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群

[摘 要]自由主义是西方社会的主要思潮之一，在发展过程中虽流派众多，却有着一以贯之的基本特征。梁启超作为近代中国引进自由主义思潮的先驱人物，其自由思想主要源于西方，在引进的过程中结合晚清社会语境做了一定的修正，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思想。本文旨在通过对近代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基本特征的把握，在比较视野下探究梁启超的自由主义思想，认识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作用。

[关键词]梁启超；西方；自由主义；中国特色；意义

始于十七世纪的近代西方自由主义，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主流政治思潮，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但其根本要旨是一样的，核心在于强调个人自由。处于亡国灭种边缘的晚清中国社会，宣传和引进西方的学说成为先进思想家的重要选择，磅礴全球的自由主义思想洪流在这样情况下进入了中国。中国早期自由主义思潮先驱的梁启超，对西方自由主义进行了中国化转型，既比较准确地把握了西方近代自由主义基本精神，又联系中国晚清社会实际做出了富于创造性的解释。自由主义作为20世纪中国三大主流思潮之一，在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探讨梁启超有别于西方的独特自由理论，对于认识和研究近代中国自由思潮的致思趋向和目前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具有很大的价值意义。

一、近代西方自由主义的基本特征

在西方，“自由”（Liberty）是个十分复杂的概念，但作为一种社会思想或观念，其基本含义不外是反对强制和尊重个体的选择。[1]近代西方自由主义，是指中世纪末在西方特定历史氛围中逐渐形成的，流行于19世纪初期和中期的欧洲大陆、英国、美国等地的自由主义思潮，也称传统自由主义。[2]其渊源主要来于基督教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基本理念以及文艺复兴中宣扬的个人主义思想等，在众多流派里，其中以洛克、休谟、亚当·斯密、孟德斯鸠等人为代表的英国经验式自由主义和以卢梭、康德等人为代表的大陆理性式自由主义，是最重要的两支流派。而传统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根本的价值观念与社会政治思想，有着一些贯穿始终的基本特征。首要一点是将个人自由和幸福作为终极价值追求，坚持个人至上，这是西方自由主义者的共同特点，无论是提出“天赋人权”的洛克还是主张平等的卢梭，都强调了这一核心特征；其次是主张保障个人自由的市场经济，坚持私有财产以及国家对经济干预的减少，如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再次是从法律和政治上为个人自由提供保障的宪政体制，如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最后是主张渐进的社会改良和宽容的社会文化。观之，近代西方自由主义正如雅赛所言的：“这种自由主义，首先就是关于‘自由'的，除了个人的自由外，再也没有什么别的自由。”[3]

二、梁启超有中国特色自由思想的主要内容

黄宗智在《梁启超与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一书中指出梁启超的自由主义是重新解释儒家、日本明治维新、西方思想的一种混合产物，但并非是纯西式移植。郑匡民认为“梁启超是在日本的土地上，用‘和文汉读法读日本人的译著来摄取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4]可见梁启超的自由思想的形成有着特殊的背景，但其自由思想并非与西方全然不同，在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上也存在着相同的见解，如对自由概念的理解，“自由者，权利之表证也。凡人所以为人者有两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权利。二者缺一，时乃非人”[5]认为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是人存在的价值所在；在自由与法律问题上，提出“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6]注意：“一曰服从公理，二曰服从本群所自定之法律，三曰服从多数之决议。”[7]自由的实现需要法律的约束，贸易自由在经济上的重要性等等。尽管如此，复杂的形成背景与救亡图存现实，使梁启超的自由思想不可避免与西方存在诸多差异，呈现鲜明的中国色彩。

（一）在自由与富强的关系上：认为自由是富强的手段

近代中国面临救亡图存的重任，引进的思想学说更多是为了服务于它，这在梁启超的自由思想中则得到了明显的体现。“欧美诸国民所以立国之本原也”[8]在梁启超那里，西方自由的价值首先是能作为实现富强之工具上，他认为西方生存的动力源于自由。因此，以救国为出发点，期盼通过自由思想的宣传，唤醒民智，从而实现国富。而近代西方自由主义是以个人主义为理论出发点，坚持个人至上原则，把富强当成实现自由的手段。

（二）在个人自由与国家自由关系上：主张国家自由优先

西方自由主义关切人性和人权的维护，注重个人性，将个人放在第一位，反对政府以“国家”名义剥夺个人权利与自由。在个人权利与自由面前，国家要做相应让步。与之不同，梁启超更推崇国家自由，他在《新民说》中提出“人不能离团体而自生存，团体不保其自由，则将有他团焉自外而侵之压之夺之，则个人之自由更有何有也！”[9]人是过团体生活的社会性动物，当团体遭遇威胁而失去保护个体的能力时，保护团体就成了个体的职责，因此“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10]即国家自由优先于个人自由。中国自古就注重“群”观念，加上内忧外患的现实，更要求把民族和国家利益放在至高的位置。所以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更多与民族、国家和团体联系在一起，附着浓厚的传统意蕴和强烈的时代内涵，在救国夙求的直接影响下，梁启超主张国家自由优先、个人自由次之也就无可厚非了的。

