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郭味蕖的几位老师
2015-11-04郭怡孮
郭怡孮
父亲郭味蕖的几位老师
郭怡孮
编者按:郭味蕖先生(1908—1971),国画大家,美术教育家。他出生于山东潍县(今潍坊)的书香世家,先后在上海艺专和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国画研究室学习,对中西画皆有涉猎,并临摹大量古画。后任职于中央美术学院研究部、民族美术研究所和徐悲鸿纪念馆等机构。1960年任中央美院中国画讲师,后任花鸟科主任。精鉴赏,善画法,重视史学、画论、画法的综合研究。著有《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知鱼堂书画录》《知鱼堂鉴古录》《明清四画人评传》等书,极有价值。他的艺术生涯,紧跟20世纪的时代潮流,对艺术有着执着不渝的追求,以自己的学问、人品、艺术成就,享誉画坛。
在父亲的回忆文章和著作中,称为老师的有六人,即丁启喆、刘炯、倪贻德、陈之佛、于非闇和黄宾虹先生。他们都是亲自为父亲授过课,且影响很大的人。
从国画启蒙到上海艺专
丁启喆(字东斋)、刘炯(字秩东)是父亲的绘画启蒙老师,父亲在家乡潍县读小学、中学,以及在“潍县同志画社”(潍县最早的绘画社团组织)中,都受到二位老师的精心培养。父亲对他的二位启蒙老师,有过这样的介绍:
地方上有位大收藏家陈簠斋,是毛公鼎的收藏者,家藏晋、唐以来书画珍品,室号“晋唐书画馆”,潍县著名书画家刘嘉颖,曾把画馆中所藏书画大都临摹过,深得其培养。我在小学时代的丁(东斋)先生,中学时代的刘(秩东)先生,都是他的学生。
丁启喆是一位精通诗文书画,且富有爱国心、正义感和热心培养青年一代的画家。父亲说先生人物、山水、花鸟皆精,给他打下了全面的中国画基础。先生著有《老莲汇稿》《北海人范》《自笑轩画集》,是我国较早的珂罗版画集,对后人影响很大。辛亥革命时,他画《醒狮图》,象征着祖国的觉醒;“五四”运动时,他画《卧薪尝胆》《张良别秦》《屈子行吟》,表达了爱国救亡思想。1938年日寇侵占潍城后他立志不做亡国奴,忧愤而死。父亲说:“我少年时代就遇到了好老师,丁东斋老师的爱国思想和耿直性格对吾辈影响很大。”
父亲的另一位国画启蒙老师是刘炯,精花卉,学恽南田、张小蓬画路,精工细染,工写全能。他和丁启喆都是“潍县同志画社”的创始人,是画社的主导教师。父亲说:“画社成立后,社员每星期日下午到丁、刘两教师家中学艺,自带作品,以便互相观摩和品评,并选出佳作,以备展览,这对潍县的国画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郭兰村、赫保真、傅柳坪、徐培基、郭味蕖、于希宁、陈寿荣等一大批社会知名画家,都曾是“潍县同志画社”的成员。
随着时代的变化,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作为一个与时俱进的美术青年,父亲逐渐对西画产生兴趣,对中国画的前途有所怀疑。他说:“当时在我的思想里感到国画已经很腐败,青年人怎么能画国画呢?”早在上中学时,父亲就参加了上海美专函授班,学习素描、水彩和擦炭人像,这使他1929年顺利地考入了上海艺专西画系。到上海他本拟报考刘海粟办的上海美专,但听说新成立了一所上海艺专,他经过反复思考,一是认为经过函授学习对上海美专的教学已有所了解和掌握,更因为上海艺专的老师多是刚刚留日、留法回国的更具当代知识的画家,于是决心报考艺专西画系,在科主任陈抱一和教授陈之佛、倪贻德的指导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学习阶段。从当时的课堂作业、课外写生,以及毕业初期的作品来看,受二位先生的影响很深。