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民　马征　彭青

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的重大论断，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特征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何以能富有蓬勃生机和发展前景的关键缘由的科学回答。从发生学的维度对这一重大论断生成和发展的历史和逻辑进行初步梳理，阐明其是如何生成和为何发生的构境。概而言之，从理论理性到实践理性，即从隐性到显性，是判据生发的内驱力；从并行结构到层次结构，即从意指转向能指，是判据布展的外驱力；理论语境与现实情境相结合是判据的基本要求。

关键词：发生学；党的领导；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849 文章编号：1671-6248（2015）04-0083-07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人大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时首提“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重大论断不久，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构建依法治国的宏大蓝图时再次重申了这一重大论断。毋庸置疑，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这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为什么要突出“最”呢？党的领导和其他本质的特征在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结构体系中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并列的抑或层次的）？正确认识这些问题对我们更好地认识和坚持党的领导地位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拟从发生学的视域对此进行考察。从发生学的维度，我们主要探究这一论断是如何生成和发生的。如果透析这一论断的生成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党的领导在社会主义特征结构中所处地位的流变呈现出两个显著特点：从隐性转向显性，即从理论理性转向实践理性；从并行关系转向层次关系，即从意指转向能指。前者是随着对社会主义特征认识的不断深化而发生的，后者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深入而产生的。

一、理论理性到实践理性：论断生成的内驱力

在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和社会主义观演变的历史沿革中，把党的领导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观念是渐进生成的，经历了从理论理性到实践理性的过程。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原初文献中，对未来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尤其是东方社会如果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征，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和设计，具有浓厚的理论理性色彩。即使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描述，也主要是基于个人消费品分配的特定视域来解析的。之所以如此，不仅在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有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历和机会，也在于对社会主义社会特征的预见是建立在他们所处时代资本主义弊端和主要矛盾的基础上，在于有时候与论敌进行论战时不得不强调的一些重点，更在于他们不想把通过理论逻辑和思维逻辑而推演出来的未来社会所具有一般意义的基本特征，固化为所有将来走向社会主义的国家或民族都必须贴上的标签。暂不提理论界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理解的差异性，即使从共识特征来说，也不过是后来者人为建构的结果罢了。不过，在消灭一切阶级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通过党的领导形式）的观点已基本蕴含了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标志。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第一个典型理论——列宁主义付诸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后，理论理性才渐次让位于实践理性，不过此时的实践理性依然是不完善、依附于理论理性的。其间针对当时苏维埃面对的巨大挑战和严峻考验——不仅面临着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围追堵截，面临着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后遗症的不断显现在国内出现的对党的不满、责难、攻击的情绪或思潮的蔓延，而且面临着在党内一些共产党人对党执政地位的怀疑以及对党领导事业前途的悲观失望的气氛有所抬头等情境，列宁自觉地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他强调：“从原则上说，对于应该有共产党的领导这一点，我们不能有任何怀疑。”[1]到斯大林时期，伴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社会主义特征体系的内容更加丰富，实践理性更加凸显。但是，不得不承认，对社会主义特征体系的认识存在“附加”的缺陷，这主要表现在体现其社会主义观的斯大林模式中。此时，党的领导被正式纳入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不过，这种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认识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观所体现出来的作为社会主义内在属性的党的领导却具有更复杂的意旨。其中最让人诟病的是民主集中制被破坏的党的领导为个人迷信、崇拜和专制开辟了通道，其他社会主义的特征被遮蔽起来乃至成为党的领导的附属品。更具悲剧的是，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不仅以历史脱衣舞的方式虚无了党的领导地位、消解了党的领导在社会主义特征体系中极端重要的作用，而且用“民主”、“人道”等高度抽象化、伦理化的内容悬置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最终使苏联社会主义大厦根基被掏空，酿造了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惨剧。

