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 静

“半分责任不负，一句真话不讲……千秋事业不想，万民唾骂不冤。”这是“中华民国”时期一首颇为流行的讽刺国民政府腐败的打油诗。由此可以看出，民国时期积攒多年的腐败之重和民众的怨声载道。

众所周知，“中华民国”时期只有从1911年至1949年的短短38年，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时期，但是，也正是在这段转型的“中华民国”时期，贪污腐败猖獗不息。

总统带头贪腐

在北洋军阀政府时期（1912-1927年），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无论是在制度建设、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实际行动中，对贪污腐败行为，都采取了打击措施。但是，由于在这一时期根本大法的频繁演变，造成总统独裁权力的日益增强，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军人独裁等状况都表明，体制本身造成的权力不受约束，决定了当时北京政府的反贪斗争不可能真正获得成效。

这一时期的最高统治者纵容甚至参与各种“陋规”的分配。“陋规”是一种不正当的违法收入，从清代传承下来的各种“陋规”，在民国时期不仅未能遏制，反而愈演愈烈，不仅各层官员有之，甚至总统也参与其中。以总统徐世昌为例，根据自袁世凯任大总统时开始的“陋规”，新总统到任后，照例应当由财政部筹拨150万元，由财政部总长亲自送交新总统，作为其到任后的零用——总统留100万元，另50万元给财政部总长。而徐世昌上任后，这笔费用由交通总长兼财政总长曹汝霖送交，徐世昌竟全部留下，未按惯例给曹汝霖50万元。直到五四运动时，曹汝霖为卖国罪魁，爱国学生激于义愤，捣毁其住所。有人劝徐世昌还给曹汝霖一部分款项，借资补偿其损失，徐世昌也只给了曹8万元。

大发“国难财”

“中华民国”史研究中，一般把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建立，至1947年“中华民国”最后一部宪法实施前这一段时期，称为“训政”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华大地战争不断，先是南京国民政府北伐，然后爆发了抗日战争，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再次内战。频繁的战争导致中国政权不稳、经济受到严重损害，老百姓持续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在抗战时期，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日趋加强，国民政府各级官吏遂得以利用其手中职权贪污。这些大发国难财的大小官吏，重点集中在物资、黄金和外汇三个方面。据史料显示，1941年6月，美国政府曾冻结中国私人及公司、银行在美国的存款，其中私人存款约为一亿一千八百万美元。1948年3月，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表的援华报告中，美国人估计中国私人所有的外汇黄金、外币约为5亿美元，这样数量巨大的私人存款集中在小部分人手中，其来源很明显，有相当大一部分是贪污受贿、操控图利所得。

这一时期，各级贪官污吏，尤其是上层官僚豪门集团发国难财的方法主要有：购买军火，从中贪污；操纵公债投机；在香港搞黑市外汇交易；印制钞券；利用抗战后方物资奇缺之机，囤积居奇和走私贩运等。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案件是“美金公债案”。1942年，国民政府争取到美国的5亿美元贷款，孔祥熙借负责这些事务之机，带头大肆贪污，上行下效，酿成了轰动一时的“美金公债案”。蒋介石包庇失败，不得不委派财政部长俞鸿钧进行查办，最终也仅使孔祥熙于1945年辞去了行政院副院长、中央银行总裁、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等职。

失去民心的政权

八年的抗争胜利后，国民党各级官僚到达收复区，在没有受到约束和监督的情况下，他们各谋私利、滥用权力、营私舞弊，给收复区人民留下了极坏的印象。如上海的当地人给予接收人员一个贬称——“重庆人”，并说他们只对“五子”感兴趣，“五子”指的是：条子（金条）、房子、女子、车子、馆子。

当时的《大公报》在半个月中两次发表社评呼吁：“我们现在不但要收复失土，而且去抚慰受创的人心，收复失土，千万不要失去人心。”“二十几天时间，几乎把京沪一带的人心丢光了。”

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迁回南京。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对贪腐行为虽有所制约，但一旦牵涉到统治集团的高层，涉及家族利益，为了不牵一发而动全身，往往就不了了之。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蒋介石之子蒋经国上海“打虎”之行。

由于战后经济尚未得到恢复，又马上爆发了全面内战，人民根本没有“休养生息”的时间和机会。全国的通货膨胀现象十分严重，以上海为例，1945年9月至1946年2月，零售物价增加了5倍，一年后又涨了30倍。但这时政府采取各种措施，皆未能奏效。

1948年8月21日，蒋介石任命俞鸿钧为上海经济管制督导员，赋予警察大权，施行币值改革、限制经济、禁止工资与物价上涨，不过真正担纲的是其副手蒋经国。蒋经国一到上海就立即投入工作，他将自己的队伍派驻到上海管制区下的江苏、浙江、安徽三个省，并在上海等地张贴公告：凡检举违反经济管制者，经查属实，可以得到没收的财物折价之三成，作为奖金。并称对奸商速审速决，不予宽待。

经济改革近一个月后，物价明显稳定下来，上海的舆论对此评价很高，而蒋经国对此并不满意，他的目标不只是控制住物价，国民党要扭转颓势，必须要扫除腐败势力。

但上海是当时的全国经济中心，多位大“老虎”卧伏其中，蒋经国在这时遇上了孔祥熙之子孔令侃。蒋经国在指控孔令侃的扬子公司存在经济犯罪后，经宋美龄的劝解，由孔令侃作出和解姿态，交给政府约600万美元，之后孔令侃就离开了上海。最终，扬子公司查而未抄，蒋介石恐引起孔家和夫人宋美龄对蒋经国的不满，只得密令蒋经国不要再查下去。表面上蒋经国将孔家扫除出上海，但实际上，他的退让显示出“打虎”之行无功而返。

1949年初﹐由于国民政府的政治、军事、经济出现全面崩溃，为形势所迫，蒋介石不得不在1月21日宣布“引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