当时陈之佛先生开设计和色彩课,父亲留存下来的《归航》《都市之夜》《荦确集》等书籍封面设计,以及大量的实用美术、手工艺术和装饰图案的设计,都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倪贻德和陈之佛先生都是思想十分开放的老师,他们也践行蔡元培的新美育观,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蓄的教学思想,主张让学生自由选择不同的流派、风格和手法,并十分重视严格的基本功训练,二位老师都有中西文化的双层根基,中西艺术交融互补的观念,对日后父亲变革中国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上海艺专毕业后,父亲到济南任教。他回忆说:“毕业以后,在山东师范教学,教一种中西合璧的画。后来感到很无聊,对艺术提高不大,在这时我对中国画已经很感兴趣,对于西画创作,逐渐淡漠下去。当时我立下了坚定的信念,用我旺盛的精神,从事于中国画的临摹和创作,便考取了故宫博物院研究班,开始了踏实、专心的临古。当时,研究班设在故宫西华门内武英殿宝蕴楼,开设三个房间,分为山水、人物、花鸟。我初临花鸟,后又转为山水,所临全是院内所藏名家真迹,墙上悬挂的书画三天一换,可以随时观摩。临摹设有专用的临摹台,长案红毡,条件很好。通过这段临摹,才深入了解了中国画,感到中国人更应该懂得中国画,开始对国画着迷了。”
“七七事变”后,郭味蕖自北京古物陈列所返乡,闭门家居,蓄须明志
黄宾虹:勿蹈标榜之习须从学问上用功
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国画研究班于1937年2月开班,第一期学员有父亲郭味蕖、田世光、俞致贞、陆鸿年、晏少翔、张其翼等。所长钱桐,导师有黄宾虹、于非闇、张大千等人。导师每周都来讲学,风雨不辍,讲画史、画论、笔法、墨法、章法,具体指导学生临摹,并当场示范,指导学生辨别真伪,并从绘画发展史的角度来讲解分析。当时所临摹宫中名作都要临两张,一张自己保留,一张交故宫保存,以备原作南迁时,北京还保有临摹作品。
父亲就是自这时起,直至黄宾虹老人去世,近20年中不断向老人请教学习,师生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宾虹先生见这位来自齐鲁古北海郡的学生,能通古今,东西兼长,人又冲和恬淡,自是喜欢;又见父亲专心治学,方穷至理,并非一些青年画者矜异立奇、浮躁求进,更认为是可成就之人。逐渐熟悉后,他得知父亲是潍县陈(簠斋)家的姻亲,陈是清代大金石学家,宾虹先生十分景仰这位先贤,又觉父亲能亲接簠斋遗物,继承簠斋精神,进行文物收藏、考证和研究,更认为是难得之才,并得知父亲为潍上五百年世家子弟,文脉承传,祖上与周亮工、郑板桥、赵之谦交谊很深,得翰墨丹青之灵韵,于是对他寄予厚望。
在宾虹先生客居北京的十年间,父亲经常专程来北京向先生登门问学,先生详加指点,讲解十分翔实。每讲到历史大家,都要谈到他继承了谁,影响了谁,在画史上的地位和贡献,讲画家与画家的关系,讲怎么辨别真伪、高低,讲墨法、笔法……父亲从黄老师那里深刻领悟了比较性研究、系统性研究的治学方法,以及征信析疑的思维方式,领悟了先生倡导的“勿蹈标榜之习,须从学问上用功”的道理。父亲从这位德高望重、蔼然可亲的老师身上获益良多,人品和画品得以双修,理论与技巧得以共进。父亲非常庆幸能有这样的好老师常年诲教,他曾感叹“不然一入歧途,虽十年寒窗,朝夕吮墨,开卷满目俗尘,正如嫫母倩妆、东施效颦,万劫不复矣”。
黄宾虹先生带父亲观看和临摹历代名作真迹,特别是在绘画理论研究和绘画创作方法方面使父亲深受其益。父亲1941年在文章中写道:
予近年每见历代大家名作真迹,辄觉二三日寝食有味,悬诸壁间,镇日晤对。每对古人名作,当想其未画时如何胸次寥廓,欲画时如何解衣盘礴,既画时如何经营惨淡,如何纵横挥洒,发墨赋色,必使神会心谋,捉笔时荆、关、董、巨,如在上下左右。
黄宾虹先生为使父亲能广泛吸收历代名家各种画法,亲自为他示范创作了一件大幅山水画,上题:
合倪黄吴王为一家法,写似味蕖有道正之。予向
此画气势宏大,结构谨严,林峦郁密,苍浑沉雄。倪、黄、吴、王四大家之笔墨浑化入微,气象万千,为先生难得之精品。父亲将此画常年挂于画室之中,对晤静坐,如黄老师在上耳提面命。
