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血老兵耿谆

2015-10-29李雅民

东方剑 2015年11期

◆ 李雅民

铁血老兵耿谆

◆ 李雅民

“纪念抗战70周年大阅兵”的前两天，9月1日，建在天津烈士陵园的“花冈暴动纪念园”隆重开园。园内一道长达28米的浮雕墙上，镌刻着986名被强掳到日本花冈的中国战俘和劳工的名单，以及他们不甘被日本侵略者奴役、以死相搏的英勇事迹。409具遗骨，静祭在附近的花冈劳工纪念馆里。他们是整个二战期间唯一把抗日的枪声打响在日本地面的勇士。如今“纪念抗战70周年大阅兵”，国家隆重推出众多包括曾在国民党军队服役过的抗战老兵。这里，我们也将报道一位颇具传奇色彩、又曾被埋没多年的抗战老兵。他的名字叫耿谆。当年，他曾率领着连队与日寇血战在洛阳战场；也曾像斯巴达克斯那样，率领数百奴隶般的中国劳工暴动在日本花冈；五十年后，他又率领幸存的中国劳工，一次次走上日本法庭，追讼日本企业“鹿岛建设”残害中国战俘和劳工的罪责。他是世界上与日本军国主义斗争时间最长、意志最顽强的老兵之一。

（一）血刃敌寇，失利在沙场

自1998年起，笔者先后两次采访过这位颇富传奇色彩的抗日英雄，了解到他那令人敬佩的抗战往事。

耿谆，1915年11月生于河南襄城，读过5年私塾。耿家开有茶店，后因闹土匪，茶店被洗劫一空并烧毁，耿家败落，耿谆成了街头贩卖旧书的小摊贩。然而也就在这时，耿谆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书至他手，他都要读过之后再行出售，因此学到不少东西。

1932年，耿谆应征入伍。“七七事变”时，耿谆已是国军15军64师一名军官。日本鬼子到处烧杀抢掠，作为中国军人，耿谆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与之决战。

1937年8月，耿谆所在部队北出雁门关，截击企图攻进中国西部的日军。那年耿谆23岁，任排长，就在征途上，他被提升为中尉。兵至山西怀仁县，部队与日军遭遇。一场血战，双方几乎拼光了各自的人马。耿谆始终战斗在阵地前沿，大量日军被消灭，左手抓着小旗、右手握着战刀的日军小队长三屋俊武，就死在他的面前。

1944年春，耿谆已是上尉连长，奉命防守洛阳。5月，日军重兵攻打洛阳，由龙门一线向西下池攻击，耿谆所部5连的防线恰巧就在那里。战斗打响后，日军以重火器和5辆坦克车向耿谆所部5连的阵地猛烈进攻，炮火从拂晓一直打到下午。

耿谆的连队只有三挺捷克式轻机枪，一些汉阳造、三八式步枪，以及一些大砍刀，对日军的坦克几无杀伤力。耿谆让士兵在地上插上一根根木桩，再将5到6枚手榴弹绑捆起来拴在一根根木桩上，集束手榴弹的导火索被一根长绳牵到自己的阵地上，用以伏击日军坦克。5月11日早晨，日军的5辆坦克开过洛河。集束手榴弹果然炸毁一辆坦克的履带，但另外4辆坦克迅速聚拢过去，掩护着那辆实施战场修复。修好后，5辆坦克继续凶猛攻击耿谆连队的阵地。

战斗打到中午时，耿谆后背、左脚及耳廓等7处受伤，鲜血直流，但他仍然挥舞着德国的“二十五响”督战在阵地上。鲜血将裤子糊在腿上迈不开步，耿谆用刺刀割开裤腿，让传令兵拿来一条裤子换上。不久裤子又被血水湿透，他就再换上一条。西下池一战，耿谆所部70余名官兵战死，他杀红了眼睛。

