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武

摘要：叶公超是一度活跃在中国现代文坛的人物。他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尤其是诗歌理论上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丰富了新诗的理论形态；他孜孜不倦地翻译和介绍西方的文学著作和批评理论，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转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执着自己的文学理想，创办文学刊物，扶植和培养了大批青年作家和学者。然而这样的一个人物却由于各种原因被现代文学史长期忽视。因此重识叶公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也是我们反思和重绘文学史的应有之义。

关键词：叶公超；诗歌理论；T-S.艾略特；文学期刊

中图分类号：1206.6；1206.7 文献标示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5）04-0174-07

“水木清华地，文章新月篇。”这句悼念叶公超的挽诗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其短暂而富有建树的文学生涯。作为曾经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等校执教的学者，叶公超一度活跃在中国现代文坛，为世人所瞩目。他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尤其是诗歌理论上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丰富了新诗的理论形态；他孜孜不倦地翻译和介绍西方的文学著作和批评理论，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转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执着自己的文学理想，创办文学刊物，扶植和培养了大批青年作家和学者……这其中任何一方面的成就都足以让人称羡。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叶公超文学的命运却是十分寂寞的，大陆公开出版的各种文学史中都很少提及到他的文学贡献。因此，重识叶公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也是我们反思和重绘文学史的应有之义。

叶公超早年在美国和欧洲留学多年，醉心于西方的现代文学，对西方各种文学理论和思潮都有较为广泛的涉猎，这种宏阔的知识视野也促使他能认真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论问题。这其中他思考最多、贡献也最为突出的是他在中国新诗理论上的若干见解。

