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东方大都市，西汉长安的规划与建设出现了新的迹象，在某种意义上继承并实现了秦始皇的都市建设设想。阙、台、楼等显著提升高度的宫廷建筑受到重视，反映了对“壮丽”、“重威”的追求，也体现出了新的建筑艺术和建筑美学理念。因“复道”形成的立体交通形式，实现了都市交通的进步。帝陵营建选高敞之地，“诸陵长安”和“长安诸陵”都市圈的形成，又构成另一种立体关系。“上下诸陵”故事反映了对这种高差的历史记忆。“云阳都”与长安的关系又形成另一层次的高下对应结构。长安的北山和南山，被看作利用自然地貌以“表”的形式构成了事实上的北阙和南阙。西汉长安规划者以“崇高”显示皇权地位，以“上下”交错营造都市建筑格局特殊美感的理念，通过多种形式表现出来。

关键词：西汉长安；立体化；宫廷建筑；诸陵；云阳都；石门；南山

中图分类号：K928.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5）04-0005-08

公元前3世纪末至公元初年，中国城市史的突出成就表现为西汉长安的规划与建设。作为形成国际影响的东方大都市，西汉长安的都市形制出现了新的迹象。阙、台、楼等显著提升高度的宫廷建筑受到重视，体现出通过“壮丽”形制追求“重威”效应的努力，也体现出了新的建筑艺术和建筑美学理念。因“复道”实现的立体交通，显现出都市交通形式的进步。营建于高敞之地的帝陵和陵邑，因“诸陵长安”、 “长安诸陵”和“长安五陵”都市圈的形成，又构成另一种立体关系。“上下诸陵”故事反映了对这种高差的历史记忆。“云阳都”与长安的关系又形成另一层次的高下对应格局。甘泉宫以北的石门可以看作长安都市圈的北阙。这一地标和“表南山以为阙”的所在与长安城区构成的另一等级的立体关系，也是我们在考察西汉长安都城建设的规划思想时不宜忽视的。西汉长安都市建设体现的立体化趋向，在某种意义上继承并实现了秦始皇的都市建设理念。其意识背景和文化条件，也值得研究者重视。西汉长安规划者以“崇高”显示皇权地位，以“上下”交错营造都市建筑格局特殊美感的理念，通过多种形式表现出来。相关现象应当引起建筑史和城市规划史研究者的关注。“重威”、“通天”、“求仙”、“厌胜”等意识背景，则是思想史、观念史考察不宜忽视的对象。

一、阙、台、楼：宫廷建筑的高程提升

先秦都市注重通过宫室高台建筑营造君王贵族把握政治权力的气势。西汉长安未央宫据龙首山高地营建，继承了这一传统。

宫廷建筑地上结构本身也注重高度追求。例如“阙”的营造就是典型例证。秦孝公和商鞅合作策动变法，重要举措之一即自雍迁都咸阳。《史记》卷5《秦本纪》载：“十二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张守节《正义》载：“刘伯庄云：‘冀犹记事，阙即象魏也。”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03页。《史记》卷68《商君列传》也写道：“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32页。“冀阙”，是咸阳的标志，也宣示秦文化登上了新的历史阶地[1-2]。

西汉长安都市建设的起始工程也包括“阙”。《史记》卷八《高祖本纪》：“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裴骃《集解》：“《关中记》曰：‘东有苍龙阙，北有玄武阙，玄武所谓北阙。”司马贞《索隐》：“东阙名苍龙，北阙名玄武，无西南二阙者，盖萧何以厌胜之法故不立也。《说文》云‘阙，门观也。高三十丈。秦家旧处皆在渭北，而立东阙、北阙，盖取其便也。”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85页。