下午5时，守军向邙山岭转移，耿谆所在的营奉命掩护全师撤退。此时战斗打得更加惨烈，耿谆率众奋力杀敌，阵前敌尸累累，自身也是伤亡惨重。打到最后，耿谆腹部被击穿，胳膊、臀部等多处挂彩，当一发炮弹近距炸响在他身边时，他昏死了过去。

（二）孤岛苦役，悲惨的奴隶

耿淳苏醒后，发现自己已成日军的战俘，心如刀绞。当时一颗子弹贯穿其腹部，使其跌倒在地时，耿谆曾命传令兵给自己一枪，他恨那个传令兵不服从他的命令，才不幸有此大辱。在与日本鬼子的斗争中，这是耿谆遭遇的第一次重大挫折。

事后耿谆居然神奇地存活了下来。1944年7月，伤情尚未恢复，耿谆就被日本兵押往青岛，押上一条海船。船上300名中国人，有来自国军和八路军的战俘，也有被强掳过来的各地老百姓。这些人被押运到日本做劳工。汽笛一响，船离岸，劳工们知道自己再难回来，哭天喊地。

为躲避美军的袭击，这艘押着劳工的船在大海上绕行七天七夜。日本兵怕劳工们暴动，把所有人关进船舱。为防海水进舱，还在外面蒙上防雨布。盛夏时节，舱中闷如蒸笼，中暑者众，几天内就死了3人。

这时耿谆站了出来，勇敢地与日军交涉，要他们保障战俘的权益。得知300人里耿谆军衔最高，日本兵让他出任劳工大队长。耿谆把300人分成9个小队，还特别分出了老人班和小孩班，让他们得到应有的照顾。他对大家说：“弟兄们，千万要保住自己的身子，只要坚持，相信还会有活着回来的那一天！”劳工们这才安静了下来。

船到日本后，耿淳一行被押到日本花冈作业所。那里劳工的人数陆续达到980多人，耿谆仍被大家推举为劳工大队长，是劳工们的主心骨。

日本花冈作业所从事的工程是挖矿。日本男丁大多被充军，很多外国劳工就被掳来做苦力。然而，在日本监工的暴虐下，中国劳工的处境几近奴隶。

起初，花冈作业所的劳工们多少还能见到一点粮食。后来，劳工们每天只能吃到一点橡子面做的小窝头和苹果渣，不少人被活活饿死。劳工刘泽玉偷偷溜到后山拔一点野草吃，被日本监工发现后用木棒打，用火烧……有些人最后饿得实在不行了，偷吃死老鼠；有的甚至在火化死去的劳工时，偷吃尸身上被烧焦的皮肉。而劳工们干的却都是苦不堪言的牛马活。冬天，日本人从不发御寒的衣物，即使下起大雪，也要逼迫着劳工们在水沟里趟水作业。劳工们被逼得想尽各种办法御寒，如把水泥包装袋剪开缠裹在身上，却遭到日本监工的毒打。

劳工们居住的地方实际上就是一座集中营，监押劳工的日本监工，大多是在战场上被人打残的日军士兵。集中营里有间小木屋，专门存放殉难劳工的骨灰。耿谆依然保持军人的风骨，下令这里的劳工，不管其原来的身份是国军、八路军，还是老百姓，死后一定要火化，而且一定把他们的骨灰装进木盒，存入这间小木屋，以待日后回国时带走他们。每到夜晚，耿谆都要去那间小木屋里坐上一会儿，为那些亡灵烧上一炷香。

天长日久，劳工们被折磨得骨瘦如柴，死亡人数与日俱增，小木屋里的骨灰盒越码越高。劳工们熬不住了，纷纷要求大队长暴动。而耿谆又何尝不想大干一场呢？他名为大队长，其实也是那里的奴隶，日本人殴打、屠杀他的同胞时，不允许他说半个不字，有泪只能往肚里流。作为军人，他深知暴动的后果，劳工们赤手空拳，弱不禁风，哪是日本治安部队的对手？而且是在那四面临海的孤岛上，暴动无异于自杀。因此他忍着，总希望还会把一些人的生命留下来。然而，有件事，终于让他再也无法忍受了。

