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认知语言学逐步发展成熟，隐喻理论成为其最重要的理论之一。《蛙》是一部高度隐喻的作品。本文试图在认知隐喻视域下，从认知隐喻的本质、结构、分类等方面对《蛙》的文本进行不同程度的研究。本文是抛砖引玉之作，以期今后可以更多更好地利用认知隐喻理论剖析文学作品的主题和内涵。

关键词：认知语言学 隐喻 《蛙》

一、认知隐喻与文学

以Aristotle为代表的传统修辞学认为，隐喻是一种常见的辞格，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将隐喻与明喻、借喻统称为“三级譬喻”。20世纪下半叶，认知语言学逐步发展成熟，其中认知语义学和认知语法学两大研究领域相对完备，而在认知语义学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即为概念隐喻理论。该理论在Lakoff与Johnson合著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得以具体阐述。隐喻是我们概念化世界的一种有力的认知工具。认知语言学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人类的范畴、概念、推理和心智是基于身体经验形成的，它们主要依赖于对身体部位、空间关系、力量运动等的感知而逐步形成。Lakoff认为，隐喻的映射有所不同，有些是普遍性的，有些是范围较广的，有些则是带有文化特色的。而这种文化的概念，会因为作者自身的经历而受到影响，形成其相应的观念，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作者在文本中的表达。所以，如果能借鉴认知语言学的方法，结合对文学文本的分析，探究文学隐喻的特征，无论是对于理解具体的文学文本，还是对语言学学科的开拓，都是具有很大的意义。

二、《蛙》与认知隐喻

莫言的作品《蛙》被认为是其获得诺奖的主要依据之一。《蛙》以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为背景，讲述了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与莫言以往小说更注重历史幻想色彩不同的是，《蛙》更接近历史现实的书写，它主要讲述的是乡村医生“姑姑”的一生，以及东北乡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60年间发生的一系列传奇故事。

（一）认知隐喻解读下的“姑姑”这一形象

“姑姑”是根正苗红的妇产科大夫，在乡村推行新法接生，用新法接生了一个又一个婴儿。可后来由于计划生育的实施，“丧生”于“姑姑”之手的未及出世的婴儿也遍布高密东北乡。姑姑一面行医，一面带领着自己的徒弟们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让已经生育的男人结扎，让已经生育的怀孕妇女流产，成了“姑姑”的两件大事。

被誉为“中国魔幻现实主义作品”的《蛙》，其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典型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全部使用隐喻的表现手法。人物形象方面，第一，“姑姑”作为主角是作者首要刻画的人物，“姑姑”是作者着力塑造的隐喻映射的原域，其目标域是新中国所有妇产工作者。在《蛙》中，“姑姑”这一形象具有深刻的隐喻特性及理性辨析的成分。一方面，她是女性也是政治化人物。她既具备女性本身所具备的身份及特征，而且承载历史与命运的多舛对女性的磨砺，也不枉忠诚之思想及情操的坚守。另一方面，她非女性而是历史符码，是命定文化的承载体，是历史与文化意蕴的解码器。她的存在诠释着一段历史、一种信念。对于后者，莫言始终缠绕着历史理性的思考及阐释，而这又是几十年来在人们心灵上烙下的最深刻的历史记忆。

《蛙》从事着女性角色转换的历史书写，既是“姑姑”的生命史，也是其伴随现实社会演进而展示其性格变化的历史；既是一部英雄史，又是一部苦难史，同时也是一部书写人性蜕变及善恶转换的历史。“姑姑”最爱听初生儿的哭声，当她把婴儿从孕妇的产道中拖出，一切阶级观念都化为乌有。“姑姑”之所以惧怕青蛙，意在作为一位计划生育的执行者却又对生育与繁衍有所敬畏。职业操守使得她将自身的母性藏匿，但这种畏惧亦隐喻其身为女人而本应有的一种情愫。《蛙》中的“姑姑”是贯穿小说的女主人公，也是唯一的一位主人公，所以作者在塑造这一形象时虽从性别视角出发，但逐渐使其脱离了自身的性别特质，并将其定位在了一个“双性别”的人物形象上，最终落脚点是将其升华为一个兼具历史和时代意义的，极富人性光辉的形象。