《三辅黄图》卷2又可见所谓“长乐宫东阙”，建章宫则有“建章凤阙”，亦称“凤凰阙”、“别凤阙”、“折风阙”、“嶕峣阙”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4页，第117页，第120页至第121页。。《太平御览》卷179引《关中记》：“建章宫圆阙临北道，阙临北道，凤在上，故号曰‘凤阙也。阊阖门内东出有‘折风阙，一名‘别风。”李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71页。可见阙往往立于宫门，临于大道。《文选》卷1班固《西都赋》有“树中天之华阙”句，又写道：“设壁门之凤阙，上觚棱而栖金爵。内则别风之嶕峣，眇丽巧而耸擢。”“神明欝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跻。轶云雨于太半，虹霓廽帯于棼楣。”“攀井干而未半，目钩转而意迷。舍棂槛而郄倚，若颠坠而复稽。”萧统《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5页，第27页。张衡《文选》卷2《西京赋》：“表峣阙于阊阖”，“圜阙竦以造天，若双碣之相望”。又赞美宫廷门阙“阊阖之内，别风嶕峣”，“干去雾而上达，状亭亭以苕苕”萧统《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8页，第40-41页。。阙前广场形成公共空间，屡有聚众甚多史例如《汉书》卷66《刘屈牦传》记载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巫蛊之祸”情景，说：“（太子刘据）殴四市人凡数万众，至长乐西阙下，逢丞相军，合战五日，死者数万人。”《汉书》卷71《隽不疑传》：“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黄犊车，建黄旐，衣黄襜褕，着黄冒，诣北阙，自谓卫太子。公交车以闻，诏使公卿将军中二千石杂识视。长安中吏民聚观者数万人。右将军勒兵阙下，以备非常。”据《汉书》卷8《宣帝纪》，汉宣帝五凤二年（前56）：“三月辛丑，鸾凤又集长乐宫东阙中树上，飞下止地，文章五色，留十余刻，吏民并观。”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881页，第3037页，第267页。。高阙俯瞰平场，实现了皇家宫廷“壮丽”、“重威”的效能《史记》卷8《高祖本纪》：“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高祖还，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说。”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85页。。所谓“状亭亭以苕苕”、“眇丽巧而耸擢”，通过“树中天”、“竦以造天”这种高程追求的营造实践，也体现出了新的建筑艺术和建筑美学的理念。

班固《西都赋》关于宫殿建筑，说到“崇台”，又言：“抗仙掌以承露，擢双立之金茎。轶埃堨之混浊，鲜颢气之清英。”李善注：“言承露之高也。《汉书》曰：孝武又作柏梁、铜柱、承露仙人掌之属矣。”萧统《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5页，第27页。其实，原始记载见于《史记》。《史记》卷28《封禅书》：“……其后则又作柏梁、铜柱、承露仙人掌之属矣。”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88页。《史记》卷一二《孝武本纪》：“是时上求神君。”张守节《正义》：“《汉武帝故事》云：‘起柏梁台以处神君，长陵女子也。先是嫁为人妻，生一男，数岁死，女子悼痛之，岁中亦死，而灵，宛若祠之，遂闻言宛若为生，民人多往请福，说家人小事有验。平原君亦事之，至后子孙尊贵。及上即位，太后延于宫中祭之，闻其言，不见其人。至是神君求出局，营柏梁台舍之。”第452页。《史记》卷30《平准书》：“是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于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台，高数十丈。宫室之修，由此日丽。”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36页。所谓“天子感之”者，也就是“高”即“壮”“丽”的理念占了上风。《汉书》卷25上《郊祀志上》：“其后又作柏梁、铜柱、承露僊人掌之属矣。”颜师古注引苏林曰：“僊人以手掌擎盘承甘露。”颜师古说：“《三辅故事》云建章宫承露盘高二十丈，大七围，以铜为之，上有僊人掌承露，和玉屑饮之。盖张衡《西京赋》所云‘立修茎之僊掌，承云表之清露，屑琼蕊以朝餐，必性命之可度也。”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20页。

《史记》卷28《封禅书》记载“柏梁台灾”事件。“勇之乃曰：‘越俗有火灾，复起屋必以大，用胜服之。于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前殿度高未央，其东则凤阙，高二十余丈司马贞《索隐》：“《三辅黄图》云‘武帝营建章，起凤阙，高三十五丈。《关中记》：‘一名别风，言别四方之风。《西京赋》曰‘阊阖之内，别风嶕峣也。《三辅故事》云‘北有圜阙，高二十丈，上有铜凤皇，故曰凤阙也。”第1402页。《汉书》卷二四下《郊祀志下》说，建章宫“其东侧凤阙，高二十余丈。”第1245页。。其西则唐中，数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名曰泰液池。……乃立神明台、井干楼，度五十余丈，辇道相属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02页。建章宫“前殿度高未央”，其东凤阙“高二十余丈”，“渐台高二十余丈”，“神明台、井干楼，度五十余丈”。可知“有火灾，复起屋必以大”的“大”，或突出体现为“高”的追求。

关于汉宫建筑高程的记载未必完全可信，然而可以作为我们考察当时宫廷营造的参考。“承露”“仙掌”“高二十丈”，建章宫东凤阙“高二十余丈”，或说“高三十五丈”《史记》卷12《孝武本纪》司马贞《索隐》：“《三辅黄图》云‘武帝营建章，起凤阙，高三十五丈。”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82页。，未央宫东阙、北阙“高三十丈”《史记》卷8《高祖本纪》司马贞《索隐》：“（未央宫）东阙名苍龙，北阙名玄武，……高三十丈。”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85页。，“渐台高二十余丈”，“神明台、井干楼，度五十余丈”，都达到惊人高度。以西汉尺度大致每尺23.1厘米计丘光明《汉代尺度总述》说：“纵观两汉400余年，尺度应该说是基本保持统一的。西汉和新莽每尺平均长为23.2和23.09厘米，二者相差甚微，考虑到数据的一惯性，故厘定为23.1厘米。而东汉尺的实际长度略有增长，平均每尺23.5厘米。为了尊重实测数据，故东汉尺单位量值暂定为23.5厘米。”[3]，二十丈，相当于46.20米；三十丈，相当于69.30米；三十五丈，相当于80.85米；五十丈，相当于115.50米。以当时的建筑技术考虑，“神明台、井干楼，度五十余丈”之说，看来其真实性是可疑的。但是西汉长安建筑追求超前之高度的风习，是确定的历史真实。这在中国古代城市史和中国古代建筑史历程中，是划时代的历史进步。

