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利

（云南民族大学职业技术学院，云南昆明650000）

石寨山12号墓祭祀贮贝器主祭人性别刍议*

刘 利

（云南民族大学职业技术学院，云南昆明650000）

关于石寨山M12号墓出土的祭祀贮贝器（石M12：26）主祭人性别问题，学术界有三种考释：一为男性，二为女性，三为性别不详，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共识。下文针对祭祀贮贝器主祭人的性别问题，应用对比研究的方法，通过与同时期的其他贮贝器进行比对，得出祭祀贮贝器主祭人为女性的结论。

石寨山12号墓；祭祀贮贝器；主祭人；性别问题

目前，有关石寨山祭祀贮贝器（石M12：26）的主祭人性别问题，学术界有三种考释：一是男性，易学钟先生认为墓主人为某世滇王；①二是女性，杨寿川先生指出贮贝器主祭人为女性；②三是性别不详，张增祺先生《滇国与滇文化》对主祭人的性别未做明确记述。③

笔者通过研读、查阅有关文献和著作，对相关数据、资料、图像进行比对，推断主祭人性别为女性。以下，笔者对这一问题进行相关的论证。

一、石寨山M12号墓祭祀贮贝器

易学钟先生曾经在《石寨山12号墓贮贝器上人物雕像考释》一文中对祭祀贮贝器（石M12：26）的人物有过详细考证。④器盖上一共刻画人物129人，其中女性71人（《考释》中总人数和分别叙述人数不一致，重新统计后得此数据），男性58人。祭祀贮贝器记录了以下场景：房屋平台之上置一高凳，一人垂足而坐，似为主祭人；主祭人两侧列坐多人，左侧五人，右侧三人；两巨铜鼓周围及楼梯处有妇女人15人，双手扶膝踞跪。

从人数上看，场中女性占多数，以71:58的比例多出男性10余人；从分工上看，女性在祭祀活动中担任较为重要的角色，从事祭献、看管、纳物等工作，占据着祭祀活动的主动权，男性则多扮演宰杀、被缚、受刑等角色，有的甚至成为祭祀牺牲品，在祭祀活动中处于被动地位。由此可以猜测，祭祀贮贝器中的主祭人应为女性，对所有人员有统治权和支配权，她安排较多的女性参与祭祀，将重要的职位交由女性承担（男女的人数比例应为72：57）。

二、与石寨山M12号墓另外两件贮贝器比较

祭祀贮贝器（石M12：26）一起出土的还有鼓面朝下倒置的贮贝器2件，双盖铜鼓形贮器和铜鼓形贮器（石M12：1和石M12：2）。⑤

双盖铜鼓形贮器，内盖描绘《放牧图》，有人物7人分别放牧羊和猪。人物和牲畜的形象准确生动，在环状的器盖上物象安排疏密得当。外盖描绘《羽旌舞》，有人物22人，队首领舞者为一尊贵者，其服饰与众不同——坠髻梳于脑后，上插长翎，身着龙纹汉式宽袖长袍，佩铜柄铁剑。

腰部描绘《上仓式》，图分两组，基本雷同。《上仓式》描述这样画面场景：滇族妇女从田间谷囷中取出谷物，然后运到粮仓。其中一组表现手法更胜一筹，场面栩栩如生。《上仓式》中从事粮食运输的也都为女性。另外，场景还安排了麻雀和鸡群，仓顶有母雀啄得谷粒，正趋前哺幼雏，一小雀嗷嗷待哺，母雀离地飞上仓顶；仓后地面有母鸡率四雏，啄食抛撒的谷粒。可以看到，在器物的显著位置，多刻绘劳作生产和舞蹈祈年的图像，捕食和啄食这两个情节，为滇妇运粮增添了情趣。

铜鼓形贮贝器题材与双盖铜鼓形贮器相似。内圈刻画有滇族女子9人，其中二人击铜鼓，一人击鼓形器，三人双手抬高足带流器。外圈15人，均为女性，并作舞蹈状，女子足旁有盛开的鲜花和盛酒的器具。胴部分上下两图，均为《放牧图》。上图有牧人赶牛，牛有峰牛、水牛之别，神态悠闲。下图有两人牧马，牧人回头照看马匹，神情动人。⑥

器腰为《初耕式》。场景中有四组乘舆，舆内各坐滇族贵妇1人，前后均有数名妇女引导，前行人有的身背笠帽，有的手荷青铜锄，有的头顶种子筐，随后的四女子均执点种捧。如果将全器的三个场景连贯起来，可以看到，器物三分之二的画面都描绘祭祀和生产的场景，主持人均为滇族贵妇，参与祭祀和生产的人群以女性为主。

两件贮贝器将女性性格中母性和细腻进行巧妙表达。祭祀贮贝器与这两件器物同出一墓，由此可以推想，石寨山M12号墓祭祀贮贝器中的主祭人应为女性。

三、与石寨山M1号墓贮贝器比较

石寨山M1号墓出土3件贮贝器，它们分别是杀人祭铜柱贮贝器1件（石M1：4或石M1：57A）、纺织场面贮贝器1件（石M1：3）和立牛贮贝器1件（石M1：2）。⑦

石寨山M1号墓出土有人物形象的贮贝器2件，即杀人祭铜柱贮贝器（石M1：4）和纺织场面贮贝器（石M1：3），主持祭祀和纺织的人均为女性形象。杀人祭铜柱贮贝器描述这样的场景：器盖共铸人像52人，其中女性29人，男性22人，孩童1人。在活动场面中，有1乘肩舆的妇女，似为祭祀仪式的主祭人或组织者；其侧有妇女2人，手中持物，当属乘舆者之随从。柱后妇女列坐4排，每排3～4人不等，有的膝前置篮，列坐者左侧另有妇女4人，膝前亦置篮，篮中盛鱼肉之类。柱右侧树立一碑，1裸体男子反缚双手于碑上，发辫系于碑后，碑右前方坐1男子，左足锁于枷木中，另有1男子反缚双手跪地，均为待杀之人，整个场面表现的是滇国的一次祭祀活动。

