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湖英+李水蓝

摘 要：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影响体现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是国家制定收入分配政策的依据。国内外学者对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健康等方面带来的影响进行了理论研究，通过对这些研究的分析，指出未来的研究应重视研究的微观基础，加强从个人评价的角度分析收入差距扩大对个人或团体的影响，构建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评价研究体系，完善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评价理论框架。

关键词：收入差距；个人收入分配；经济增长；消费理论；人力资本投资

中图分类号：F1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21-0009-04

在经济政策中，没有任何问题比衡量收入分配的影响更加重要[1]。收入差距作为衡量个人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主要指标，对整个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能直接反映收入分配带来的影响。当前，国内外有关收入差距的研究主流是有关收入差距的度量和成因分析，试图弄清目前的收入差距到底多大，引起收入差距扩大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这类研究的成果很丰富，所得结论各一。虽然结论存在差异，但进行这类研究的前提是一致的，大都认为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会给社会经济带来负面影响。然而，收入差距扩大到底带来什么影响，影响的范围和程度有多大，却没有引起国内学界的足够重视。因此，本文对国内外相关的理论研究成果进行全面梳理，以此提出这一领域的未来研究方向。

一、理论研究的演变

有关收入差距带来影响的理论研究是从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研究开始的。20世纪50年代，以Kuznets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收入差距是经济增长带来的结果，收入差距会随着经济增长出现“倒U”型。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Persson和Tabellini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开始转向对收入差距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研究。这类研究大多认为收入差距是通过对消费、储蓄、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等因素产生作用而影响经济增长的，这些传导机制可以在各种经济增长理论下得到解释[2]。后来，学者们对这些传导机制进行了不同表述。周景彤认为，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运用政治经济不稳定模型、资本市场不完美模型、消费需求模型、宏观经济波动模型以及人力资本模型进行解释[3]。周明海等人认为，个人收入差距可能通过信贷市场不完善、政治—经济机制、生育—教育决策机制、社会稳定机制和市场规模机制影响经济增长[4]。无论哪种表述，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多是通过不同经济增长模型得到的。然而，模型推导出的影响评价结果大相径庭，有认为收入差距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大多数认为收入差距过大对经济增长有害。造成不同研究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不同理论的应用和数据分析差异等。Atkinson和Brandolini认为造成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原因是跨国数据的异质性和不可比性引起的[5]。无论研究结论如何，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涉及到各种经济理论的应用，有必要对各种相关理论进行全面阐述。

二、各种理论对收入差距影响的解释

（一）消费理论对收入差距影响的解释

收入差距对消费的影响体现在消费理论中。Keynes的消费理论提出边际消费倾向随着收入增加而递减，因此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带来消费需求的下降。Modigliani的生命周期假说和Friedman持久性收入假说认为收入的变化对边际消费倾向没有影响，进而收入差距也不会影响消费需求。Hall则认为，消费者的消费轨迹是一个随机游走过程，消费的变化不可预测，因此收入差距对消费的影响也难于估计。预防性储蓄假说和流动性约束假说提出当存在馈赠性动机，收入差距的扩大会抑制消费需求的增长。Campbell和Mankiw的“λ”假说将消费者分为两类，一类消费者的收入变化对消费没有影响，另一类消费者的收入变化对消费者有显著影响。由此得到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没有或有影响两种情况。

（二）收入差距影响储蓄的相关理论

古典理论认为收入差距扩大会导致经济中的总储蓄增加，促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Lewis、Nicholas Kaldor、Bourguignon等人都认为收入越高的群体储蓄率越高，收入差距扩大会导致富人储蓄倾向高于穷人，引起整个社会的储蓄增加[6～8]。D.Cass and J.E.Stiglitz使用一个线性的储蓄函数将这一观点正式化[9]。Bourguignon F.更进一步使用了一个非线性的储蓄函数说明总产出依赖于初始分配，同时初始分配的不平等将促进总产出的增长[8，10]。Jin Ye 等人则从社会地位出发，说明穷人的储蓄率比富人还要高。他们认为收入不平等会促使穷人对社会地位的寻找，为了进入富人俱乐部，穷人相对富人有更高的储蓄倾向，因此经济中的储蓄率会上升[11]。国内的一些研究得出：收入差距扩大引起中国国民储蓄率上升的原因并不是富人具有更高的储蓄倾向，而是金融发展不完善和医疗、教育及社会保障问题导致穷人和中产者不敢消费和投资所引起的[12～13]。

（三）收入差距影响人力资本投资的相关理论

不少研究认为，初始的收入差距可能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引起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也有研究认为无论初始的收入差距状况如何，富人和穷人最终都会朝中间阶层收敛，收入差距会缩小。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Becker等人的代际转移模型、Benabou等人的社区差别理论以及Perotti等人的教育—生育决策理论[3]。代际转移理论认为，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不论其他假定条件如何，初始的人力资本分配决定了长期的人力资本分配。不论是完全市场还是不完全市场情形下，父母的资源禀赋对子女的人力资本形成具有显著且正面的影响。社区差别理论强调家庭所处社区对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人力资本的形成与社区内的“社会资本”有关。教育—生育决策理论认为，缩小收入差距，人口出生率会下降，人力资本增加，经济增长率提高。Perotti发现中产阶级的收入比重越大，人口出生率就越低，经济增长率就越高[14]。