二、长安立体交通

与“宫室之修”，“高数十丈”的情形相对应，有特殊的交通结构以为配合。宫殿区“阁道”、“复道”的普及，最为引人注目。这种先进的交通道路形式，在秦代宫廷建筑规划中的重要地位已经见诸史籍。但是其早期形式，可能战国时已经出现。然而现在可以明确，“阁道”、“复道”在西汉长安城市交通结构中，得到了更高程度的普及。

班固《西都赋》写道：“周庐千列，徼道绮错。辇路经营，修除飞阁。”李善注：“辇路，辇道也。《上林赋》曰：‘辇道纚属。如淳曰：‘辇道，阁道也。司马彪《上林赋》注曰：‘除，楼陛也。”《西都赋》关于长安宫殿区的交通形式，强调了这种交通形式的作用：“自未央而连桂宫，北弥明光而亘长乐。凌隥道而超西墉，掍建章而连外属。”李善注：“薛综《西京赋》注曰：‘隥，阁道也。”萧统《文选》卷1，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7页。所谓“凌”，所谓“超”，均是以立体方式实现了跨越式连接。

西汉长安“桂宫周匝十里，内有复道，横北渡，西至神明台”欧阳询《艺文类聚》卷64引《三辅故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第1154页。。“北宫有紫房复道通未央宫”，汉哀帝祖母傅太后居北宫，“从复道朝夕至帝所”，由于往来方便，以致经常干扰最高行政事务，“使上不得直道行”班固《汉书》卷81《孔光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356页。。《史记》卷55《留侯世家》裴骃《集解》引如淳曰：“上下有道，故谓之复道。”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042页。看来，复道是类似陆上高架桥式的空中道路[4]。

汉文帝行中渭桥，曾有人从桥下走出，惊乘舆马司马迁《史记》卷102《张释之冯唐列传》：“上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出，乘舆马惊。”，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754页。。王莽时灞桥失火被焚毁，据说火灾起因是桥下所寄居的贫民取暖用火不慎《汉书》卷99下《王莽传下》：地皇三年（22），“二月，霸桥灾，数千人以水沃救，不灭。”王莽下书曰：“乃二月癸巳之夜，甲午之辰，火烧霸桥，从东方西行，至甲午夕，桥尽火灭。大司空行视考问，或云寒民舍居桥下，疑以火自燎，为此灾也。”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174页。。看来，秦汉桥梁建筑已包括平阔滩地长长的引桥，复道之出现，无异于引桥在陆上的延长。有的学者称这种建筑形式为“飞桥”或“天桥”，显然注意到这种复道设计的最初起由是受到桥梁建筑的启发，而秦始皇“为复道，自阿房渡渭”，西汉桂宫“复道横北渡”的文字记载，“渡”字的使用可以证实这一推论。

《史记》卷99《刘敬叔孙通列传》说到汉惠帝在长安城中筑作复道的经过：“孝惠帝为东朝长乐宫，及间往，数跸烦人，乃作复道，方筑武库南。叔孙生奏事，因请间曰：‘陛下何自筑复道？高寝衣冠月出游高庙，高庙，汉太祖，奈何令后世子孙乘宗庙道上行哉？孝惠帝大惧，曰：‘急坏之。叔孙生曰：‘人主无过举。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坏此，则示有过举。愿陛下为原庙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广多宗庙，大孝之本也。上乃诏有司立原庙。原庙起，以复道故。”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725-2726页。这一段复道，用于“东朝长乐宫”，可避免“数跸烦人”，不再动辄清道戒严，影响交通，显然是一种立体交叉形式《汉书》卷10《成帝纪》：“帝为太子，……初居桂宫，上尝急召，太子出龙楼门，不敢绝驰道，西至直城门，得绝乃度，还入作室门。上迟之，问其故，以状对。上大说，乃着令，令太子得绝驰道云。”颜师古注：“绝，横度也。”斑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01页。。讨论秦汉时代的复道，不可不注意到这种早期立体交叉道路在交通史上体现了重要发明的意义。