（三）在宪政问题上：主张开明专制

梁启超著有诸如《立宪法议》、《论立法权》等专门探究宪政问题的文章，但一开始他并不建议在中国即可实行宪政，原因是“立宪政体者，必民智稍开而能行之”[11]而辛亥革命后，梁启超虽认可是行立宪政治的好时机，但又认为人民不能过于掣肘政府，“宜委任之，不宜掣肘之；宜责成之，不宜猜忌之”[12]并且要通过给予政府绝对权力，以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从而“必号令能行于全国，然后可以统筹大局，必政策能自由选择，然后可以评得失焉。必用人有全权，外部成一系统，然后观其效也”。[13]这些论述，虽强调了立宪政治，但其实质仍是开明专制。梁启超在理念上推崇立宪政治，却在实践中将中国政治健康运行寄托在所谓的圣君与贤相以德性为依托的合作上，懈怠了权力应有的限制。而在西方，自由主义者则认为政府是“个人自由”威胁的罪魁祸首，主张建立“有限政府”，限制公权。梁的自由思想在这一点上与西方大大不同。

（四）在实现自由的前提上：主张去除奴性

在近代西方自由主义者看来，平等是个人自由得以真正实现的前提条件，如卢梭所说的“要而论之，民约云者，人人自由，人人平等”[14]，实现契约关系，保证个人自由，在于平等。而梁启超认为“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提出落后的根源在于奴性的观点。要争得自由，实现国家自强独立的目标，务求改变人的奴隶性格，去除奴性，真正达到人的独立自主。这体现了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中国人的特点，同时又反映了梁启超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切的现实情怀。

三、梁启超有中国特色自由思想的重要价值

梁启超的自由主义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舶来品，加之传统文化、特殊国情以及个人因素等影响，不可避免存在一些局限性，比如说更多是关注工具层面的各种社会改革措施，而忽视了学理上的进一步探讨；重点放在政治自由，对社会底层尤其是广大农村和农民更关注的社会公正和经济平等问题关心不够；以崇尚秩序、主张社会渐进改良为核心政治理念并不能为暴力与革命等重大问题提供答案，等等。尽管如此，梁启超作为近代中国走在时代前列的重要人物，其独具特色的自由主义思想无论是过去亦或者现在，仍有着重要的价值意义。

（一）在近代中国社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梁启超是继严复之后又一举自由主义之旗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接触了西方的自由思想后，积极主动宣传自由思想，开辟了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传播的通道。其自由思想虽没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无疑为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梁启超在其宪政主张中，所体现的民主思想有利于提高近代中国人的政治觉悟以及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虽然梁启超不像近代西方自由主义者那样将个人看作是终极的价值目标，但依然主张对人的主体地位予以确认，并深刻地批判了禁锢个人自由发展、摧折人的个性的传统文化及封建专制，使儒家伦理文化地位受到了动摇，从而促使国人培养主体意识，自我意识的觉醒，破除自身奴性，实现个性解放，实现人的现代化。同时还促进了中国政治体制的变革，梁启超等人掀起的维新变法改革运动，虽因顽固派的阻挠走向失败，但其主张的开明专制仍带有一定的民主性，民主思想的传播，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后来的辛亥革命成功和民主共和政体的建立。

（二）对当代也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梁启超的自由主义思想，虽不同于原汁原味的近代西方自由主义，他所处的时代与现今比也是千差万别，但仍对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有不少启示意义：一是自由不可弃。自由是人的基本需求，自由的实现能使人在主观上得到满足，有助于精神层面的提升以及智力的发挥。自由还是社会进步的根本条件，公民追求自由，社会文明程度会有所提高，因此我们个人要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同时国家要拓展更多渠道使民众参与到政府治理中；二是实行有法律保障的民主政治。我国要保障国民的自由权利不受侵犯，就必须坚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政协制度、听证制度等，制定能充分代表民意的法律政策等，严格法律约束，确保国民权利神圣不可侵犯，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公共权力干预个人自由；三是国家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和谐相处。在经济全球化、利益多元化的时代，我们仍要借鉴梁启超自由理论和实践中的合理成分，在完善市场经济过程中，坚持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为前提，关注个人的主体性存在，尊重和保障人固有的自由权利，在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做好自由权利的平等保障，统筹兼顾使二者协调发展，构建民主、自由、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社会。

结语

黑格尔曾说：“一如思想的逻辑系统里，每一位思想家的形态都有它独自有效准的地位……必须依照这样的规定去认识它的特殊性格，必须承认它的地位，对于它才有正确合理的处理。”对于梁启超的自由主义思想，我们要用辩证的眼光的去看待，虽然它是近代中国不结果的精神之花，存在一定局限性，但仍具有重要价值。通过中西对比，挖掘其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的合理成分，以对当今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促进伟大中国梦的早日实现。

参考文献

[1]胡伟希.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的产生和发展[J].学术研究，1991（1）：27

[2]胡勇，施雪华.论近代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偏差[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2）：20

[3]安东尼？德？雅赛.重申自由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1

[4]郑大华.传统思想的近代转换[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401

[5]张树，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M].北京：三联书店，1960：10

[6]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9：44

[7]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9：46

[8]同[6]，第40页

[9]同上，第46页

[10]同上，第45页

[11]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153.

[1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89：62

[13]同上

[1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M].北京：中华书局，1989：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