（二）小说的内容及主题隐喻

文中大大小小的人物命名均隐喻其性格和命运，隐喻映射村民们的取名特点是本书对于人物的第二个隐喻。在第一封书信的开头，作者就点名他生活的地方“有一个古老的风气，生下孩子，好以身体部位人体器官命名……如陈鼻、赵眼、吴大肠、孙肩。书中只有极少数家庭的孩子是拥有优雅而别致的名字的，如王仁美、王小凋。作者这样取名绝非随意，其中包含着深层次的隐喻。隐喻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可以给人以更深含义的启示。在读完小说细细品味之时，我们不难发现，那些以器官命名的人中的大多数有着这样那样的人性缺陷，如，只关心老同学手中的高档香烟的陈鼻，没心没肝的王肝。这些器官名要映射的其实是人们在人性方面的缺失。有所不同的一个人是“姑姑”，她的名字叫万心。隐喻的映射过程有放射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因此，万心所要映射的目标域也许是赞许姑姑接生大量婴儿的慈善之举，也可能是批判姑姑在强制人流工作执行时的万恶行为。

在文章主题上，《蛙》的全篇都在讲一个关于生殖和繁衍的故事。小说题为《蛙》，谐音“娃”，象征孩子；谐音“哇”，象征孩子出生时的哭声；谐音“娲”，象征传说中人类的祖先女娲。作者用青蛙这一意象隐喻生命繁衍。“娃”是人之婴幼时的称谓；“娲”作为原始意象是对人类之途的历史解读及文化阐释；“蛙”是与人为伴的生物体，蝌蚪从其形体形态到游历状态也与生命个体的最原初形态相似。或者小说直接是进行比附：女娲造人，蛙是多子的象征。蛙是咱们高密东北乡的图腾，故《蛙》中处处见蛙，故事的讲述者笔名为蝌蚪，县文联内部刊物名为《蛙鸣》，后来我的小学同学袁腮创建了一个以牛蛙养殖为幌子的代孕中心。“姑姑”退休的那个晚上遭到成千上万的青蛙的包围袭击，被青蛙撕扯得赤身裸体。这似乎是被姑姑毁灭的成型及未成型的生命体。蛙之于娃的抗争是其渴望生存的呐喊。莫言还赋予了蛙多重含义：蛙腹多产，一夜间便可产出成群的蝌蚪；而蛙的原始意象意在生殖崇拜；蛙与娲同音、蛙与娃谐音，提到蛙人们很容易联想到孩子，因而蝌蚪说自己的话剧既可以是《蛙》、《娲》又或者《娃》。所以，蛙不仅显其生物实体，又借指生育繁衍，更深一层含义是借小狮子——蝌蚪的第二任妻子之口说出：人类的始祖是一只大母蛙。说明人类就是由蛙进化而来的。这种超现实的畅想及性属特征亦在诠释着一个崇尚生育的民族伦理与现实境遇间如何契合。

另外，《蛙》在故事情节上，讲述“计划生育”前后发生的一些曲折离奇的大事小情，用隐喻的方式和魔幻的语言揭示了丑陋残酷的现实，如此“虚实结合”地映射到读者的认知中，属“认知关联理论”的隐喻阐述；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上，虚构的“高密东北乡”象征了整个中国农村，“东北乡”即是一个容器隐喻，在此特定容器内发生的特殊故事，属典型的空间隐喻。

三、结语

隐喻是无处不在的，它不仅在语言的使用中充当重要角色，在认知视阈中隐喻也是最重要的概念之一。隐喻在文学作品中出现的频率较日常言语会话高出很多，这不仅因为隐喻是一种辞格，更是因为在文学作品中，隐喻是由作家的认知这一原域映射到作品中，再从作品映射到读者的认知域，最终被读者接受。莫言曾说：“直面社会敏感问题是我写作以来的一贯坚持。”计划生育政策虽不是一个特别敏感的话题，但作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背景，我们可以在类似题材中找到深刻的历史痕迹和深沉的人性色彩。文学的本质还是要关注人的问题，关注人的痛苦和人的命运。我们研究的认知隐喻实际是透过隐喻看历史和人性。敏感的问题总是可以集中地表现出人性，所以作家选择书写女性形象在特定背景下的传奇人生，是非常具有历史和时代意义的。

参考文献：

[1]王天枝，韩叶.《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的隐喻综述[J].赤峰学院学报，2011，（12）.

[2]张佩.隐喻的生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莫言.蛙[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

[4]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5]王文斌.隐喻的认知构建与解读[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6]李福印.认知语言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毛晶晶 辽宁大连 大连外国语大学 116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