西汉中晚期奢侈之风盛起，豪门权贵争相仿效宫廷生活，霍禹“盛饰祠堂，辇阁通属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汉书》卷68《霍光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950页。。王凤“大治第室，起土山渐台，门洞高廊阁道，连属弥望”《汉书》卷98《元后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023页。。“复道”逐渐成为宫廷之外相当普及的建筑形式。江苏徐州汉画象石有表现人似乎循屋顶行走于两座楼阁之间的画面[5]，大概可以说明“复道”的形制。《淮南子·本经》批评当时世风，说到“大构驾，兴宫室，延楼栈道，鸡楼井干”，“魏阙之高，上际青云；大厦曾加，拟于昆仑，修为墙垣，甬道相连。”“栈道”、“甬道”，高诱注皆以为“复道”[6]。“甬道”一般为两边有壁的夹道，或以此以为高注误，其实有“甬道”形式的“复道”，如1969年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出土陶楼四隅角楼以及门楼之间凌空相通的“复道”，两边就有障墙，以保证在地面弓弩射程内行者的安全[7]。这种建筑形式，或称“飞桥”、“天桥”，提供了“复道”的实体模型甘博文《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清理简报》：“院墙四角，各有一方形望楼，望楼之间以飞桥相连，桥身两侧皆有障墙，成悬槽之式，以防外面敌人之射袭。”载《文物》1972年第2期。甘肃省博物馆《武威雷台汉墓》：“院墙四隅上建角楼，高二层，各角楼之间和门楼，均架设有栏杆的天桥相通。”载《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所谓“复道”，或说“高廊阁道”、“延楼栈道”的兴起，也是“上际青云”、“拟于昆仑”疯狂追逐“高”“大”侈靡的都市建筑风尚的表现之一。但是这种建筑形式，确实促成了长安城市格局的立体化，显示出超越简单平面形式之单调陈旧传统的新风格。

三、“诸陵长安”的立体组合与“上下诸陵”故事

以稍微宽广的空间视角考察西汉长安建设的立体化趋向，可以关注诸陵邑与长安城的立体关联。

杨宽讨论西汉长安城市布局时曾经说道：“西汉长安城内，宫室、宗庙和官署占全城面积三分之二以上。”“规模巨大的皇宫、宗庙、官署、附属机构以及达官贵人、诸侯王、列侯、郡主的邸第，占据了长安城的绝大部分。”[8]他还指出：“西汉陵邑应看作构成汉长安城的要素之一。”[9-10]长安的都市功能，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借助诸陵邑的作用得到了补充。

西汉王朝在帝陵附近设置陵邑的制度，使官僚豪富迁居于此，每个陵邑大约聚居5千户到1万多户，不仅用这种形式保卫和供奉陵园，还形成了相对集中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陵邑直属位列九卿的太常管辖。于是，从高祖长陵起，到昭帝平陵止，形成了若干个直辖于中央的异常繁荣的准都市。这些陵邑，实际上也可以看作长安的卫星城，或亦可看作“大长安”的有机构成刘文瑞《试论西汉长安的卫星城镇》，《陕西地方志通讯》1987年第5期；刘文瑞《我国最早的卫星城镇——试论西汉长安诸陵邑》，《咸阳师专学报》1988年第1期；王子今《西汉诸陵分布与古长安附近的交通格局》，《西安古代交通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11]。“诸陵”与“长安”合为一体，史籍因此称“长安诸陵”《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61页。、“诸陵长安”《汉书》卷49《爰盎传》，第2273页。、“长安五陵”《汉书》卷92《游侠传·原涉》，第3715页。。

《汉书》卷8《宣帝纪》记述汉宣帝领导资质之形成的特殊路径：“高材好学，然亦喜游侠，鬪鸡走马，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数上下诸陵，周遍三辅，常困于莲勺卤中。尤乐杜、鄠之间，率常在下杜。”颜师古注：“‘诸陵皆据高敞地为之，县即在其侧。帝每周游往来诸陵县，去则上，来则下，故言‘上下诸陵。”《汉书》，第237页。班固《西都赋》说到诸陵邑形势：“若乃观其四郊，浮游近县，则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对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绂冕所兴，冠盖如云，七相三公。与乎州郡之豪杰，五都之货殖，三选七迁，充奉陵邑，盖以强干弱枝，隆上都而观万国也。”《文选》卷1，第23页。四方精英，五都货殖，都聚萃于诸陵邑。实际上“五陵”“近县”，也成为强化“上都”威势，令“万国”仰望的文明胜地。这里广聚天下“英俊”，集会州郡“豪杰”，又能够较为显著地打破传统的地域文化界域，能够毫无成见地吸取来自不同区域的文化营养，于是文化的积累和文化的创获也有突出的成效。分析西汉人才的地理分布，可知五陵荟萃英俊之士的说法，的确是历史的真实。这一地区因此在实际上获得文化领导的地位。张衡《西京赋》所谓“五县游丽辩论之士，街谈巷议，弹射臧否，剖析毫厘，擘肌分理，所好生毛羽，所恶成创痿”《文选》卷2，第43页。，又说明这里甚至成为具有强有力的社会影响的舆论中心。