一天，劳工薛同道病了。此人23岁，原是八路军战士，身体很棒，如今却已病得走不动路。耿谆对他说：“别出工了，去病号房歇着吧。”薛同道说：“大队长，还是让我上工吧，病号房里口粮减半，更活不了人啊。”

当天，收工的路上，薛同道眼前一黑栽倒了。不知过多久，他醒过来，眼前一位朝鲜老妈妈正看着他，递给他一个小米团。他刚接过小米团，日本监工冲过来，一掌打掉米团，一脚踹在他脸上。

回到驻地后，日本监工仍不罢休，他们把薛同道拉进一间木屋，一起围殴薛同道，木棍、铁尺、皮靴，薛同道被打得满地翻滚，屎尿横流。这些在战场上被人打残的日本老兵，出手极狠。最后，一个监工拿出一条特制的皮鞭，仅几下，便把薛同道打得昏死过去。劳工们眼睛都气红了，有人小声告诉耿谆：“大队长，你看他拿的是什么？是用公牛生殖器编制的‘牛阳鞭’！”耿淳细看，发现那东西果然不同寻常，不由勃然大怒，士可杀不可辱，想不到日本鬼子竟拿这东西残害中国人！至此耿谆再也忍不住了，他不想再活了，决心要轰轰烈烈地干他一下子，让日本鬼子看看，中国人命可以不要，民族尊严不能丢！

（三）拼死暴动，只为尊严

当天夜里，耿谆又去存放着骨灰盒的小木屋里上香。他默默地坐着，码得高高的骨灰盒突然哗啦一声倒塌下来，他觉得这是难友们的亡灵在催促着他下定决心。于是，他决定发起暴动，砸烂这座牢笼。

耿谆开始动员劳工们暴动。他先跟一些骨干们说：“怎么着都是一死，拼了吧，不活啦！”不想劳工们一呼百应。平时监工从不允许劳工们扎堆儿说话，耿谆假借抽烟对火的机会，将大家联结成一个坚实的整体。当时劳工中成分复杂，相互间平时也有矛盾，但在与日本人拼死一战、力争民族尊严的问题上，绝大多数劳工态度一致。

很快，耿谆与几位劳工骨干制订出详细的暴动计划。其步骤是，杀掉日本监工，集体奔向大海，若有船，便尽快地漂到海上去；若没船，就与追兵血战一场，然后集体跳海自杀，再也不当奴隶。耿谆是军官，深知这支毫无战斗力的队伍根本支撑不了多久，别说难以抵达海边，就是到了海边，也难找到船只，最后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死亡。因此他告诉每一个暴动骨干：都给自己准备好用于自尽的东西——当年，斯巴达克斯带领奴隶起义是为逃生。如今耿谆率“奴隶”们起义，仅是为告诉后人：多少年前在日本，曾有数百名中国汉子不堪侮辱，在花冈这个地方集体自尽了。

暴动的时间，定在1945年6月27日晚11时。然而就在当晚，耿谆突然宣布要更改暴动时间，原因是他从侍奉日本监工的小勤务员那里得知，6月27日晚上值班的，正好是监工中平日里同情劳工的“老头太君”和“小孩太君”。以往，“老头太君”单独带工时，常对劳工们说：“你们肚子饿，小小干活行。”碰上有人抬沙石摔倒在泥水中，他会说：“你的亚米斯（休息）。”而掌管着粮食大权的“小孩太君”，有时会多给大家一点口粮。暴动是在黑夜，黑暗中难免会伤害了这两名同情过中国战俘和劳工的监工。于是，为了避免伤害到这两个较有良心的日本人，耿谆决定将暴动时间推延三天。三天，多大的风险？其间700多人中只要有一人泄密，暴动就会失败。然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中国劳工，死到临头仍然不忘中华民族的这一古训。仅为这两人对他们的些许同情和关照，便把危险毅然决然地留给了自己，这是何等的胸怀！