20年中,黄宾虹老师几乎每年都有书画相赠,有画作、书法、扇面、对联,宾虹先生还经常给父亲题画,亲自出席父亲画展的开幕式。如1941年8月24日,父亲在北京中山公园举办个人画展,当时的《新北京报》就有这样的报道:
名画家郭味蕖,潍水望族,富收藏,精鉴赏,每日沉浸在古书画中,孜孜伏案,融古会今,自出炉冶,所作山水花鸟,精雅绝俗,秾丽中度,气韵闲远,洗尽甜浮。画展自开幕二日以来,风和日暖,稷园路上游人倍增。如黄宾虹所题之《仿新罗花鸟》,周养庵所题之《芍药》,溥心畬所题之《春柳图》,于非闇所题之《白梅》,风趣高古,别具町畛……尤为人所称赏。郭君画宗南北,曾在沪、杭、青、济举行画展,久为各界所钦仰。
父亲是在黄宾虹先生亲自指导下撰写《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这部大书的。此书自1937年写起至1958年出版,历20年,约32万字,收录历代书画家四千余人,可谓工程浩大。刘曦林先生在《郭味蕖传》中写道:“它是现代第一部以编年体的方式著录历代书画家的大型工具书,像这种属于基础性研究的工作,非博览群书通晓书画史者不能编,非史癖并精于条理者不能撰,非诚于学术且具牺牲精神者不能为,非对中华文明有强烈责任心者不能想,其中之劳动、所耗之心血可以想见而难以度量。”《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适应了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整理、研究和推陈出新的社会需要。
左图:郭味蕖在古物陈列所时所绘《水仙图》;右图:郭味蕖早年油画《天安门》
郭味蕖在徐悲鸿纪念馆接待印度尼西亚国家美术代表团
父亲在这部书的自序中这样写道:
自从1937年,编者在前北京古物陈列所主办的国画研究室任研究员时,便开始搜集我国书画家的传记碑志这一类的资料,并且经常到黄宾虹先生处,学习中国美术史和书画鉴别。当时黄先生就谈到,现在关于研究书画的工具书很少,历代出版的书画家传记和著录诸书,又多是略而不详;书画家的生卒岁年,和重要作品的创作年代,也不容易稽考。他就希望我采用编年体例,编一部综合性的书画家年表,借便检查历代各家的继承关系和风格的沿变,并指示了我一些整编方法。我从这时起,便着手编写这一部年表……
1944年,《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初稿写成,黄宾虹先生为此书撰写了序言:
古人读书皆有记录,等身著作,无非日积月累而成。王伯厚《困学纪闻》,顾宁人《日知录》,莫不朝斯夕斯,丹黄涂乙,取精用宏,卓然成家。知人论世,尤为读书之要。味蕖学兄,博览群书,旁搜艺事,出其平昔所辑《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见示,纲举目张,皆能有条不紊。足徵劬学嗜古,钜细不遗。荀卿有言:“其为人也多暇,其出人也不远”。抗心贤哲,度越寻常,余于是编有厚望焉。甲申之夏黄宾虹
父亲没有辜负老师的厚望,更加努力研究,奋发著述,《知鱼堂书画录》《知鱼堂鉴古录》《古镜考释》《明清四画人评传》等著作相继成书。
1951年10月,黄宾虹先生由杭州来京,是来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三次会议,是参加会议代表中之最年长者,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宾虹老人当时留京月余,父亲曾去探望。父亲告诉老师他已经应徐悲鸿院长之聘到中央美术学院研究部工作,黄先生十分高兴。父亲又说《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正在最后整理编写,承中央美院给予一部分编写时间,得以重新搜遗拾坠,增补清缮。黄老师希望这部书能早日梓行。父亲见老人在寓所仍在作画,忙于进京后的书画应酬,又见老人谈话兴奋,怕老人累着,不敢久留,匆匆告别。