在中国，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特征体系的认识不仅是渐进式的，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进程相同步，而且是与对党情、世情、国情的判断紧密关联，与中华民族面临的历史任务相辅佐。从整体上来说，实践理性逐渐回归并重占主导地位。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方面继承了前苏联对两者关系的正确认识，把党作为“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明确了党的领导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在其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与阶级斗争为纲的氛围相伴随的是党的领导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体系中被置于首位，虽然表面上突出了党的领导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实际上对党的领导认识上的失误以及对社会主义特征认识的偏差加之导致的严重后果，却使两者关系呈现巨大的张力，削弱了党的领导在特征体系中的地位。这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一再强调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原因。邓小平对两者关系的认识既是基于其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社会主义观的解构和重构，也是基于其对党的领导“何以是”、“何以能”重新考量的过程而生成的，还是“最本质”论断直接的理论渊源。尤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征体系已基本形成。这个特征体系既是对未来要建成的社会主义特质的高度概括，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属性的整体性规定。一方面，如果比照以往对社会主义特征的表述，邓小平关于特征体系的思想更突出中国的实际，突出了走自己路的特色，从而理论理性色彩在减小，实践理性的意味更浓。对党的领导在特征体系中的地位判据不是仅仅基于理论逻辑推理和思辨，而是通过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此问题经验教训的总结，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这也是邓小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喻为“新型社会主义”的原因所在。另一方面，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强调发展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对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极端重要性，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等重大命题，也从历史维度、主体性视角强调党的领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目标实现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地位，比如“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必然四分五裂，一事无成”等。 同时，他还强调“在四个坚持中，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条不低于其他三条”，马克思的“理论最实质的一条就是无产阶级专政”[2]，即无产阶级专政是巩固社会主义和抵制资本主义进攻的最根本条件，也就是说，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成为社会主义的实质性要件。表面上看，似乎党的领导和其他特征体系同等重要，但如果结合语用学细致分析这些话语的语境、语义，党的领导依然在特征体系中处于先决性的地位。当然，邓小平所讲党的领导的内涵和以前有很大区别，已不是具体、琐碎、无所不包的领导，而主要是政治、思想、组织的领导；他所讲党的领导的先决性地位虽然语义上等同于现在提出的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但也只是寓意中的，是隐性的。

从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不断创新——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为标志，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创新，对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观以及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征体系之间关系的认识和把握越来越深刻，更具有时代性和实践理性。一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界定不仅继承了以往对社会主义特征科学、合理的内涵，又融汇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历史方位、基本国情更科学的认识成果，与时俱进地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体系新的内容，诸如社会和谐、共同富裕等。另一方面，对党的领导的认识进一步提升，不仅涉及党的性质、党的领导的方式、方法、原则和要求，也涉及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增强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理念、路径等。两者之间愈来愈呈正相关的关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得越清楚，党的领导在特征体系中的位置越凸显；对党的领导把握得越正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在现实中就体现得越来越清晰。江泽民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在党希望也在党”的观点和胡锦涛指出的“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的观点，则是那时对党的领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判断。但是，有一点要注意，党的领导地位在特征体系结构中越是彰显，党在领导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特别是领导干部群体）如果不能被民众理性认知的话，就越会成为消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他特征的利剑。譬如，这些年贪污腐败滋生蔓延是事实，是多种因素引发的。客观公正地讲，无视党领导人民在建设中所取得巨大成就，而把一些问题的缘由都简单地归咎于党的性质、宗旨的异变，乃至怀疑党执政合法性和领导地位的确是大错特错的。但在现实中，这种非理性的思维甚至是故意牵强附会的联系却是严重存在的。这也是这一时期我们屡次强调正确认识党的领导地位的重要原因。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谈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还是理论体系，党的领导都摆在前置语境中，突出了党的领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核心地位，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重大引领作用。此时，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的论断已呼之欲出。

而中国梦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与其内容体系的不断丰富，则是党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进一步结合且侧重于实践理性的产物，预示着对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两者关系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水平，对党的领导在特征体系中地位的认识作出了新判断：第一，以党的十八大为新起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新的历史特点”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总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3]、市场决定性作用论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第二，对党的领导认识更全面、更系统化，提出了依法治党的新思维、从严治党的新举措，进一步强调了“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第三，在两者关系上，明确提出了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的新表述，鲜明突出了党的领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征体系中独一无二的地位和作用。这一重大论断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社会主义观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实践洞察的结果，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历程中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