“五四”文学革命以后，中国新诗涌现出了一批优秀之作，但与小说、散文等比较起来，其发展道路更为曲折，成就也离人们的期待有相当的距离。到了20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新诗的走向问题更成为人们注意和争论的焦点，甚至可以说，如果不对诗歌的形式、自由诗和格律诗、新诗和旧诗的关系等许多问题进行一番梳理，势必影响到新诗的健康发展。不少有识之士都已经意识到诗歌面临问题的严重性，如梁宗岱认为新诗已经到了“一个分歧的路口”，“新诗底造就和前途将先决于我们底选择和去就。”沈从文则对新诗彷徨在十字路口的倾向表示了极大的悲观，他说：“就目前状况说，新诗的命运恰如整个中国的命运，正陷入一个可悲的环境里。想出路，不容易得出路。困难处在背负一个‘历史，面前是一条‘事实的河流。”在对新诗的反思中，闻一多、陈梦家、梁宗岱、朱光潜、李健吾、罗念生等人都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而叶公超的观点也同样具有前瞻和科学的眼光。针对当时出现的主张以自由诗为发展目标、否定诗歌格律化，甚至把格律视为守旧、传统的观点，叶公超明确反对，他认为新诗同样应有自己的格律。叶公超说：“格律是任何诗的必需条件，惟有在适合的格律里我们的情绪才能得到一种最有力量的表达形式；没有格律，我们的情绪只是散漫的、单调的、无组织的，所以格律根本不是束缚情绪的东西，而是根据诗人内在的要求形成的……只有格律能给我们自由。”叶公超之所以把格律视为新诗的必备要素并非空发奇想，而是来自他对中西诗歌传统的比较。叶公超以美同意象派诗歌举例说，尽管意象派诗人口口声声宣称不追求格律，但实际上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其代表人物庞德仍然认为格律这种内在的形式是必要的，只有严格的形式才能切近现代人的情绪。为此叶公超说：“一种文字要产生伟大的诗，非先经过一个严格的格律时期不可。”“对于诗人自己，格律是变化的起点，也是变化的归宿。惟有根据一种格律的观念来组织我们的情绪和印象，我们才可以给‘我们的情绪的性质一个充分表现的机会。”叶公超当时所处的诗歌环境，正是“现代派”的代表鼓吹去格律化、写不受束缚的自由诗的时段，不少曾经写作过格律诗的如后期新月派的诗人林徽因、卞之琳、陈梦家、孙大雨等也趋向选择自由诗，“他们的总的趋向，是对字句整齐的规律诗的怀疑”。对此，朱光潜曾经从中西诗歌的历史演变中揭示了音律存在的合理性，“诗的情思是特殊的，所以诗的语言也是特殊的。每一种情思都只有一种语言可以表现。”“做诗却不然，它要有情趣，要有‘一唱三叹之音，低徊往复，缠绵不尽。不过朱光潜着眼点更多地放在中国古典诗歌，对于新诗的格律没有过多提及。梁宗岱更多地以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作为参照对象，强调格律的意义：“我很赞成努力新诗的人，尽可以自制许多规律，把诗行截得齐齐整整也好，把脚韵列得像意大利或莎士比亚式的十四行也好。”“没有一首自由诗，无论本身怎样完美，能够和一首同样完美的有规律的诗在我们心灵里唤起同样宏伟的观感，同样强烈的反应的。”这些严肃的思考，对丰富中国现代诗歌理论无疑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叶公超不仅把格律视为诗歌创作的普遍规律，而且对于新诗格律所涉及到许多技术性问题都进行了认真的辨析。如他主张用音组取代音步，这主要的原因是由于中国语言的特点所决定，由于中国语言缺乏铿锵有力的重音和高音，因而无法产生希腊式或者英德式的音步，因而中国新诗如果引入音步的概念则费力且效果不佳。叶公超说：“音步的观念不容易实行于新诗里。我们只有大致相等的音组和音组上下的停逗做我们新诗的节奏基础。停逗在新诗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有时音组的字数不必相等，而其影响或效力仍可以相同。”实践证明，用音组取代音步，无论对于创作新诗还是翻译英美的格律诗，都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持相似观点的还有孙大雨和罗念生等，但叶公超影响最大。卞之琳曾说：“现在读公超1937年发表在孟实主编的《文学杂志》创刊号上的《论新诗》一文，发现更多深获我心的见解。例如新诗建行单位不应计单字数而计语言‘音组，比孙大雨先生通过长期实践到三十年代开始译莎十比亚才提出‘音组的说法似还早一步。”此外，对于当时人们普遍关注的诗歌音乐性问题，叶公超不太认同象征派将诗和音乐混为一谈的说法，认为在文字形、声、义三要素中，意义仍然是最重要的，不应该为了迁就音乐而牺牲意义。他说：“脱离了意义（包括情感、语气、态度和直指的事务等等），除了前段所说的状声字之外，字音只能算是空虚的，无本质的。”“诗与音乐的性质根本不同，所以我们不能把字音看作曲谱上的音符。象征派的错误似乎就是从这种错觉上来的。”在叶公超看来，虽然音乐是一种最理想的艺术，但诗歌毕竟不等同于音乐，单纯为了追求所谓诗歌的音乐性，音节的成分运用过多就可能造成诗情的泛滥。他特别举出西方的一些诗歌作为例证，认为毛病不是音节上有什么缺点，而是音节太过于悦耳，甚至到了损害意义的地步，因此，“音节不显著的诗竞可以不使我们不注意它的音节，就是音节美的诗也只能使我们站在意义上接受音节的和谐。”“音节适合的诗我们往往反不觉得音节在。”这也是他不同于梁宗岱、闻一多等人的地方。

新诗和旧诗的关系问题，也是当时非常让人困惑的一个问题。叶公超非常看重中国古典诗歌的历史和当代价值，他坚决反对那种把新诗和旧诗对立起来的做法。他说：“新诗和旧诗并无争端，实际上很可以并行不悖……新诗是用最美、最有力量的语言写的，旧诗是用最美、最有力量的文言写的，也可以说是用一种惯例化的意象文字写的。”叶公超把中国几千年的古典诗歌传统视为巨大的文化宝藏，这里面孕育的瑰宝是取之不尽的，为新诗的写作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叶公超以20世纪30年代诗人金克木和徐志摩的诗为例，论证了中国旧诗传统的生命力。“中国文字里有一种极有效力的对偶和均衡的技巧，在旧诗里用得很多，但在新诗里，它们仍是很有用处。”叶公超的这种论调并不是自我中心主义，而是在对中西诗歌的宏观比较中得出的，他发现即使被视为最具艺术反叛精神的艾略特，也常常强调“传统”和“历史意义”。实际上，中国新诗的出现更多地是受到了西方文学的影响，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以李金发、冯乃超等为代表的象征派诗人，基本上是采取移植西方的现代派诗歌的方法，但实践证明：这些完全脱离了中国土壤的诗歌并不能长成参天大树。到了20世纪30年代，不少有识之士开始反思这个问题，叶公超、梁宗岱、朱光潜等人都充分肯定了中国古典诗歌对于新诗的借鉴意义。正是在他们的倡导下，30年代诗坛出现的现代派诗人如林庚、金克木、废名、卞之琳、戴望舒等的创作明显加强了和中国古典诗歌的联系，不少诗作深受晚唐诗风的影响，其成就和影响也远远超越了李金发等人。废名曾经这样评论林庚的诗：“在新诗当中，林庚的分量或者比任何人要重些，因为他完全与西洋文学不相干，而在新诗很自然地，同时也是突然地，来一份晚唐的美丽了。”他评论卞之琳的《灯虫》：“以极浓的一幅画，用了极空的一支笔，是《花间集》的颜色，南宋人的辞藻了。其实废名本人的诗也是飘荡着温庭筠、李商隐诗词的神韵。显然，这种局面的出现和叶公超等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虽然叶公超在诗歌理论上并没有太多的著述，但由于其目光的敏锐和独到，依然受到人们的推崇，卞之琳说：“《论新诗》一文不仅是叶先生最杰出的遗著，而且应视为中国新诗史论的经典之作，虽然也还有不少可商榷处。”这是十分客观的评价。