纺织场面贮贝器描述这样的场景：器盖共铸人像18人。1妇人端坐于圆台上，体型高大，通身鎏金，似为监督纺织者，周围妇女数人，有的执布，有的执伞，有的捧盘献食。器盖边缘列坐妇女数人，有的作捻线状，有的作织布状，有的作捧物状，有的作查验状，整个场面表现滇国纺织劳作的场景。

这两件贮贝器同出M1号墓，器盖上主持祭祀和纺织的人均为女性，身份地位显著，掌管滇国的祭典大权和物质资料生产。参与祭祀和纺织的也多为妇女，而且多围绕在主祭人身边。可见，妇女在祭祀活动中拥有较高的地位，凡重要的角色都由妇女担任。由此可以推想，石寨山M12号墓祭祀贮贝器中的主祭人应为女性。

四、与石寨山M20:1和江川M69:139贮贝器比较

石寨山M20号墓出土杀人祭铜鼓贮贝器（石M20：1）1件。杀人祭铜鼓贮贝器描述这样的场景：右侧一组最前有一人骑马开道，后随一人扛铜锄，继后有二人抬一舆，舆上坐一妇女，通身鎏金，发髻垂于后颈，双手置于舆外，似为主祭人。舆左边一人肩负物，后随一妇女，之后又有一妇坐于地，身侧有篮，其前有行走的妇女，左手前伸，右手执木器倚于肩部。乘舆者后方有一骑马奔跑者，其后有三人，均为妇女，再后一妇女头顶箩筐，以手扶之。整个场面表现的是滇国的一次祭祀活动。

李家山M69号墓出土祭祀贮贝器（李M69：139）1件。祭祀贮贝器描述这样的场景：器盖共铸人像35人。器盖正中竖一高大铜柱，柱侧有一乘四人抬杠的肩舆，舆内端坐一通体鎏金的妇女，舆后有人执伞，舆前有人骑马开道，另有数人在舆旁跟随伺候；坐肩舆的贵妇很明显是此次祭祀仪式的主祭人，其他间杂人员正参与这次与农业有关的祭祀活动。

这两件贮贝器反映的都是祭祀内容。主祭人形象非常明确，均为女性，而且在装饰表现上还用了鎏金技术对人物做了处理，使主祭人的身份和地位更加突出。参与祭祀的人物性别有些没有明确指示，但可以肯定的是，参与祭祀活动的妇女不在少数。由此可以推想，整个广袤的滇国地区，祭祀活动和生产活动都由王族贵妇主持。石寨山M12号墓祭祀贮贝器中的主祭人应为女性。

五、与石寨山M6号滇王墓贮贝器比较

石寨山M6号墓出土贮贝器5件，其中一件为叠鼓形战争场面贮贝器（石M6：1）。从石寨山M6号墓出土的金质“滇王之印”判定，该墓为滇王墓。⑧另外，石寨山M13号墓也出土叠鼓形纳贡场面贮贝器（石M13：2），该墓也被推断为某世滇王之墓。从文献资料记载来看，只有与滇王身份相当的人，才可能铸造叠鼓形贮贝器，贮贝器上雕铸的人物和场景都反映了滇国生活，记录着滇王和墓主人统治臣民的丰功伟绩和征服族群的显赫战功。可以说，拥有叠鼓形贮贝器是判断滇王身份和滇王墓的一个指标。从存世的4件叠鼓形贮贝器来看，有3件都是关于战争、纳贡和狩猎的，而石寨山M12号墓并未出土叠鼓形贮贝器，也没有刻绘征战和征服题材的贮贝器，祭祀贮贝器也未刻绘反映战争、纳贡、狩猎等与滇王有关的歌功颂德事件。

从数量上看，石寨山M6号墓和石寨山M13号墓都出土包括叠鼓形贮贝器在内的5件贮贝器，数量最多，这些墓葬是贵族等级最高的墓葬。而石寨山M12号墓出土包括祭祀贮贝器在内的3件贮贝器，数量上不及石寨山M6号墓石寨山M13号墓。石寨山M1号墓同样出土3件贮贝器，据易学钟先生考证为滇王王后墓。石寨山M12号墓和石寨山M1号墓两墓的贮贝器数量相当，由此可以推想，石寨山M12号墓的规格和级别低于石寨山M6号墓，墓主人身份不是滇王，其性别应为女性，因此祭祀贮贝器的主祭人性别也应为女性。

［注释］

①④易学钟：《晋宁石寨山12号墓贮贝器上人物雕像考释》，《考古学报》，1987年第4期，第413～437页。

②杨寿川：《云南用贝作货币的起始时代》，《思想战线》，1981年第5期，第57～61页。

③张增祺：《滇国与滇文化》，云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版。

⑤李伟卿：《贮贝器及其装饰艺术研究》，见云南省博物馆编《云南青铜文化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2～525页。

⑥李昆声、黄德荣：《中国与东南亚的古代铜鼓》，云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

⑦张增祺：《滇国青铜艺术》，云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

⑧佟伟华：《滇国青铜文化中的珍品——叠鼓形贮贝器》，《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3期，第29～39页。

K87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5）06-0022-02

＊本文为2013年度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青铜器贮贝器造型艺术与装饰特色研究”（项目编号：QN2013065）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