所谓“上下诸陵”，体现出“诸陵”与“长安”之间的立体关系。所谓“去则上，来则下”情形的体现，又见于汉文帝故事《史记》卷101《袁盎晁错列传》：“文帝从霸陵上，欲西驰下峻阪。袁盎骑，并车擥辔。上曰：‘将军怯邪？盎曰：‘臣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骑衡，圣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骋六騑，驰下峻山，如有马惊车败，陛下纵自轻，奈高庙、太后何？上乃止。”第2740页。。

四、关于“云阳都”

《汉书》卷6《武帝纪》记载：“（元封二年）六月，诏曰：‘甘泉宫内中产芝，九茎连叶。上帝博临，不异下房，赐朕弘休。其赦天下，赐云阳都百户牛酒。”这里出现了“云阳都”。对于“云阳都”，颜师古注：“晋灼曰：‘云阳、甘泉，黄帝以来祭天圆丘处也。武帝常以避暑，有宫观，故称都也。师古曰：‘此说非也。都谓县之所居在宫侧者耳。赐不遍其境内，故指称其都，非谓天子之都也。若以有宫观称都，则非止云阳矣。”《汉书》，第193页。其实，可能晋灼的说法是正确的。王先谦《汉书补注》认为：“《礼乐志》载歌云：‘玄气之精，回复此都。即谓云阳为都也。颜谓专指居在宫侧者，无据。”王先谦《汉书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96页。

《汉书》卷22《礼乐志》也有很可能言及“云阳都”的文字：“歌云：‘玄气之精，回复此都。”颜师古注其实也以为“此都”就是“云阳之都”：“言天气之精，回旋反复于此云阳之都，谓甘泉也。”《汉书》，第1065页。陈直《汉书新证》写道：“西汉未央、长乐二宫规模阔大之外，则数甘泉宫。甘泉在云阳，比其它县为重要，故称以‘云阳都。”陈直《汉书新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5页。居延汉简10.27及5.10关于改火的文书中，可见“别火官先夏至一日，以除隧取火，授中二千石、二千石官，在长安、云阳者，其民皆受，以日至易故火”字样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照《居延汉简释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16页，第8页。，也说明云阳是仅次于长安，有时可以与长安并列的政治中心。班固《西都赋》言长安形势，说到“其阴则冠以九嵕，陪以甘泉”《文选》卷1，第24页。。所谓“陪以甘泉”，似可理解为云阳甘泉当时据有后世称为“陪都”之地位的暗示。

《史记》卷28《封禅书》说，“柏梁台灾”事件发生后，汉武帝曾经以甘泉作为行政中心。亦可以理解为给予“甘泉”以“都”的地位。“以柏梁灾故，朝受计甘泉。公孙卿曰：‘黄帝就青灵台，十二日烧，黄帝乃治明庭。明庭，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后天子又朝诸侯甘泉，甘泉作诸侯邸。”关于所谓“以柏梁灾故，朝受计甘泉”，张守节《正义》：“顾胤云：‘柏梁被烧，故受记故之物于甘泉也。颜师古曰：‘受郡国计簿也。”《史记》，第1402页。行政典礼在这里举行，又有“诸侯邸”设置，可知“云阳”“甘泉”确实在当时曾经具有“都”的地位。

“云阳都”地方是秦与西汉两代长期经营的一个规模宏大的宫殿区，据司马相如《上林赋》，这里“离宫别馆，弥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阁”《汉书》卷57上《司马相如传上》，第3026页。，多处宫殿建筑即所谓“离宫别馆”依“山”“谷”地形修造，自身也形成了呈立体态势相互连属，彼此映带的格局。《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载《甘泉赋》：“离宫般以相烛兮，封峦石关施靡虖延属。”颜师古注：“般，连貌也。烛，照也。……施靡，相及貌。属，连也。”《汉书》，第3526页。

云阳甘泉宫在海拔400米左右的汉长安城北面，中心位置大约海拔1 000米。也属于甘泉宫遗址范围内的黄花山则海拔1 808.9米。在“长安、云阳”构成的可以称作“大长安”的都城结构中，南北高程差异明显。正因为如此，汉武帝在这里设置了皇家祭祀中心，并以为避暑胜地经常居留《史记》卷12《孝武本纪》：“公卿言‘皇帝始郊见泰一云阳。”张守节《正义》：“《括地志》云：‘汉云阳宫在雍州云阳县北八十一里。有通天台，即黄帝以来祭天圜丘之处。武帝以五月避暑，八月乃还也。”第470页。《汉书》卷6《武帝纪》：“赐云阳都百户牛酒。”颜师古注引晋灼曰：“云阳、甘泉，黄帝以来祭天圆丘处也。武帝常以避暑，有宫观，故称‘都也。”第193页。《汉书》卷66《刘屈牦传》言巫蛊之祸发生时，“是时上避暑在甘泉宫。”第2880页。《汉鼓吹铙歌十八曲·上之回》所谓“夏将至，行将北。以承甘泉宫，寒暑德”，也透露了这层意思。《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40页。。由此体会汉武帝关于“甘泉宫内中产芝，九茎连叶”诏文所谓“上帝博临，不异下房”之“上”与“下”，也可以对长安都市圈的构成有立体化的理解。