6月30日，暴动开始。20名精选出来的突击队员，乘夜色摸进日本监工的住房，棍棒齐下，当场砸死三个罪大恶极的日本监工和一个汉奸。可惜没将窗户守好，混乱中五个监工越窗逃跑，除一人被打死在户外，其余全都跑掉了。

监工一跑，整个矿山顿时大乱，到处拉响警报。没有吃饭的时间了，耿谆赶紧集合队伍，按既定路线逃往海边。

700多名内心充满仇恨、饥饿到几近疯狂，而且是彻底绝望了的人们，一旦打开枷锁，冲出牢笼，将是一股势不可当的洪流，会冲垮他们一路经过的所有村庄。然而，这些中国战俘和劳工却井然有序地穿行在夜色中，没有惊扰到一家日本的老百姓。因为大队长耿谆事先跟大家说过：“暴动后不许进民宅，日本老百姓无罪，不能伤害他们，尤其是不能伤害妇女和儿童，不能让人家说我们中国人是土匪。咱死，也要死个清白！”

行至半夜，当这支暴动的队伍冲上附近的一座狮子山时，就被追兵给冲散。山下数万人前来围剿，劳工们用钢镐和铁锹和敌人拼命，累得精疲力竭。他们想搬石头砸敌人，石头没抱起来，人却栽倒在地。最后，他们甚至连自杀的力气都没了，纷纷被俘。耿淳预备自杀用的尖刀不知掉到了哪里。在四周一片“活捉耿谆”的喊声中，耿谆躺倒在地，解下了一条裹腿带，一头拴住树根，一头套在脚上，中间一个活套勒住自己的脖子，他用力一蹬，活套越勒越紧。然而，就在他即将断气时，敌人抓住了他。

这是耿谆与日本军国主义抗争时遇到的第二次重大挫折。但不管怎么说，在整个二战期间，把抗日的战斗直接打响在日本本土的，唯有这次由中国战俘和劳工掀起的暴动。

“匪首耿谆被俘”，当地报纸登出头号新闻。耿淳被日本宪兵关在牢房里反复地严刑拷打，几度晕死过去。尽管如此，他仍然铁骨铮铮，一口咬定：“我是大队长，事情都是我做的。”与此同时，所有参加暴动的中国劳工，被日本警察和宪兵押进一片广场。广场四周临时扎起一根根木桩，木桩间围以绳索或铁丝网，周围岗哨林立，高处架有机关枪，到处是端着步枪的宪兵、持有砍刀的警察和拎着木棍、竹竿的日本人。劳工们每两个捆在一起，三天三夜没吃没喝地跪在铺着碎石和沙子的广场上，膝盖磨破露出了骨头，当场就有130多人被活活地折磨至死。而且死了也不抬走，仍让与尸体捆绑在一起的那个同伴背着。

最后，耿谆被日本秋田地方法院以杀人主谋罪判处死刑。耿谆不服罪，但也不上诉，他早已做好一死的准备。然而时隔不久，两朵巨大的“蘑菇云”先后升起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日本战败投降，耿谆死里逃生。

（四）追责，不可不算的旧账

日本投降，花冈作业所中那些作恶多端的监工们，被盟军列为战犯押上日本横滨军事法庭。回国疗伤的耿谆，1947年9月重返日本，作为证人，在日本横滨军事法庭上，义正词严地控诉那些日本监工如何残暴地虐待被强迫沦为劳工的中国战俘，指控他们犯有不可饶恕的战争罪。

结果，法庭判处花冈作业所所长河野无期徒刑；判处花冈作业所中山寮寮长伊势、监工福和清水绞刑。

战后，耿谆回河南襄城老家当了农民。当时，因其国民党军官的身份，政治上不被重视，他的英雄壮举，从未被人提起。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日本秋田县的老百姓们却没有忘记“花冈事件”。事后他们明白了“花冈暴动”的真相，感恩于暴动后的中国劳工秋毫无犯于当地的民众，深刻意识到日本国对不起这些中国人，1953年7月，他们主动把部分中国劳工的遗骨收集起来送回中国，安放在天津。在他们的眼里，耿谆无疑是中国人中的英雄。