叶公超所处的时代，正是国门大开，各种外国文学思潮和作品潮水般涌人中国的时代。这种情形的出现是任何一个清醒之士必须面对的。作为一名长期在海外留学的学者，叶公超对当时世界文学的潮流和发展趋势自然十分熟悉。他曾经在美国追随著名诗人弗罗斯特（ Robert Frost），在英国和当时现代派的大诗人T-S艾略特（T.S.Eliot）交往甚多，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叶公超成为翻译和介绍西方文学作品和理论最有力的学者之一。

在各式各样的文学潮流和作品中，叶公超无疑最为醉心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和作品，他在介绍和翻译西方现代主义作品和理论的成就也显得格外突出，这种选择充分表明了他文学嗅觉的敏感。在当时世界文坛的格局中，现代主义早已取代了浪漫主义、巴那斯派及现实主义等文学的潮流，成为最有吸引力的文学。在叶公超看来，如果能引入这种带有先锋性的世界文学潮流，对于正在寻找现代性的中国文学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正是立足于此，他孜孜以求地把当时最有影响力的现代主义诗人艾略特的作品和文学理论引入到中国。叶公超一方面为赵萝蕤翻译T.S艾略特的代表作《荒原》写序进行推介，并推荐卞之琳翻译T.S.艾略特的文学批评论文《传统与个人的才能》；另一方面，他亲自撰写了评述T.S.艾略特的重要学术论文。他所写的《艾略特的诗》和《再论艾略特的诗》这两篇文章是中国最早系统论述艾略特的文章，有着重要的文学史价值，为人们理解这位现代主义大师提供了很好的线索。叶公超本人对于这一点也并不同避，他后来说：“大概第一个介绍艾氏的诗与诗论给中国的，就是我。”众所周知，T.S.艾略特的诗相当晦涩难懂，至于他的诗学体系则更加庞杂甚至含混，对于20世纪30年代普通读者的阅读经验构成了很大的挑战。然而，叶公超却能够深入浅出地抓住其要点，进行了精当的概括。如叶公超说：“《荒原》是他成熟的伟作，这时他已彻底地看穿了自己，同时也领悟到人类的苦痛，简单的说，他已得着相当的题目了，这题目就是‘死与‘复活。”这里面对《荒原》主题的概括是十分准确的。叶公超认为艾略特诗作技术上有独到之处：“他在技术上的特色全在他所用的metaphor的象征功效。他不但能充分的运用metaphor的衬托的力量，而且能从metaphor的意象中去暗示自己的态度与意境。要彻底的解释艾略特的诗，非分析他的metaphor不可，因为这才是他的独到之处。”叶公超非常欣赏艾略特的诗风，因为他的诗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诗歌的方式，以全新的表现手段赋予诗歌一种宽广、深邃的历史意识。“他主张用典，用事，以占代的事和眼前的事错杂着，对较着……诗的文字是隐喻的（ metaphorical）、紧张的（intensified），不是平铺直叙的、解释的，所以它必然要凝缩，要格外的锋利。”应当说，在介绍和准确把握艾略特的诗作和理论上，叶公超都有着别人难以相比的视野，因为他始终是在中西文化汇通的视角下来审视艾略特对于中国诗学的借鉴意义。他发现，艾略特主张用典和用旧句的主张竟然与中国宋朝诗人主张的“脱胎换骨”的观点暗合，这实际上也激活了新诗的历史意识。