（四）收入差距影响健康的理论假说

健康是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研究的一部分，由于不少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专门研究，因此有必要对这类研究进行专题阐述。当前，收入差距扩大影响健康的理论假说主要有绝对收入假说和威尔金森假说。Preston、Rodgers提出的绝对收入假说认为，个人健康状况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是凹性的，一个社会的整体健康水平会随着平均收入水平的上升而改善，随着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上升而恶化。另一方面，Wilkinson等人针对收入不平等对健康的影响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研究，提出威尔金森假说。后来有学者将此假说分为相对收入假说、剥夺假说、相对地位假说和收入不平等假说[15]。Wilkinson认为，由于社会因素的作用，即便是在最富有的社会中，只要存在社会差距，相对收入水平和相对社会位置造成的相对剥夺就会成为影响公共健康的潜在风险；悬殊的贫富差距会拉大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社会距离，导致社会认同的下降、社会信任的解体以及社会关系的恶化，从而进一步影响社会成员的健康状况[16]。威尔金森假说强调收入不平等通过对社会心理机制影响人口健康。除此之外，Kawachi和Kennedy、Lynch等学者认为收入不平等可能通过与公共投入不足的物质机制影响健康[17～18]。

（五）收入差距大小与收入差距的影响

除了收入差距过大对某些变量的影响，有学者对如何衡量收入差距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收入分配不平等会导致经济中出现较高比例的贫困人口，从而直接影响社会福利和政治稳定。因此，收入差距是衡量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指标，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评价总是与收入差距大小判断紧密相关。在此基础上，有不少学者认为，收入差距的大小是衡量收入差距带来负面影响的程度。从本质上来看，收入差距的大小判断与收入差距的影响判断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收入差距大小与收入差距负面影响并不形成直接关系。如果最低收入人口的收入足以维持与经济发展总体程度相符的生活水平，并且充分分享经济增长成果，收入差距大或许并不意味着收入差距负面影响大[19]。陈弘认为，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差距，一类是由经济行为主体生产性努力差异所致，这种收入差距诱导经济行为主体创造社会财富，激励社会经济效率提高；另一类是由经济行为主体非生产性努力差异所致，这种收入差距诱使经济行为主体瓜分社会财富，促使收入差距产生激励逆转，成为损害经济效率的“逆激励性收入差距”[20]。

三、各种模型的应用

（一）代际交叠模型

代际交叠模型（Overlapping Generation Model，以下简称“OLG模型”）为宏观经济模型建立微观基础，被广泛应用到评价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Galor和Zeira、Persson和Tabellini、Alesina和Rodrik等人运用OLG模型分析初始的收入分配产生的影响[21～23]。在Persson和Tabellini构建的OLG模型中，民主社会里，个人年轻时获得的收入依赖于社会平均禀赋和个人禀赋的高低，年老时的消费来源于年轻时的收入储蓄，受制于政府的转移支付政策，假设税收全部用于转移支付，转移支付是通过投票人多数规则来选择，如果大多数选民个人禀赋比较低，更多的有利于大多数选民的再分配政策将得以实施，转移支付率就越高，这会对个人努力产生负激励，个人的生产知识积累减少，经济增长变缓。因此，收入差距越大越不利于经济增长。

（二）社会福利函数

Samuelson在对转移支付政策进行福利评价时，引用了带名商品①表述，并且假设任何带名商品的价格向量都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第一，在该价格向量下任何人对任意两种自然商品赋予的价格之比正好等于这两种自然商品的市场价格比；第二，任何人对同一自然商品赋予的价格都相等[24]。Amartya Sen则认为，不同的人对同一自然商品消费赋予的权重不同，越穷的人对任一自然商品的消费赋予的权重也越高。据此他修改了第二条假设：任何人对任何自然商品赋予的价格与该自然商品的市场价格同该人在整个社会中的财富名次（由富到穷）的乘积成正比[25]。结合第一条假设，Amartya Sen证明：对于带名商品向量x，函数值e（x）=（1-G（x））（其中e（x）为配置x下以自然商品市场价格计算的人均收入、G（x）为配置x下以同样价格计算的基尼系数）越大，则社会福利越高。而e（x）越大就要求G（x）越小，因此该函数可以视为对不同带名商品向量（国民收入及其分配格局）进行比较的社会福利函数。