时间一晃到了1985年，耿谆那时已是71岁的老人。一天他在《参考消息》上偶然看到这样一条新闻：二战期间日本秋田“花冈事件”幸存者刘志渠等4人，现向鹿岛组（现称鹿岛建设）提出赔偿要求——刘志渠，劳工病号房里的看护，耿谆依然记得他，当年是耿谆派他去干这一工作的——这么多年过去了，还能追究日本人的责任吗？如有可能，一定要替那数百名死难的劳工讨个说法。想到此，耿淳当即书信一封，寄给战后定居在日本的刘志渠。

时隔不久，刘志渠便带着日本作家石飞仁，到河南襄城县拜访耿淳。难友相见，分外激动，刘志渠告诉耿谆：“鹿岛建设如此残酷地迫害我们，我们有权向他们讨还血债，向他们索要赔偿。”此前作家石飞仁曾经撰写过一部再现花冈暴动的书，名叫《花冈蜂起——中国人强制联行》。他对耿谆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早就倍感兴趣，当时为收集耿谆的材料，他在日本甚至连看押过耿谆的监狱长都采访到了。如今一见耿谆还活着，他非常激动，回到日本后立即发表一篇《耿谆健在》的文章，在日本秋田引起轰动。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日本出现一个由教师、律师、医生和部分旅日华侨组成的名叫“中国人强制联行思考会”的社会团体，专门调查和研究战争期间中国人被掳到日本强制劳动和遭受残酷虐待及屠杀的内幕。“花冈事件”是他们调查和研究的重点。这是一个充满正义的、主张中日友好的左翼组织，他们在大馆市十濑野公园里，为“花冈暴动”的劳工们竖立了一座高5米、宽1米的“中国殉难烈士慰灵碑”，每年6月都要在碑前举行隆重的“灵慰祭”活动。

1987年6月，耿谆应这个组织的邀请，第三次踏上日本国土，祭奠花冈死难劳工的亡灵。日本人非常尊重他，把他当作是朋友，看作是英雄。当年的“小孩太君”越后谷义勇闻讯赶来，他早已得知耿谆当年为保护他将暴动时间拖延三天的内幕，如今在这恩人面前，他双手掩面，失声痛哭，当众向耿谆鞠躬，表示内疚和敬意。然后他寸步不离地跟随耿谆左右，唯恐耿淳遭到右翼分子的袭击。

待等见到那座“慰灵碑”，耿谆老泪横流：40多年了，鹿岛建设欠下中国劳工的这笔血债何日才能清算？有日本朋友告诉他：“中国劳工若想打官司，我们可以提供包括资金在内的各种帮助。”耿谆当即表示，只要有机会，就一定要向鹿岛建设讨还血债。

回国后，耿谆联合其他幸存的劳工和部分死难者家属，成立了“中国劳工花冈事件受难者联谊会”。

1988年12月，耿谆以“联谊会”的名义，向日本鹿岛建设郑重提出了三项要求：一、必须郑重地向中国劳工谢罪；二、在中国的北京、日本的大馆各建一座纪念馆，让后人永远牢记这桩惨案，永远不再发动战争；三、鹿岛建设必须付以经济赔偿，花冈作业所986名中国劳工，每人五百万日元。中国政府虽然在1972年与日本政府签订的《联合声明》中，宣布放弃了国家间的战争赔偿，但耿淳认为，这种“放弃”不包括中日双方民事间的战争索赔，因此，中国劳工有权向鹿岛建设追讨当年在精神和肉体上所遭受的巨大损失。

“鹿岛建设”的态度十分强硬，拒绝接受后两项要求。耿谆怒不可遏，1995年12月20日，他率领中国劳工毅然走向日本东京地方法庭，继1947年审判战犯之后，再次把鹿岛建设推上了被告席，自此与日本军国主义开始了第三轮的较量。