二、并行转向层次：论断确立的外驱力

我们谈及的社会主义基本特征，诸如公有制、按劳分配、人民民主等，往往是从一般性意义上来说的，意即社会主义这一客体所具有的共同特性。而且这里的社会主义有时是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必然性结果出现的，是以资本主义已经得到比较充分发展且矛盾不可调和为条件的。有时又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特征的对立面出现的，是与“恶”的资本主义相对立的“善”社会的理想化观念为逻辑的。前者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后者是基于人本学说的视域。但无论是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想、运动、思潮还是制度设计，其原初的特征无外乎指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其中任何一方面都是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已存阶级社会形态的必要条件，在特征体系中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平行关系。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政党执政或党的领导和其他特征是同等重要的，是一种意指意义上的平行关系。然而，现实中社会主义实践的条件与原初的预设大相径庭，即使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也没有对俄国、印度这些国家的革命成功后具有什么样特性作出比较明晰的表述。那么，现实中自谓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应该具有哪些特性才能无愧于真正的社会主义称号呢？这就要求我们不能仅仅从一般意义上的共有特征去判断，而需要结合具体国家的具体情况作出具体分析，也就是要从特有特性为基本立足点，否则就会在矛盾冲突中失去自信。就越南这一典型例证而言，越南共产党认为越南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期阶段，也就相当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那么，凭什么说越南是社会主义国家呢？在各国社会主义实践中，面对的条件是千差万别的、面临的问题也是不同的，走法也是各具特色的，因而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性是有差异的，不同时期强调的重点也是有区别的。虽然一般来说，如果没有特定情势的出现，各特征之间通过实践的环节相互作用、相互促成，特征体系内部呈现一种相对稳定的平衡结构。但是，在社会主义初期或发展的某一阶段出现了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稳定状态就会被打破，其中某一特征就会显示出在体系中的极端重要性。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致思路时，虽然突出了生产力高度发展这一特征的重要作用，但未忽视其语境中的前置话语——“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其意指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特征在社会主义特征体系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样，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以及对党的领导在其中地位的评判也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既要避免以自我意识为中心的“朴素的僭越”，也要摒弃无视中国社会主义的特殊性和实践，抽象化地、空洞地、教条地拿理想化的社会主义特性衡量、评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征体系是否科学的观念。只有实现从“应当”和“是”的思维逻辑转向统一于“实践—现实”的环节，从一般性视域转向特殊性视域，把党的领导在特征体系的地位放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维度来审视，即从意指转向能指，才能对此作出符合事实与逻辑的解释。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征体系发展历程来看，党的领导和其他特征的关系由并行与层次并存的关系结构逐渐演化为层次结构，即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其他特征得以实现的根本性条件。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对党的领导在特征体系中地位的认识是以前提性和预设性的逻辑思维显现出来的：前提性是指党的领导是其他特征得以体现的条件，其逻辑侧重于价值判断。比如，他所强调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这一论断就是很好的注解。一般来说，中国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生产力的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巩固、按劳分配的坚守、人民民主的扩大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征紧密相关的关键点。而这些关键点能否真正得以解决，都是以党的正确、科学领导为先决性条件的。如果再仔细分析他对党的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精神，也可以解蔽出以上的说法。在讲话中，他把党的领导制度的改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统一于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把党的领导制度的改革价值旨趣归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是以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相比较而言的基本特征为标尺的。预设性是指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生死存亡是息息相关的，其是其他特征得以实现的关键，其逻辑侧重于事实判断。这个事实既是历史时期已经发生的事实，也是虽未完全产生却能产生而且即将产生的事实。恰如他所说：“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这个道理已经得到证明，将来还会得到证明。”[2]如果前提性是应然式“应当”的暗指的话，那么预设性就是实然性“是”的明指。在一定情形下，“应当”和“是”的观念就会被一起表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20世纪末至90年代初特殊的背景下表现得最为明显），这往往表现为党的领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征体系中所处的首要地位被着重突出；但整体来说，此时两者之间的关系既呈一种并行关系（这表现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内在联系上），又呈一种层次性关系（这表现在特定情势下对党的领导地位的侧重强调）。

