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资送与留养一般认为是政府对灾民的一项赈济政策。然而，变换视角，以移民的角度，把移民与赈济政策、户籍制度结合起来，放在特殊的地域中考查，似乎会加深对这一政策的理解。资送与留养肇始于明初，盛行于清前期。为了农耕的需要一般在春季施行，资送有一定起数。随着康熙时期按丁给赈，雍正时按田给赈，乾隆时期闲散贫民、一体与赈的赈济政策的变化和户籍的逐步宽松而最终废除。

[关键词]襄阳移民；资送留养；户籍；赈济

对于清代的资送与留养，方家已多有论述。但大多以救灾的视角，对这一政策做了陈述。未深入思考这一制度的时代背景，特别是与赈济制度、户籍制度的内在关联，以及其地域特色。笔者似以移民的角度，以清前期襄阳地区为个案，对这一政策再讨论。

一、政策的盛行

资送与留养，似在明季就已经出现。洪武二十四年，“赈给山东、山西流民五十六人未钞。其鳏寡孤独四十五人，俾在养济院给赡”。成化六年“奏准：流民愿归原籍者，有司给予印信文凭，沿途军卫有司，每口给口粮食三升”。但是明季史料相关内容比较少见，在明代“田亩以附籍”，“州县以附籍”，“岁查以附籍”的附籍制度下，对于流民政策强调的是附籍，资送与留养仅是个案，但是在清代似乎已经形成为一项制度。

“康熙三十一年，陕西流民在襄阳等处地方。得旨，有情愿运送潼关米石者，即给价令其运送。此令流民就佣以济转输，顺便俾之回籍者”。以工代资，俾之回籍，开资送之例。康熙四十三年，谕户部，流民“有就食京城者、复设厂煮赈。命满汉官员、资送回籍、给以籽粒之需”。雍正即位后，进一步完善了“资送”的细节，给以路费，并命官收养。雍正元年，“计伊等回籍之远近，每口每程给银六分。老病者加给三分，委员管送。沿途患病者，令地方官留养医治。俟病痊，再行转送”。此为“资送流民路费之始”。然这两次出台政策的直接目的都是为了解决在京城的流民，但是首都的代表性是不言而喻的。雍正九年，谕内阁“有糊口转徙四方者，今各省渐次资送回籍”。湖北而言之“豫省被水之民，有觅食糊口于湖广者，该省已陆续资送回籍”。乾隆即位，政策得以继承。乾隆四年。河南被水，流民或“行至他省，彼地督抚，即应饬令有司，设法救济，免于冻馁。于春暖时，资送回籍，毋得膜视。或他处有似此出境觅食民人，亦照此办理”，而就襄阳地区而言之，资送与留养似乎早已存在，康熙三十年至三十六年任襄阳道的俞森就曾说自己已将“外来就食饥民，一一安插。力能垦田者，择地任种，贫不能存立者，劝土著之民，令其收养”。

二、资送与留养盛行的原因

清初对流民的赈济，是以户籍为依据的。康熙年间，有陕西流民流于襄阳，陈情于襄阳道台俞森曰：“本地颗粒无收，旱荒已极，不止一次。皇上发帑赈济，官府率皆按籍给散。某户纳一丁钱粮者，止赈一丁而已。若给银五钱，止好买粮食一斗。生员一妻四子，共计六口，一斗之粮，四日便了，此外何以支吾？富者有银无处买粮，贫者无以存立。十分之中，已逃七分，田地荒芜，家业尽弃”。换句话说，就是由于以户籍为依据的流民赈济无法满足流民的需要，以至于荒民流离失所，才导致资送与留养的盛行。当然也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如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流民人数众多，其中不乏：“有狡狯者，有剽悍者，不安于死亡，小之劫夺，大之啸聚”。如不妥善安抚，必生事端。“在流民既可生还故土。不致流为乞丐。转为盗贼。亦绥靖地方之一端也”。

三、资送与留养政策的特点

资送一般在春季进行。如乾隆五年江苏布政使徐士林陈奏，流民“于春融时即行资送”。么为什么选择在春季资送呢？这就是为了春耕的需要。“春初耕种之时。有愿归本乡者。即资送回籍。知照本籍、照例安插。并给以麦种。俾得及时赶种”。时届春融。有愿还乡耕作者。即给口粮资送”。

资送流民有一定的“起数”。“查先经户部议准江苏巡抚张渠，条奏资送灾民回籍。按人数陆续分送。每起以五十名为率”。起资送，其一在于便于管理，发放路费。“查乾隆元年，部议资送流民回籍之例。按远近，每口每程给银六分”。有人认为，“一程约计百里，流民徒步，一日岂能走及一程。若以所过州县为程，相去或六七十里，四五十里。流民过一州县，即给银六分，又不分大口小口，一日所得，不特倍逾于赈给之数，且较民间营趁为生者更裕”。由于弊端较大，后又改定：“其路费照上下两江之例，每大口日给制钱二十文，小口减半。其年老有病，仿照直隶成例，酌加脚力三分。如遇水程，大小口应给之数减半”。由按程给费，演变为按口给费。其二在于便于护送，以保障安全。“酌道路之远近，计人口之大小，派遣官役，护送还家”。“查乾隆元年、部议资送流民回籍之例。……令沿途地方官递行押送”。流民回籍，山高路远，路途险恶，如“楚省盗贼，陆路，借名行乞■钱；水路，多由渔船，乘夜为匪”。十字坡头的孙二娘，浔阳江畔的混江龙，猛于景阳冈上的白额虎。如不由差役护送，分起而行，势必做了投名状，化为异乡鬼。