在叶公超的大力推动下，20世纪30年代不仅出现了泽介艾略特的第一个热潮，而且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直接引发了当时中国现代诗风的转变，以卞之琳、戴望舒、林庚、孙毓堂、金克木、曹葆华、卡十南星、徐迟等为代表的诗人大胆采用西方现代派这种以隐喻、暗示的手段，直接消解了传统诗作抒情和叙事等特征。它以客观来象征主观，以有限来追求无限，以简洁追求丰富，进而赋予诗作多重的意义。这是中国新诗的一个巨大转变，如果拿卞之琳的《距离的组织》、《白螺壳》、《鱼化石》等诗作来和胡适的《尝试集》甚至徐志摩《再别康桥》等比较，不难看出国新诗短短几年间所发生的颠覆性的变化。就像李健吾所说的那样：“从《尝试集》到现在，例如《鱼目集》，不过短短的岁月，然而竟有一个绝然的距离。彼此的来源不同，彼此的见解不尽同，而彼此感觉的样式更不相同……《鱼目集》正好征象这样一个转变的肇始。对于叶公超译介T.s.艾略特对于中国新诗发挥的作用，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卞之琳曾经说：“这些不仅多少影响了我自己在三十年代的诗风，而且大致对三四十年代一部分较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新诗篇的产生起过一定的作用。”这完全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中肯之论。

叶公超除了致力于把艾略特引入到中国外，他对西方现代派的介绍还涉及到法国象征派诗人朱尔·拉法格、美国意象派诗人庞德、英国象征主义诗人叶芝、英国意识流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芙、新批评派代表人物瑞恰慈、燕卜荪等。伍尔芙是当时在英国引起轰动的著名意识流小说家，叶公超不仅翻译了她的小说《墙上的一点痕迹》，而且还写了精当的评论。伍尔芙的作品由于充满大胆的艺术反叛精神而遭到不少人的误解，甚至有人完全否认她的创作价值。然而叶公超却肯定了伍尔芙的创造性：“如画家中的马梯斯（今通译马蒂斯），她的作品往往超过一般读者的想象力。”他敏锐地发现伍尔芙的小说与传统小说的巨大差异：“她所注意的不是感情的争斗，也不是社会人生的问题，乃是极渺茫、极抽象、极灵敏的感觉，就是心理分析学所谓下意识的活动。”“在描写个性方面，她可以说别开生面。”这样的概括其实正好抓住了意识流小说的特点。叶公超的翻译以及介绍文字无疑为中国读者打开了一扇眺望世界现代文学的窗口，刺激着中国作家的艺术触觉。这也是中国最早介绍伍尔芙作品的一篇文章，先于卞之琳在天津《大公报》文艺版上发表的《伍尔芙论俄国小说》这篇译文，其后伍尔芙逐渐为中国读者所熟知。正是站在文学波动的浪尖，叶公超总是尽量在第一时间把西方最新的文学潮流和理论及时输入到中国。当时西方刚刚兴起新批评理论，而瑞恰慈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叶公超认为对于中国文坛而言，所缺乏的并不是所谓写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作品，而是分析这些作品的理论。瑞恰慈的文学理论吸收了现代心理学、语言学等知识，注重读者的反应以及这种反应的价值。因此，叶公超不仅亲自为曹葆华翻译瑞恰慈的《科学与诗》这本文学理论著作写序，而且还撰写了《谈读者的反应》一文，结合中国古典作品对这种理论进行了阐释。