五、甘泉“石阙”与“表南山之颠以为阙”

要理解西汉时代长安都城立体化建设规划者的设计思想，或许还应当与长安周边自然地理条件及地貌形势相关照。

司马相如《子虚赋》有关于大山崇峨的描写：“崇山巃嵷，崔巍嵯峨，深林巨木，崭岩嵾嵯，九嵏、嶻嶭，南山峨峨。岩陁甗锜，嶊崣崛崎。”《史记》，第3022页。“九嵏”“南山”一北一南，是以长安为中心的。班固《西都赋》也说长安形势，指出南北方向都有形势“崇”“冠”的高山：“其阳则崇山隐天，幽林穹谷。”“其阴则冠以九嵕，陪以甘泉。”《文选》卷1，第24页。

与“南山”形势形成对应关系的长安以北的“高山”，据《艺文类聚》卷62引刘歆《甘泉宫赋》的记述，曾经被汉帝国最高执政者以为帝居，“为居”“为宫”，内心看作具有神圣意义的所在：“回天门而鳯举，蹑黄帝之明庭。冠高山而为居，乘昆仑而为宫。按轩辕之旧处，居北辰之闳中。背共工之幽都，向炎帝之祝融。封峦为之东序，缘石阙之天梯。”欧阳询《艺文类聚》，汪绍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

所谓“天门”、“石阙”，应当就是甘泉宫向北扼守直道通路的石门。石门在今陕西旬邑境内。石门山海拔1 855米，南坡稍缓，临北则山势峻拔、崴嵬陡立。《元和郡县图志》卷3《 关内道三》“宁州三水县”条：“石门山在三水县东五十里，峯岩相对，望之似门。”《元和郡县图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2页。又《元和郡县图志》卷3《 关内道三》“宁州真宁县”条：“子午山，亦曰桥山，在县东八十里，黄帝陵在山上，即羣臣葬衣冠之处。《史记》曰汉武帝北巡朔方，还祭黄帝冢于桥山。”又“襄乐县”条：“秦故道，在县东八十里子午山。始皇三十年，向九原抵云阳，即此道也。”第65-66页。明赵廷瑞修《陕西通志》卷2《土地二·山川上》“邠州淳化县”条：“石门山在县北六十里，两山壁立如门。”又“三水县”条：“黑石岩在县东五十里石门山之西，其山石色似漆，壁立万仞。”赵廷瑞修，马理、吕柟纂《陕西通志》，总校点：董健桥，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82-83页。沈青峰撰雍正《陕西通志》卷13《山川六·邠州·三水县》又写道：“石门山一名石阙，在县东六十里，相传为秦太子扶苏赐死处。碑刻剥落不可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三水县志》记载：“石门，在汉名石阙，高峻插天，对峙如门。汉武时于此立关。”许鸣盘《方舆考证》卷37《邠州·三水县·山川》，清代济宁潘氏华鉴阁本。扬雄《甘泉赋》：“离宫般以相烛兮，封峦石关施靡虖延属。”《汉书》卷87上《扬雄传上》，第3525-3526页。汉时称作“石阙”的石门，当时已经是属于甘泉宫殿区的重要名胜，也可以看作规模宏大的“前熛阙而后应门”，“闶阆阆其寥廓兮，似紫宫之峥嵘”扬雄《甘泉赋》，《汉书》卷87上《扬雄传上》，第3528页。“闶阆阆”，形容门阙之高伟。《文选》卷7《甘泉赋》李善注：“闶，高也。《说文》曰：阆阆，高大之貌也。”第113页。的甘泉宫的北阙。《三辅黄图》卷5引《云阳宫记》说甘泉宫形势：“宫东北有石门山，冈峦纠纷，干霄秀出，有石岩容数百人，上起甘泉观。”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第318页。而“阙，观也”《太平御览》卷179引崔豹《古今注》曰：“阙，观也。于前所以标表宫门也。其上可居，登之可逺观。”第871页。，石门即石阙。石阙，《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载《上林赋》及《汉书》卷87上《扬雄传上》载《甘泉赋》作“石关”《史记》，第3037页。《汉书》，第3525页。。《汉鼓吹铙歌十八曲·上之回》：“上之回，所中益。夏将至，行将北。以承甘泉宫，寒暑德。游石关，望诸国，月氏臣，匈奴服。令从百官疾驱驰，千秋万岁乐无极。”《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40页。也称“甘泉宫”近旁的这处特殊地形构成为“石关”。

