：接待他们的/是秦朝末年最后一种观点。

我在以前写的评论中说过，把抽象概念拟人化、情节化、戏剧化，或者把具象内容抽象化，正是麦城诗歌语言的一个重要特色，而这也正是一种诗歌思维，即以反常的语言建构独特的意境。本来抽象的“观点”，现在却可以接待人了，“观点”立刻获得了拟人化的活力。

但接待那几个人的，是什么“观点”呢？

秦朝末年的最后一种观点。

这是什么意思？

咸阳既是诸侯秦国的封藩都城，也是秦帝国的发祥地，更是大秦帝国的首都，现在则是西安的国际机场所在地。那几个人为什么一早赶赴咸阳？有可能去咸阳国际机场接麦城的航班，或者去那里搭乘航班，但更可能是去咸阳“朝拜”秦始皇陵墓。是什么力量和诱惑驱动着他们？他们又在咸阳遇到了什么？——秦朝末年的最后一种观点！

秦朝末年是动荡的岁月，秦帝国的专制暴政走到了尽头，暴乱和起义，即推翻暴秦，打出一片新天地，破坏旧秩序建立新秩序，成为那个时代最为流行最为重要的“观点”。

看破了这个切口，沈奇和昌平的人名立刻丧失了具体指涉意义，而成为一种明确的“时间”象征，今天的人被两千多年前的秦朝观点接待，历史和现实瞬间奇妙对接出火花，让我们领悟到麦城真正的隐喻——传统文化是一种超稳定的存在，而新秩序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不过是权力等级的重新分化与配置，历史有时是一种同质循环，而不是一种结构性的革命与更新。

任何王朝末年的最后一种观点，肯定都是革命的观点。

问题是，接待21世纪的沈奇昌平们的观点，却还是秦朝末年的观点！

因此，这种革命，实质上已经不是革命了，而是一种低级重复，漫长的历史和现实的穿越，愈发凸显成一种悲凉的滑稽！

为了让读者更确切地理解自己的隐喻，诗人继续写道：

秦始皇

这个远近闻名的小老头

躺在《史记》里

最大的一张床上

依旧做着他的

中国最宽阔无比的一个梦

秦始皇的传记，在《史记》的“帝王本纪”中。在封建官本位的社会里，帝王是至高无上的，他们在史书中也尊享着最高等级的待遇，所以麦城说秦始皇躺在《史记》“最大的一张床上”。秦始皇是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创始人，他把诸侯列国的分封制改为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长久延续，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尽管秦至二世而亡，但秦始皇所创建的国家政体模式，却被其后的所有王朝承袭沿用。秦始皇当年的梦想，就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幅员辽阔的伟大帝国，而事实上，秦帝国也的确是当年全世界幅员最辽阔的帝国，所以麦城说秦始皇做的是“中国最宽阔无比的一个梦”。

但是且慢——秦始皇不是死了吗？他不是已经进入《史记》的帝王本纪里、成为一个逝去的人物吗？他怎么还能“躺在《史记》里”，“依旧做着他的 / 中国最宽阔无比的一个梦”呢？

这正是麦城的诡异和狡黠，也正是我喜欢他的深刻处。

作为活体的帝王，秦始皇确实早死了。然而，作为秦帝国的创建者，他的大一统思想、王权至上观念、专制主义行政风格却从来未曾死去，甚至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有人继续做着这样的迷梦！

就中国的政治思想史和制度史而言，秦始皇是一个鲜明的标志，是一个分水岭。他不但终结了上古的诸侯分封制度，而且终结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政治伦理，开创了以暴力确立统治权、家传天下的新时代。

当民主政治让位于强权政治时，它必然会带来社会的极端化——大多数人的梦想和自由会受到最大限度的压制，而少数人的梦想和自由则会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和刺激。尧舜时代，天子真是人民的公仆，是“以一人而奉天下”;秦始皇之后，人民是天子的奴仆，是“以天下而奉一人”。

长久的封建专制会造成什么恶果呢？

那就是原本英雄迭出、意气风发、活力四射的伟大民族，会在强权的严密压制下，逐渐变成一个唯长官马首是瞻、谄媚风行、道德虚伪、小人得志的卑劣民族。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以后，西洋列强给中国所造成的亡国灭种的惨重悲剧，使国民普遍愚昧的专制制度，恰恰是最重要的内因。所以，麦城写道：

后来，沈奇

在这个小老头的梦的下沿

拿洛阳铲留言

你真牛B

几千年下来

没人敢从你的梦里

盗别的梦

洛阳铲是盗墓工具。说沈奇用洛阳铲，是麦城惯用的戏谑风格，而不是真说沈奇参与过盗墓。一如我前面所说的，这里的具体人名已经不再是通常的含义了，它指的是一种“时间”代码。当年项羽和刘邦看见秦始皇出巡的辉煌规模，刘邦艳羡说，大丈夫当如是也。项羽则立刻说，彼可取而代之也。这两个推翻暴秦的最重要人物显然具有惊世骇俗的英雄豪情。但是到了今天，到了“沈奇”们（即我们）的时代，我们只能躲在秦始皇的梦的下沿，用洛阳铲来干盗墓的勾当了。伟大的英雄情怀已经蜕变为卑贱的蝇营狗苟，意气风发的英雄主义已经被鼠目寸光的功利主义取而代之！

以是，“几千年下来 / 没人敢从你的梦里 / 盗别的梦”。

秦始皇所代表的封建极权专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内核！

两千多年的王朝更替与时代迭荡，其实都是在重复秦始皇的那个梦而已！

麦城的这首诗，是对历史的一次戏谑。这不是娱乐的戏谑，而是悲凉的戏谑、辛酸的戏谑、沉重的戏谑！

责任编辑 陈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