资送和留养是联系在一起的。流民多在被荒秋收无望的时候开始迁徙，在冬季达到高峰。如俞森在描述襄阳流民的情况是说：“九月间，流民渐多”，及十二月，“流民愈众”，这个时候天气寒冷，乏衣乏食，路途遥远，即使资送回籍也无法生活，不如就地留养，待来年春耕再资送回籍。即“若照例，入境即资送回籍，未免徒滋道途仆仆之苦，且回籍亦难依栖。似可俱令照前一体留养”。“凡外出穷民。有应冬月养者”。乾隆七年，“复定凡流寓隔省遥远及本省相去至千里外，亦准收养”。留养的地点或于“普济堂、养济院、留养”。或“于饭厂附近搭盖席棚，或收拾空闲庙宇，听其栖宿”。

四、资送与留养政策的废除

虽然乾隆帝口口声声说“国家收养资送，亦不得已之计，非可恃为常策也”。但是在笔者看来，这种辩解恰恰说明资送留养已经成为一项固定的政策，只不过是为了废除这项积久生弊的祖宗之法寻找托词罢了。任何一种政策施行久了，难免会积久生弊，乾隆皇帝自己在总结资送留养政策的弊端时说，“盖自留养资送之例行，各省刁民，有于秋收后，将粮食器具寄顿亲族，挈家外出，冒称流民者。又有灾地贫民，领得赈票，转卖得钱，流移外出者。又有一半在家领赈，一半充作流民者。各省流民出境，本地无从查考，邻省更莫办其是否灾民。不得已，见人即留，以符定例。且恐聚集人多，不为之安插，或致别生事端，虽不应留，亦勉强奉行。此留养之弊也。迨奏限已满，正值东作方兴，邻省虽欲资送早归，即遵例分起发行。而中途风雨阻滞，每致数起合为一起。千百成群，肆行需索。甚至抢夺店铺，诟詈解役，干犯官长，百端刁赖。及至一入本境，惟恐有司查核。则又一哄而散。二三解役，不能阻止。散后仍复出境称流。往来资送，辗转不已。竟恃此为资生长策。其实在安插复业者，百无一二。此资送之弊也”。扼要而言之，在于，催生了游惰之民。如湖北省，乾隆六年署湖广总督那苏图奏称，到楚的五十余户流民中“实系贫苦者，不过数户。其余或有先经到楚，资送回籍，复行潜来者。或有年力少壮，尽可自谋生计者。或有出外多年，积有余资，堪自经营者。或本有栖止手艺，可自食其力者。均与赈恤资送之例不符。祗因楚省曾有留养饥民之例，伊等妄希赈恤，未例任其冒滥，使各省游惰之民，闻风效尤而至”。以至于出现了“在家做饥民。不如出外做流民”的戏剧性一幕。乾隆十八年，“停止此例，并宣谕中外知之”。

尚需说明的是，资送与留养政策的停止是和赈济政策的变革联系在一起的，其实质也是和流民“户籍”这一笔者反复强调的落脚点息息相关的。前文谈到，康熙年间的赈济是以户籍为标准的，按丁给赈。而众所周知，雍正时期又施行“摊丁入亩”。雍正四年，从“河南巡抚田文镜疏言、豫省丁银。请均匀摊入地粮之内。一例征收”。于是又出现了“州县散赈，多系稽其田亩。其余闲散，不准沾恩。及其去而之他，则安辑之，又资遣之。是绝生路于故乡而不容居，又悬重赏于异地，而教之以必去”。不论是按丁赈济还是按田赈济，都导致大量贫民难以获得赈济，只能被迫做流民了。于是早有御史提出“请将闲散贫民，得与力田之民。一体与赈”。当然御史的这一建议得到了肯定，“凡遇年岁灾歉，州县散赈，通省阖属贫民，均行赈济，不可区别遗漏”。与扩大赈济范围相同时，赈济的数额和期限也得到了延长。“流民出外，所得口粮，较在籍领赈，为数转多”。“盖与其留养于异方，何如厚加赈恤，使不致流移转徙之为愈”。“朕意以为与其资送无实际，不如加赈济之期，俾民获实惠之为愈也”。原来无地的贫民也可以得到赈济了，且实惠大于远涉千里得到的一点果腹粮，流民自然得以安然于生计了。然而，问题的本质还在于户籍政策的放宽。资送与留养带有鲜明的地域户籍色彩，随着“摊丁入亩”制度的施行，户籍相对于之前更为淡化。乾隆帝曾传谕“嗣后不必稍存此疆彼界之见”。既然户籍政策出现了淡化，那么对流民的赈济也更为灵活，当地施赈，不以丁、田为准，都可以得到赈济，流民再也不用迁徙流亡了。对此，乾隆帝说的实在而通俗：“其实办理流民之道。惟应各听其便”，“若必令地方官逐一稽查。分布安插。未免于伊等谋生之计。转致拘碍”。“因民之便而治之”，至此资送与留养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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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清高宗实录》卷119[M]，乾隆五年，六月丁亥，第737页.

[13]《清高宗实录》卷172[M]，乾隆七年八月辛丑，第205页.

作者简介：周保国出生年月：1982.9性别：男民族：汉籍贯：湖北襄阳，苏州科技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