经“石关”可以北行。又司马相如《上林赋》有“道尽涂殚，回车而还。招摇乎襄羊，降集乎北纮，率乎直指，闇乎反乡，蹷石关，历封峦”文句。下文又说到“过鹊，望露寒”。裴骃《集解》引《汉书音义》：“皆甘泉宫左右观名也。”《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第3037页。《汉书》卷57上《司马相如传上》颜师古注：“张揖曰：‘此四观武帝建元中作，在云阳甘泉宫外。”第2567页。《汉书》卷87上《扬雄传上》：“甘泉本因秦离宫，既奢泰，而武帝复增通天、高光、迎风。宫外近则洪涯、旁皇、储胥、弩阹，远则石关、封峦、枝鹊、露寒、棠梨、师得，游观屈奇瑰玮。”《汉书》，第3534页。扬雄《甘泉赋》也有语意相近的内容：“于是事毕功弘，回车而归，度三峦兮偈棠梨”《文选》卷7《甘泉赋》李善注：“三峦，即封峦观也。”第115页。，“天阃决兮地垠开。”《汉书》卷87上《扬雄传上》。颜师古注：“三峦即封峦，观名也。棠梨，宫名。”第3533页。

石门，以其天然神造之雄峻地势，被看做“天阃”之“决”、“地垠”之“开”，即被作为甘泉宫的北阙，又被作为秦直道最南端的雄关。经石门北上，可以行直道而“疾驱驰”，“率乎直指”，通于北边。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说到秦始皇时代的宫廷建设规划：“先作前殿阿房，……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史记》，第256页。“南山之颠”被认定为南“阙”。这一城市规划理念在汉代得以继承。典型的例证是《汉书》卷99上《王莽传上》：“（元始四年）其秋，（王）莽以皇后有子孙瑞，通子午道。子午道由杜陵直绝南山，径汉中。”颜师古注引张晏曰：“时年十四，始有妇人之道也。子，水；午，火也。水以天一为牡，火以地二为牝，故火为水妃，今通子午以协之。”颜师古说：“子，北方也。午，南方也。言通南北道相当，故谓之‘子午耳。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梁、汉道者，名‘子午谷。又宜州西界，庆州东界，有山名‘子午岭，计南北直相当。此则北山者是‘子，南山者是‘午，共为‘子午道。”《汉书》，第4076页。颜师古将“子午岭”和“子午道”并说，又将直道所循子午岭和子午道所循子午谷“计南北直相当”者联系在一起的说法，即所谓“此则北山者是‘子，南山者是‘午，共为‘子午道。”确实，秦直道循子午岭北行，而“直”正是“子午”的快读合音，由杜陵南行直通梁、汉的子午道也有类似的情形。宋人宋敏求《长安志》卷一一《县一·万年》写道：“福水，即交水也。《水经注》曰：‘上承樊川、御宿诸水，出县南山石壁谷（今案：亦作石鳖谷，今称石砭峪。），南三十里与直谷（今案：今子午谷。）水合，亦曰子午谷水。”今本《水经注》无此文。《太平寰宇记》文与此同，而不云出《水经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又《长安志》卷一二《县二·长安》：“豹林谷（今案：今称抱龙峪）水。出南山，北流三里，有竹谷水自南来会，又北流二里，有子午谷水自东来会（今案：“自东来会”疑当作“自西来会”）。自此以下亦谓之子午谷水。”宋敏求《长安志》，辛德勇、郎洁点校，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年版，第365页，第388页。“直谷”应当也是“子午谷”的快读合音《咸宁县志》卷1《南山诸谷图》中，“石鳖峪”旁侧标注“竹”，“竹谷”音近“直谷”，由此可以推想“竹谷”或许也应从音读的线索考虑与“子午谷”的关系。。另外，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汉魏子午道秦岭南段又曾经沿池河南下汉江川道。“池”或为“直”之音转。也就是说，很可能子午道循行的河道，也曾经被称作“直河”[12]。《水经注·沔水》即称“直水”，相近又有“直谷”、“直城”《水经注·沔水》：“汉水又东合直水，水北出子午谷岩岭下，……又东南历直谷，径直城西。”“汉水又东合旬水，水北出旬山，东南流径平阳戍下，与直水枝分东注。”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49-650页。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卷17《子午谷道》引《一统志》《兴安府》卷《山川目》云：“直水在石泉县东，接汉阴县界，一名迟河，……《县志》，池河在县东五十里，……亦名迟河。……以直迟声相近而讹也。”严耕望写道：“检《水道提纲》一三、《一统志》及今世地图，池水即古直水。”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5年9月版，第672页至第673页。。