在此基础上，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通过对苏东剧变原因的持续深刻反思，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鲜经验的概括总结，对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的清醒判断，进一步明晰并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征体系的范畴、内容，从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高度把对党的领导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阶段。其中最具标志性意义的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因为它科学地回答了在迈向新世纪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么样建党”这一重大理论问题。此时，党的领导和其他特征之间的关系开始以层次性的结构呈现。其主要表现为从不稳定的“一字型”结构转化为相对稳定的“金字塔型”结构。到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时期，两者关系的层次性结构则更明显。在面对如何破解“怎么样发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这一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时，通过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建设、纯洁性建设为主线的党的建设，提高党的领导的科学化水平被作为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特别是这一时期“八大阶段性特征”、“四大危险”、“三个前所未有”、“两个务必”、和谐社会等论断的提出，不仅表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征体系的认识更全面，对党的领导的认识更系统，而且更表明有理论自觉、实践自信的共产党的确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社会和谐的领导核心。恰如胡锦涛所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党。”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审视和判断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发展大势，深刻认识世界政党变迁的基础上，对党的领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地位定位得更明确。他强调：“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关键在党。”而“关键在党，就要确保党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3]。新的历史特点以及党所肩负的艰巨任务是新一届领导集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征层次化的主要依据。择其扼要，主要涉及：

第一，最为关键的十年。这是指如果从时间维度结合事件维度来说，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期恰逢21世纪头20年重要战略机遇期中至关紧要的后半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期、“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和“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的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这一时期是“两个百年”战略构想能否真正实现的重要阶段，脱离、削弱党的领导，暂不说是不是会陷入邓小平所说的各自为政、全面内战，起码会陷入无休止的主义之争，好不容易形成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会葬送，我们战略目标的实现就会因失去主心骨而落空。

第二，外部环境的不确定因素固存。这主要是指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越来越具有吸引力，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依然以意识形态划线或者固守冷战思维，不断在主权、人权、民主等领域挑起纷争，不断通过各种掩耳盗铃的手法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尤其是政党制度），妄图以惯常的西化、分化的手段在中国推动所谓颜色革命，颠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过他们忘了或者故意失忆，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政党制度，关键在于这个政党能否解决这个国家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一个民族选择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与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特色不是不无关系的。习近平在《不能要求不同国家都采用同一种发展模式》一文中说：“‘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 一个国家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正像我们不能要求所有花朵都变成紫罗兰这一种花，我们也不能要求有着不同文化传统、历史遭遇、现实国情的国家都采用同一种发展模式。”他们可能忘了，当20世纪50年代美国前国务卿艾奇逊曾经预言谁也无法解决中国问题时，当20世纪90年代“福山”们集体唱衰社会主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挽歌时，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励精图治、发愤图强、改革创新，不断取得为世人所惊叹、羡慕的伟大成就。如果同实行多党制下的印度相比较，新中国建立之初的起点比它低，面对的国际环境更严峻，但是现在呢？如果同那些颜色革命后的国家或地区的情况看，特别是那些发展中国家，失去了强有力政党的支持和保障，又有几个国泰民安、和谐稳定呢？因而无论是从历史和现实情境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治理体系不是自封的，而是历经实践并被实践所证明是正确的。这些年中国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事实，无不昭示着一条道理：没有党的正确领导，中国梦就是南柯一梦、黄粱美梦。

第三，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思潮。不容否认的是，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的确遇到了众多难题，也出现了很多问题，甚至一些问题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一点从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的报告行文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对这些问题、难题该怎么办？改革是基本共识，但怎么改呢？在纷杂的方案设计中，宪政主义的呼声顿起，这也成为国内理论思想界争鸣的热点问题。在特定的历史政治文化背景下，宪政主义本来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但是如果无视其产生的土壤和环境，把宪政贴个“好东西”的标签，简单地把其照搬、照抄，生硬地移植于中国，以为有了宪政就可以解决中国存在的所有问题，这不仅在认识论上违背了事物存在多样性的原则，在方法论上也有悖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要求。更重要的是，不能打着学术争鸣无禁区的旗号，利用宪政概念的复杂性和模糊性，以所谓的问题意识为幌子，片面攻讦中国在政治体制方面存在的一些弊端，把实行宪政主义作为救世良方或普适价值，把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很多民众既对宪政主义缺乏一定的理解，又不能理性、客观地看待党在领导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加之一些持宪政观者利用美妙的说辞和美景的许诺，很容易混淆视听、混乱思想，引起民众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误解和不信任，因而危害很大。在这一点上，一些人鼓吹与呼吁的宪政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处，其核心要害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其最根本的就是要取消党的领导，实行所谓好似能包治百病的莫里逊氏丸——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在这种情况下，旗帜鲜明地进行理论斗争无疑是必要的紧迫的。更重要的是必须以法理的形式明白无误地表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不能丝毫动摇的基本原则。习近平为此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中专门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四，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迫在眉睫。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要解决的问题千头万绪，而贯穿其中的一条红线当属怎样通过推进党的建设切实提高党的领导能力。这不仅是因为党的领导能力高低会决定治党、治国、治军的成效如何，会左右中国梦实现的深度、广度、程度，也会使党执政的正当性、合法性受到质疑，更会影响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因而，习近平多次高度地申明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的重要性。他指出：“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并不是自然而然就能长期保持下去的，不管党、不抓党就有可能出问题甚至出大问题，结果不只是党的事业不能成功，还有亡党亡国的危险。”他认为，党的领导搞的越好，党的形象和威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就会越高，他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讲：“不仅直接关系党的命运，而且直接关系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民族的命运。”