当然，叶公超除了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和理论情有独钟之外，对于西方传统的文学也并不忽视？他在编辑《新月》杂志时，长期主持“海外出版界”的专栏，写了不少介绍西方文学的短文，使读者及时了解世界文坛的状况。叶公超介绍过的作家有英国戏剧家辛额、高尔士华绥、小说家哈代、女作家曼殊菲儿、小品文作家蒲利斯特利、讽刺小说家赫胥黎等；也有美国诗人爱伦坡、小说家刘易斯等。他的介绍总能简略而又准确概括作家的创作特色，这一点实际上并不容易，需要批评家丰富的艺术经验和独到眼光。值得指出的是，对于那些不合口味的作家和作品，叶公超也能保持相对公正的态度进行客观介绍，并不存有偏见。如他对美国现实主义作家刘易斯并不喜欢，但在评论时他却说：“他可以说完全是一个社会讽刺家；他的好处是在他能够从极平常，极无声色的生活中表现出来一个阶级的共同思想、习惯、野心、满足和失望。”“我虽然不是十分爱读刘易斯小说的人，我却承认以上三部小说至少在现代美国小说史上都有相当的价值。”此外，叶公超为新月书店编选了《近代英美短篇散文选》，共四辑，收录了近百篇英美杂感、散文作品；他还和闻一多共同主编《近代英美诗选》两册，每篇后面都附有诗人的传略和短评，这些对于扩大中国读者的视野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叶公超致力于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和介绍，使得他和周作人、朱光潜、梁宗岱等人一样，成为沟通中西文学汇通的关键人物之一。

叶公超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活跃在中国现代社会的重要转折期。这一时期不少知识分子纷纷开始告别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身份，不再满足于书斋式学者的单一角色，而是更多地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参与社会实践。他们或创办学校、书局、刊物，或举办文化沙龙，越来越频繁地进入公共空间，扮演着多重角色。“转型时代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他们是游离无根，在政治上他们是边缘人物，在文化上，他们却是影响极大的精英阶层。”卡尔·曼海姆也说：“知识分子从‘上流社会中解放出来，发展成为或多或少与其他阶层相分离的阶层……导致了白南的智力和文化生活的惊人繁荣。”叶公超身兼学者、编辑家、沙龙活跃分子及大学行政领导等多重角色，特别是在创办刊物、维系文学社团、发现文学新人等方面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叶公超曾经亲自参与编辑和创办的刊物有《新月》和《学文》。《新月> 1928年创办于上海，以文艺为主，兼及政治，高举“健康”和“尊严”的旗号，成为20世纪30年代很有影响的一份刊物，也成为“新月社”的重要阵地。《新月》杂志前期的编辑工作主要由徐志摩、饶孟侃、闻一多负责，发表的文章多以文艺类作品及评论为主。叶公超在《新月》第1卷第1期发表了文学评论《写实小说的命运》，其后还有《论翻译文字的改造》、《牛津字典的贡献》、《墙上的一点痕迹》等多篇文章。到了《新月》第2卷第2期开始，叶公超也加入到了《新月》的编辑工作，他与梁实秋、潘光旦、饶孟侃、徐志摩五人共同主编了《新月》第2卷第2期至第5期.，这时的《新月》在他的坚持下创办了“海外出版界”的专栏，“用简略的文字介绍海外新出的名著”，“使读者随时知道一点世界文坛的现状。”主要的文字都是由叶公超所撰写。特别应该提及的是，自从1931年徐志摩去世后，“新月派”失去了灵魂，《新月》杂志的出版也受到一定的影响，甚至到了时断时续的艰难时刻，一度在出版了第4卷第1期“志摩纪念号”后停刊达半年之久。叶公超此时挺身而出，独立主编了《新月》第4卷第2、3期的工作，取代了罗隆基的主编职务。在后期《新月》的编辑工作中，叶公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回忆说：“最有趣的事，是《新月》停刊前最后三四期，除少数几位朋友投稿外，所有文章几乎全由我一人执笔。”这充分说明叶公超在后期《新月》的编辑和出版工作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他开始有意识地按照自己的理念来编辑该杂志。《新月》在罗隆基主编的一段时间，曾经刊发了大量政论性的文章，文学的份量反而很少。在叶公超负责后期《新月》时，对这种倾向有所纠正，重新回到了以刊发文学作品和评论为主的局面。如沈从文的《阿丽思中国游记》，梁实秋的《文学与革命》、欧阳予倩的《潘金莲》，徐志摩、陆小曼的《卞昆冈》，凌叔华《疯了的诗人》等都是在他手巾刊发的。而且他的文学视野更加开阔，已经不再满足于前期新月派较为正统的风格，而是容纳了更具先锋色彩的作品；不少文学新人如孙大雨、钱钟书、杨季康、常风、曹葆华、李长之、孙毓棠等也成为此时《新月》杂志的作者，他们构成了后期“新月派”的核心，杨季康的第一篇译作就是在叶公超的鼓励下发表在《新月》杂志第4卷第7期。在叶公超等的鼎力坚守下，“新月派”依托《新月》杂志，在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史中写下了浓重色彩的一笔。