这样，“表南山之颠以为阙”者，与秦直道的石门，即亦可以看作甘泉宫“北山”之“阙”者，形成了南北对应的关系。

班固在《西都赋》中，评述长安“睎秦领，睋北阜”的胜状《文选》卷1，第23页。。也指出一南一北两座山岭，成为长安立体景观的重要构成要素。

六、西汉长安都城建设立体化的历史文化条件

不仅“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体现出秦汉都城规划的继承关系，《史记》卷8《高祖本纪》关于萧何营造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张守节《正义》：“《括地志》云：‘未央宫在雍州长安县西北十里长安故城中。颜师古云：‘未央殿虽南向，而当上书奏事谒见之徒皆诣北阙，公交车司马亦在北焉。是则以北阙为正门，而又有东门、东阙，至于西南两面，无门阙矣。萧何初立未央宫，以厌胜之术理宜然乎？按：北阙为正者，盖象秦作前殿，渡渭水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史记》，第385页。指出了汉长安城建设与秦都咸阳的关系以及汉人“象秦”的思路。又如《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大治宫室，曾“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又“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史记》，第256页。。西汉长安“复道”等立体交通形式的建设，应当也继承了秦代的设计思想和营造技术。要透彻地理解并完整地说明西汉长安都城建设的立体化倾向，有必要了解秦都城规划理念对西汉的影响。

西汉长安都城建设立体化表现之突出迹象，即对高度的追求，无疑应有建筑技术条件以为保障。然而这种追求的意识背景，尤其是我们应当注意的。

这种建设理念首先的出发点，或是“重威”。据《史记》卷8《高祖本纪》，萧何言“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史记》，第385页。，《汉书》卷1下《高帝纪下》的记载是“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亡以重威”《汉书》，第64页。《太平御览》卷173引《汉书》作“非壮非丽无以威四夷”，第844页。。后代学者有对这种“壮丽”对于“重威”之作用的分析宋代学者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25记录了他考察秦及汉唐宫殿遗存的感受：“予昔游长安，遇晁以道赴守成州，同至唐大明宫，登含元殿故基。盖龙首山之东麓，高于平地四十余尺。南向五门，中曰丹凤门，正面南山，气势若相高下，遗址屹然可辨。……明日，追随以道入咸阳，至汉未央、建章宫故基，计其繁伙宏廓，过大明远甚。其兼制夷夏，‘非壮丽无以重威，可信也。又明日至秦阿房宫一殿基，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所谓‘上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直抵南山，表山之巅为阙者，视未央、建章又不足道。”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02页。说到由“高”体现的“宏廓”“气势”对于“重威”的意义。，或言“壮丽”可以“示尊”石介《南京夫子庙上梁文》：“制度不恢廓，宫室不壮丽，无以示圣人之尊，天明不昭，众庶何所仰也？”《徂徕石先生全集》卷20《启表移注文》，清康熙五十六年刻本。、“表德”王先谦《日本源流考》卷4“圣武天皇”条：“（圣武天皇神龟元年冬十月）太政官奏：‘……京师帝王所居，万国所朝，自非壮丽，何以表德？”清光绪二十八年刻本。这一认识应当来自中国。，其实与“重威”亦多关联。

另一重要动机是“通天”。云阳“通天台”命名，可以直接体现这一理念。“通天台即黄帝以来祭天圜丘之处”之说值得重视。《春秋繁露·阳尊阴卑》：“人主近天之所近，远天之所远，大天之所大，小天之所小。”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28页。与天意相通，对于当时的执政者是重要的。

另一相关的意识基点是“求仙”。《史记》卷12《孝武本纪》：“……又作栢梁、铜柱、承露僊人掌之属矣。”裴骃《集解》：“苏林曰：‘仙人以手掌擎盘承甘露也。”司马贞《索隐》：“《三辅故事》云：……建章宫承露盘高三十丈，大七围，以铜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饮之。故《张衡赋》曰：‘立修茎之仙掌，承云表之清露是也。”《史记》，第459页。《三国志》卷21《魏书·王粲传》：“昔汉武信求神仙之道，谓当得云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僊掌以承高露。”①

用以“厌胜”，也是营造超高建筑的目的之一。柏梁台灾后，“越俗有火灾，复起屋必以大，用胜服之”的说法为汉武帝信从，所谓“大”，是往往亦体现为“高”的。元人舒頔《绩溪县上梁文（辛亥八月十日庚寅）》：“完矣美矣，非壮丽无以敌山川之胜。”②这应是另一形式的“厌胜”思路。

都市建设的立体化的实现，因高度追求而实现。这种意识也许还有我们尚未可全面理解的深层涵义。汉镜铭文“登高明望四海”，体现“高”或“高明”与“四海”“天下”的关系，显然也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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