历史和事实一再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开善于学习、勇于创新、立志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高度理论、道路、制度自信和自觉的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人民过上幸福美满生活之梦、国家繁荣富强之梦、民族振兴之梦就会成为水中花、镜中月。

三、理论语境和现实情境的结合：认识判据的基本要求

在逻辑结构、实践环节的释析之外，存留的主要问题是，党的领导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为什么与包括经济基础内容在内的其他特征相比照会是“最本质”的呢？是不是其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言及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间的关系呢？这需要从理论语境和现实情景相结合的维度进行分析。

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他们就一直反对把他们的学说固化为所谓的“经济决定论”。恩格斯在致约瑟夫·布洛赫以及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信中对此作过明确的解释、说明。其内涵大致如下：第一，他认为因为反驳论敌时他们不得不强调被论敌否认的主要原则，而且不是始终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第二，他既明确反对把经济因素作为历史进程中唯一决定性的因素，承认上层建筑也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形式的因素，同时又指明在特定历史时期和情境下，上层建筑甚至会对历史进程起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可能还是首先起作用[4]。第三，他言及的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主要体现在“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4]。第四，经济状况并不会自动发生作用，必须结合环境和现有的现实关系等条件。第五，他指出，这一原理的实际运用，只要“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那情况就不同了”。“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简单的一次方程更容易。”[4]第六，它们之间的关系只有在相互联系中，也只能在相互作用中才可以得到正确的理解。

如果从以上涵义去理解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一论断，理论与现实间的断裂和冲突就不会显得突兀：第一，在与上层建筑相关的特征中，政党因素对一个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高度正相关，这已被现代政党发展史所明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性所在看，无论是道路、理论、制度的建构和实践以及成效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第二，纵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波澜壮阔的历程，党的领导是否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都直接关系到改革开放的成败，关系到经济发展的状况和民众的幸福程度，关系到中国所面临的历史任务和问题能否得到妥善、合理的解决，这是基本的经验教训。第三，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不断深入进行的关键期，面对各种企图消解、取消、否定党的领导地位，故意抹黑、丑化、歪曲党的历史的思潮，有必要也必须作出强有力的回应，就如习近平所说，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突出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首要作用就无可厚非了。

不过，无论如何都不能把论断理解为“唯意志论”或“以党治国”的翻版。我们既要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必然性出发探讨这一论断，也要从局部因素和偶然因素来分析。前者意味着要从经济必然性的视域看到党的领导地位归根究底是由中国的经济关系决定的，离开这一点看问题，党和社会主义就失去存在的前提和条件，这也是党把经济社会科学发展问题作为中心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后者意味着要从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中国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党面临各种考验和危险等特定情势下剖析论断的价值旨趣。脱离特定的环境、条件，脱离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基本国情，只是从逻辑结构上评析论断，无疑会把党的领导绝对化、神圣化，好像只要有了党，社会主义大厦就会自然而然建成。只有纳入整体特征体系中且在与其他特性的历史和现实关系中才能把握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的蕴意。

四、结语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既不是超验的、悬思妙想的一厢情愿的主观意志或自我证明，也不是绝对的、永恒的、普适性的规律，而是对党执政的正当性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领导核心地位历史的、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总结，更是对当下解决中国问题、实现中国梦所面对的主要矛盾的节点之关键问题自信的、自觉的、清醒的回答。一言蔽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中国梦梦想成真的蓝图和美景。

参考文献：

[1] 列宁.列宁全集：第 39 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交出版社，2014.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