然而，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法官圆部秀穗，根本不考虑中国原告的利益，庭审中途突然极其粗暴地终止了审理。

一审败诉，耿谆拒不接受这样的“判决”。面对日本众多媒体，他大声抗议说：“这是日本司法方面的黑暗，是日本军国主义死不认错的再次体现。”

1998年5月，志愿为中国劳工打官司的日本律师团团长新美隆，率其日本律师团飞到北京，问耿谆等劳工代表“官司是否继续打下去”。在一家宾馆里（注：笔者当时现场采访），耿谆郑重回答新美隆说：“我们的决心永远不变。状告鹿岛建设，索要赔偿并不是目的，目的是要夺回我们的尊严，让鹿岛建设在全世界面前郑重地向我们道歉。现在我声明：官司若是我们几个先打赢了，赔偿的钱我们一分也不拿，花冈惨案中986名劳工中只要有一人没拿到这笔钱，我们就永远不动它。大家同意我意见的，请举手。”现场在座的几名劳工代表唰地举起了右手。那些老人当时都已老态龙钟，有的重疾在身，但那一身正气，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几位日本律师。

回国后，律师新美隆替中国劳工把官司上诉到日本东京高等法院。此时耿谆走路都得需要有人搀扶了，但他不服老，说哪怕只剩一口气，也要追讨日本军国主义罪责。

随后，自1998年7月起，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先后开庭6次，到第七次时，被告日本鹿岛建设公司的态度才开始有所转变，要求和原告庭外协商以求和解。之后，原、被告双方谈判十余次。2000年11月29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开庭宣判：以耿谆等11名被日本侵略者绑架的中国劳工幸存者为原告和以奴役中国劳工的日本鹿岛建设公司为被告的花冈事件诉讼案，历经十余年达成和解。

在原告和被告双方达成的和解书里，当事者双方再次确认了1990年7 月5日发表的《联合声明》。在《联合声明》中，鹿岛建设公司承认中国劳工被强征、并被强迫劳动的历史事实，并且认识到所负有的责任，向中国劳工幸存者及遇难者遗属表示深切的谢罪之意。现根据业已成立的和解方案，鹿岛建设公司将在2000年12 月11日之前，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向所有花冈事件受害者986人支付5亿日元的补偿款。中国红十字会将以这笔补偿款作为“花冈和平友好基金”进行管理，并设立一个“花冈和平友好基金运营委员会”。

至此，官司总算有了一个结果，先后有200多名劳工及其家属领取了补偿金——人民币每人两万元。但是耿谆却坚决反对，直至今日，他拒不领取这笔补偿金，只因日本鹿岛建设公司把支付给中国劳工的5亿日元说是“捐出”，而不是“赔偿”。耿谆说：“这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中国劳工不稀罕他们的‘捐出’，只要他们认罪和带有认罪性质的赔偿。日本鹿岛建设在其关键‘说法’上耍花枪，说明他们过去凶狠残暴，现在仍是顽固不化，死不悔改。所以我决不妥协！”

直至2006年笔者再次采访耿谆时，他已91岁。老人家身体有病，治疗需要花钱，生活经济状况比较紧张，但他仍然拒绝领取那笔补偿金。而且他利用一切机会，呼吁人们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

作为一个和日本人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兵，耿谆说他早就看透了战后日本右翼分子的狼子野心。他说：“日本右翼分子为什么死不认罪？日本的某些政要为什么要不断地祭拜靖国神社？说明日本军国主义的阴魂始终不散；再看他们为什么要不断地扩充军备、变相地生产航空母舰，说明他们不肯正视过去的教训，仍有扩张的野心！”耿淳说得没错，以安倍晋三为首的日本政府，现在所做的一切，皆是在为向外扩张做准备，他们生产的战舰“出云号”，就是一艘现代化的准航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