没有想到的是几日以后,黄宾虹先生来到位于王府井校尉胡同的中央美术学院,向传达室打听郭味蕖在哪里办公,得知后,老人直接到美院图书馆来找,我父亲大惊,一位88岁的老师,竟来看望一个44岁的学生。传达室将黄老来校的消息报告了美院领导,当美院领导到图书馆时,方知二人已经离开学校,手拉着手到东华门附近吃小馆聊学问去了。
1953年初,经文化部批准在中央美术学院成立民族美术研究所(即今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前身),黄宾虹先生任所长,王朝闻、王曼硕任副所长,这时父亲所在的美院研究部与民族美术研究所合并,父亲多么希望黄老师能早日进京上任,美院领导也多次去信去电频催莅京,但黄老年事已高,医嘱宜缓。宾虹先生的老友陈叔通先生得知,也以为“高龄不宜远迁,春和时来京一游,以花时为宜,老友亦得快晤”。但北京的朋友们始终没有等来这一天。
1955年,黄宾虹老师去世,父亲十分伤感,他在《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的自序中写道:“前蒙徐悲鸿先生题耑,黄宾虹先生撰序,今已相继谢世,不及见本书出版,缅怀旧谊,不胜怆感,即以此编纪念二位先生。”
郭味蕖(左三)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齐白石画展上为北京艺术学院的同学讲课
白石翁:简而不繁则浮 繁而不简则殆
父亲与白石老人的交往,也是自1937年在故宫古物陈列所时始。
自那时起,父亲就经常到北京城西跨车胡同15号白石铁屋家中拜访请教。1958年父亲曾写过一篇《向杰出的人民艺术家白石老人学习》的论稿,文中深情地缅怀了白石老人在艺术上百折不挠,不断进取,刻苦磨练造型功力,继承前人优秀技法,积累广博的创作经验,晚年锐意变法,创造了划时代艺术风格的光辉一生。文中最后一部分,记录了他与老人的关系:
白石老人又是一位素敦友谊,大力提携后进的长者。我和白石老人相识已经20年。在十几年前,他用篆字给我写了“知鱼堂”匾额。解放之初,我曾带着儿子莫孮,拿着我近期所作的画去向白石老人请教,他细心地逐幅看下去,反复地看了三遍,他说:“你画得好!”随后,他便叫我在墙上钉起几张画作,一一进行指点,他最后说:“画画不要叫人说好,自己要有自己的面貌,画好自己留起来。”
这一天白石老人精神很振奋,看完画后,当场便给我画了一幅三个虾、三个蟹子的墨画示范。很快便画好了,便把它挂在墙上,这时他忽然从椅子上立起来,从衣袋里掏出一包钥匙,去打开北墙下面的橱柜,拿出一盒绿豆糕来,送到我的儿子莫孮手里说:“你吃。”然后他从墙上取下画来题上字,又一次取出钥匙把橱柜打开,这次取出来的是一盒图章。他把图章放在画案上说:“你会用,自己捡吧。”我便捡出了“借山翁”一印捺在画上。随后白石老人又高兴地给我题了两幅画,并且写上去一些鼓励后进的辞句,使我感到无限的惭惶。是的,白石老人就是这样地提携后一代人,无保留地教给他们以技法,给予启示和鼓舞,引导他们前进和努力创作。
对于这段话,我要补说几句。当时白石老人对父亲的画评价极高,使父亲才有了文中所说的“无限惭惶”之感。老人说父亲的画如明代人所作,笔墨极精。并感叹地说,“现在看不到这样的画了,当今没人能画得了啦。”“他们不懂,画好自己留起来。现在有眼力、有功夫的人太少了,一些人浮名过实,历史自有说法。”这些话父亲自然不会在文章中写出。
前面说白石老人给他题的两幅画,一幅画的是松树、竹子和梅花,老人题了“三友图”三个篆字,并题“味蕖画笔工矣,予九十二岁时得获观三复,白石”。“获观三复”四字,应是得见前贤名作的欣喜与敬仰之词,白石老人却在后学的画上题了这样奖掖的话,也使父亲感到惭惶。
另一幅作品,父亲通幅画了一块水墨石头,白石老人看了以后极为喜欢,连声说:“画得好”,在画的右上角写了“介寿”两个大篆字,并题“味蕖同趣,予看后甚喜,记之九十二岁,白石”。没想到这件父亲和白石老人难得的合作之画,在“文革”中却惹来祸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介寿”二字被无限上纲,本出自《诗经·豳风·七月》“以介眉寿”之句,却演绎成“齐白石和郭味蕖两个老地主共同画画来为蒋介石祝寿”,什么“地主阶级要翻天,黑石头又臭又硬,再硬我们也要打倒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等等。父亲遭到谩骂、诬蔑和拷打,心灵受到致命打击,不堪回首。