叶公超北上北平后，迅速成为京派文人圈里的活跃人物，频繁出入于当时的文化沙龙，如朱光潜家“慈慧殿三号”的读诗会。朱光潜从英国回到北平后，经常邀请一些诗歌爱好者到他家参加朗诵诗会。关于诗会的情景，沈从文的回忆很详尽：“这个集会在北平后门朱光潜先生家按时举行，参加的人实在不少。计北大梁宗岱、冯至、孙大雨、罗念生、周作人、叶公超、废名、卞之琳、何其芳、徐芳……”可见叶公超也是其中的重要成员。在这个诗会中，叶公超参与到新诗的理论探讨之中。此时《新月》风流云散，大批文人纷纷北上，北平聚集了大量文人、学者，叶公超感到很有必要办一个刊物，把当年《新月》时期的朋友聚集起来，这就是《学文》的由来。该刊由叶公超担任主编，余上沅任发行。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文》是《新月》的延续，也是新月社和京派的成功融合。如《学文》的主要撰稿人饶孟侃、陈梦家、林徽因、沈从文、卞之琳、陈西滢、胡适、孙大雨、孙毓棠、钱钟书、曹葆华等都是当时活跃在平津地区的学院派知识分子，相当一部分成员也曾经是《新月》的主要作者。因而《学文》的创办不仅繁荣了平津地区的文化氛围，也使得《新月》的自由主义文学精神得以延续。《学文》于1934年5月创刊，到8月就停刊，只办了四期。虽然时间极短，但这份刊物却成为维系北平学院知识分子的重要舆论场，是京派文人的同人刊物。叶公超也得以把他的文学理想贯穿刊物始终，他说：“有人说《新月》最大的成就是诗；《学文》对诗的重视也不亚于《新月》。诗的篇幅多不说，每期将诗排在最前面，诗之后再有理论、小说、戏剧和散文，已成为《学文》特色之一。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认为诗是文中最重要一部分。”在他的推动下，《学文》刊发了大量诗作，卞之琳、废名、林徽因、何其芳、孙毓棠、陈江帆等人的名字频频出现，一些带有现代主义倾向的作品，如林徽因当时引起巨大争议的小说《九十九度中》也发表在该刊。林徽因这篇小说消解了传统小说的情节和人物，以横断式的方式组合若干场面，带有很强的现代主义特征，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废名的小说《桥》。同时，叶公超也把介绍西方文学作品和理论当作《学文》的重要担当，他在为《学文》撰写的编辑后记中明白宣告：“本刊决定将最近欧美文艺批评的理论，择其比较重要的，翻译出来。”《学文》发表的这类译文有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的才能》（卞之琳译）、A .E.Housman的《诗的名与质》（赵萝蕤译）、Edmund Wilson的《诗的法典》（曹葆华译）。这些西方诗学理论对于当时极度匮乏文学理论资源的中国是很有价值的。

叶公超多年在清华、北大以及西南联大执教，他慧眼识珠，把发现和培养青年才俊视为己任。这些人中不少后来成为知名作家和学者，如卞之琳、赵萝蕤、曹葆华、李广田、钱钟书、杨绛、王辛笛、季羡林、李赋宁等，在现代文学、外国文学、比较文学、翻译学等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卞之琳当时在北大读书，叶公超教授英美新诗的课程，鼓励他从事翻译工作，为其发表译诗《恶之花拾零》及译作《魏尔伦与象征主义》。特别让卞之琳感动的是，叶公超具体指导他翻译了艾略特非常重要又十分艰涩难懂的诗学理论文章。卞之琳说：“后来他特嘱我为《学文》创刊号专译托·斯·艾略特著名论文《传统与个人的才能》，亲自为我校订，为我译出前一句拉丁文motto。”赵萝蕤当时翻译了艾略特的长诗《荒原》，该书出版时，叶公超写序《再论艾略特的诗》，对这本译著的价值给以充分肯定。即使在条件十分艰苦的西南联大时期，身为外文系主任，他仍然千方百计延揽、培养人才，为民族保留了十分宝贵的文化命脉。

抗战中，叶公超脱离学术转而投身政治，最终宦海沉浮，客死台湾。这是时代的错位，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多年后叶公超对于这样的选择颇有悔意。但就其一生短暂的文学活动来看，叶公超的贡献是无法忽视的，我们应该在现代文学史中公正记下他的名字，给予恰当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