（三）锦标赛模型

Lazear和Rosen从效率的角度分析了收入差距的影响，他们构造“锦标赛”模型论证工资差距促进经济效率提高[26]。该模型假定社会成员由两个经济行为主体组成，产出是他们工作努力大小的函数：yi=ei+εi，（i=1，2），ei表示第i个人的努力程度，εi表示服从期望值为0、密度函数为f（ε）概率分布的独立随机扰动；经济行为主体的效用函数为：u（I，e）=w-g（e），w为工资，g（e）为个人工作努力的负效用；收入分配方案让产出水平高的获得高收入wh，产出水平低的获得低收入wl，工资差距（wh-wl）越大，越能激励经济行为主体努力工作，提高社会总产出水平。因此，雇主制定差异性工资合同是激励雇员付出工作努力，提高产出水平的最优选择。后来学者将这一模型中的工资换为收入，工资差距变成收入差距来说明收入差距对经济效率有正激励。也有学者根据修改此模型来分析收入差距对经济效率有负激励。陈弘将收入作为生产性努力和非生产性努力的结果，经济行为主体更愿意付出哪种努力，取决于两类努力的相对影子价格。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差距是由经济行为主体生产性努力、非生产性努力所致的收入差距，这两类收入差距给经济带来了正激励和负激励[20]。

（四）博弈论模型

Benhabib和Rustichini采用博弈论模型分析收差距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该模型假定存在高收入和低收入两种无限期生存的行为人，他们有相同的效用函数U（C）=C1-σ/（1-σ）（0<σ<1），其中C为消费水平，他们的贴现率都为β（0<β<1），每期的生产函数均为Y=AK，Y为当期产出水平，K为上一期的投资，A>0，本期的产出用于两种人的消费或投资，并满足不等式：Yt-C1

t-C2

t≤Kt+1，可以写出总效用水平函数V（K）=[C1-σ/1-σ+βV（Y-2C）]，由此得出最有均衡的效用水平[V*（K）=[1/2（1-β1/σA（1-σ）/σ

][Y]1-σ/{（1-σ）[1-β（βA）（1-σ）/σ

]]}，考虑有一类行为人背叛，全部的产出都被两类行为人平等的消费。当高收入者发生背叛，消费水平出现差距，低收入者将会采取再分配战略，从而降低社会积累，降低经济增长率[27]。

（五）各种计量模型

有关收入差距影响的计量模型有OLS模型、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用模型和联立方程组模型等。内生性经济增长研究考虑了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带来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不少学者针对这些影响进行了各种计量分析。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相关研究大多采用跨国数据，运用回归模型分析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的结论趋于一致，大多认为收入不平等不利于经济增长。后来，Deininger 和Squire采用新的跨国数据，修正变量，对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不存在相关关系[28]。Li和Zou、Forbes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分析，计算结果表明初始的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带来正效应[29～30]；Barro运用随机效应模型分析跨国面板数据，并运用OLS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得出初始的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没有带来显著影响[31]。针对研究结果的不一致，Banerjee和Duflo对原有模型进行改进，利用非线性模型得出收入不平等阻碍了经济增长，但是初始的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并没有相关关系[32]。万广华采用联立方程模型，分析了收入不均等对经济增长不利[33]。

四、结论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的梳理，国外的相关理论研究比较丰富，理论研究集中在从消费、储蓄、投资（特别是教育、健康等人力资本投资）等方面分析收入差距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并关注收入差距对人的心里和行为带来的影响，注重构建模型对理论进行论证。国内的相关理论研究比较薄弱，不少研究是对国外理论的总结和应用，在分析方法上多采用计量模型进行论证。目前，有关收入差距影响的研究理论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一是忽视了收入差距对居民心理的影响评价研究；二是注重收入差距扩大对某一方面的影响研究，缺少对收入差距扩大带来影响的综合评价；三是收入差距影响的理论研究多运用个人效用进行分析，然而个人效用的可比性假设引来不少质疑；四是收入差距的影响评价未形成统一的研究框架。基于此，未来的相关理论研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加强。第一，考虑收入差距影响研究的微观基础，加强从个人评价的角度分析收入差距对个人或团体的影响；第二，建立收入差距的影响评价研究体系；第三，加强对收入差距带来影响的综合评价；第四，多视角地深化收入差距影响评价的理论研究框架。

参考文献：

[1] [美]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M].伦敦：Pelican，1962：76.

[2] 邹薇，张芬，周浩，刘兰.中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理论与实证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90.

[3] 周景彤.收入不均等对人力资本的影响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12-17.

[4] 周明海，姚先国，肖文.功能性与规模性收入分配：研究进展与未来方向[J].世界经济文汇，2012，（3）：90.

[5] Anthony B.Atkinson and Andrea Brandolini.Promise and Pitfalls in the Use of “Secondary” Data-Sets：Income Inequality in OECD Countries as a Case Study[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01，（3）：771-799.

[6] Lewis W.A.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J].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1954，（22）： 139-181.

[7] Kaldor，Nicholas.Alternative Theories of Distribution[J].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56，（2）：83-100.

[8] Bourguignon F.Pareto Superiority of Un-egalitarian Equilibrial in Stiglitz Model of Wealth Distribution with Convex Saving Function[J]. Econometrica，1981，（6）：1469-1475.

[9] Cass D，J.E.Stiglitz.Implications of Alternative Saving and Expectations Hypotheses for Choices of Technique and Patterns of Growth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69，（4）：586-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