父亲和白石老人的最后一面,是1956年,也就是前面我提到的在东绶绿街徐悲鸿故居纪念馆中。对这一段父亲在文章中有详细记载:
1956年的初秋,我在画家徐悲鸿纪念馆又一次接待了白石老人。那时他刚刚知道了徐悲鸿先生辞世的噩耗,便立即赶来。他在徐悲鸿先生故居会客室的沙发上默默地坐了很长时间,眼睛凝神不动,心里在寻思着什么。后来他的嘴唇动了一下,说出了“影”“影像”几个字,我们才知道白石老人要看看悲鸿先生的相片。他站在悲鸿先生的影像前,眼里含满了泪水,深情地鞠躬。由于大家的劝说,他又坐到椅子上。悲鸿先生是白石老人的知友,是“最怜一口反万众,使我衰颜满汗淋”的倾胆知交,悲鸿先生的逝世,是民族艺术的重大损失,怎能不使白石老人伤感呢?这一次也就是我最后和白石老人的会见。
父亲在记写白石老人在悲鸿先生影像前的一段情景时,思想上有所顾忌,文字上有所保留。实际是当廖静文先生和父亲把他搀扶到影像前时,白石老人悲痛不已,全身颤抖,泣不成声,嘴里嗫嚅着什么,听不清楚,老人在像前坚持要跪下磕头,劝也劝不住,扶也扶不起来,所有在场的人,无不落泪。父亲回家后跟我们说起这事时,还心有余悸,真怕老人悲痛过度会出点什么事。我那时已经16岁了,对这些话印象很深。
1957年9月,父亲参加了白石先生的葬礼,在父亲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郭味蕖(左三)在中国美术馆为中央美术学院同学讲课
我参加了在嘉兴寺对白石老人公祭的典礼,随后便登上了送葬的汽车,默默地追随着白石老人的灵柩到达墓地。白石老人自己篆写的墓碑已经树立在坟头,在哀乐声中,我恭敬地等待着老人的棺木徐徐地安置在墓穴里面,我怀着惆怅的心情和白石老人告别。这时墓地四周的垂杨正在微风中萧萧作响,西天也泛起缕缕的红霞。
在黄宾虹老师和白石老人逝世以后,父亲继续着对他们的研究,写了《向杰出的人民艺术家白石老人学习》《中国人民艺术家齐白石——在白石老人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谈齐白石先生和黄宾虹先生的画》等多篇文章。
这些文章都是父亲在亲身感受、深入体察、深刻理解之后来写的,更注重从创造精神和艺术创作规律来分析研究。如在《谈齐白石先生和黄宾虹先生的画》一文中,对黄宾虹先生和齐白石先生在用笔用墨的繁与简做了如下分析:
先生(指黄宾虹)用笔用墨也极为讲究,他喜欢用焦墨、积墨、浓墨、宿墨、套墨等墨法,追求的是笔愈密致,形愈完整,墨愈苍郁……他说:“简必从繁出,要简必须先繁”,“简而不繁则浮,繁而不简则殆。”先生在90高龄时,还要求自己必须由繁到简地进行笔墨提炼,这也是宾虹先生不断追求创作进取的最好例证。
左一图:黄宾虹为郭味蕖所作山水;左二图:黄宾虹赠郭味蕖篆书对联:“鱼龙鼓浪舟浮叶,犀象妆潢笔缀花”;右一图:齐白石为郭味蕖作品题写:“介寿。味蕖同趣,予看后甚喜,记之九十二岁,白石”;右二图:齐白石为郭味蕖所画作品
总之,白石老人笔墨之简,宾虹老人笔墨之繁,正是二人的不相同处,又是相同处,也是别人的不可及处和二人的成功处。
父亲的这些文章都收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郭味蕖艺术文集》中,本文不再赘述。写到这里,似乎应该搁笔,许多父亲的友朋故交,还时时浮现在我的面前,叶浅予先生、李苦禅先生、田世光先生、于希宁先生等等,我时时沉浸在他们的真挚情感和情谊之中,春风化雨,润我心田,回忆也是一种幸福。
(作者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导,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责任编辑沈飞德杨之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