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我的许多中国朋友常常说我：“你上辈子一定是中国人。”他们大概是指我思考与行为模式，以及我对中文的掌控能力。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自己对此倒是从未多想过。

我构思这篇文章时，才意识到我在大学本科四年级以前，其实从未接触过中国，也从未对任何中国的东西感兴趣。直到研究生时代，我才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与中国人来往。

在大学生涯的后期，我开始在智识上对中国文化感到着迷，因为它的性格实在太特殊了。我大学时期就读的小型学院根本没有任何有关非西方的课程。在大学三年级时，我决定毕业后要就读历史研究所，但当时并未决定具体专业。真是无巧不成书。在申请就读之前的那个夏天，我竭尽全力找到了关于中国、日本、印度、非洲以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所有历史读物。其中，中华文明的独特性深深地震撼了我，让我对她产生了格外的兴趣。

中华文明在人类历史中显现得与众不同，她的独特之处在于：中华文明历史最悠久，延续了五千年；中华文明聚合的力量超越世界上任何前现代的文明；中华文明也涵盖了最大的疆域，面积比世界上任何前现代的文明都要广阔；也许更重要的是她的连续性──当其他文明遭到外族入侵或陷入混乱的时候，常常就崩溃灭亡，不能重新建立，只有中华文明才能承受住这些考验，继续用同一套基本原则重新建立自身的文明体系。我最初对中国历史研究感兴趣，就是想找出中华文明如此独特的原因。

然而，当我进入研究所学习中文、结交到一些中国朋友后，发生了始料未及又神秘莫名的转变。我发现自己似乎对中国的文化、语言与民众开始产生情感上的密切联系，既直接又深刻。 换句话说，我似乎发现了自己与中国之间的“缘分”。缘分的概念源自于佛教，意义有些模糊但却十分重要，很多中国人相信世间的关系都带着几许宿命的成份。我对中国的事物突然如此“投入”，除了缘份之外似乎没有别的解释。

或许我上辈子真的是中国人。又或许，我这意大利人与中国之间具有某种密切联系，就像我的前辈马可·波罗或利玛窦那样。因为虽说我在美国出生长大，其实我的双亲都是移民到宾州的意大利人。

我在研究所的时候，开始观察到西方与中国的思想往往截然相反。例如，我注意到在中国的思想中，因时制宜与人我关系极度重要，相反的，西方哲学却强调绝对不变的原则与个体的独立。这种特性几乎适用于所有的先秦思想家（墨家除外）。中国人不会在全然独立存在的“真空环境”中考虑事情，也不存在什么绝对的矛盾。所有的事情，都被置于与其他事情的关系中加以考虑。但以上尚在我智识学习的范围内。

另一件我感知到的差异是，中国古代经典将遍布寰宇之内的和谐视为最高价值，视宇宙为一巨大、和谐的整体。这与我在美国之习见形成了尖锐的对比，在美国，和谐的价值总是不如紧绷的张力与抗争奋斗，宇宙本身即是毫无关系的绝对实体之间的角力场所，例如善与恶、人性与神性、神圣与非神圣等等。

其后，当我1969年第一次前往中国，立即深深感受到，上述的基本趋向就算在最平凡的日常生活中也有所体现。例如，我刚到时常常问路。每当我问一个地方的位置，回应我的人总是告诉我这个地方跟其他地方的相对位置关系，从没有人只讲“地址”或几街几号，而美国人回答问路却通常是这样。在日常生活对话中，每件事情也都是透过事情之间的关系来加以叙述、分析与讨论。

事后回想起来，令我惊讶的是自己当时竟如此“自然而然”又自动自发地理解并接受了中国的思考之“道”与其价值。我对这种深刻的密切关系感的自觉日增，与我许多美国同学的经验相反，我一下子就对中国人做事情的方式感到很自在。中国人的文化与生活方式似乎对我而言“几无隔阂”。

当我结识更多人，我持续出现一见如故的感觉。例如，当我第一次到台湾，短短一周之内我就结交了好几位一直保持联络直到他们去世的朋友，而我在美国只有跟非常少的朋友保持这么长久的友谊。我与这些中国朋友的关系如此自在，彷佛他们是我的血亲一般。

1972年我开始与中国大陆的人们有所接触，当美国与中国重新展开直接往来的时候，我就受命随行接待过第一波赴美参访的几个中国官方访问团。第一个是医学访问团，团长是著名的吴蔚然医师，副团长是傅一诚医师，他是中华医学会的秘书长，曾在延安担任过内科医师。我记得很清楚，团中的徐家裕医师就读过上海圣约翰医学院，英语非常流利。他亲切地帮助我口译医学技术方面的简报，使我免于丢脸出丑。访问团的行程大约是一个月，期间我们朝夕相处，建立了很深的交情。这又是个一见如故的例子。或许正因如此，当美国国家科学院（我的“官方”雇主）询问我愿不愿意陪同第二个来访的科学访问团，我立即答应，而我再次与第二个访问团一拍即合。

由于从未受过口译的训练，我当时很容易失言出丑。最糟的一次是在首都华盛顿布莱尔国宾馆（Blair House）许多重要人物出席的晚宴上，当一位美国人致词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由于我当时习惯了台湾方面的讲法，顺口就说出了“中华民国”。虽然我立刻做了修正，却已经太迟了。但没有一位访问团的成员责备我的错误，这次严重的失言出丑丝毫未影响我与代表团成员的关系。

我的另一次口译失误则比较可笑。当我们到达波士顿时，一天晚上所有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的华裔教员都受邀出席一接待会。席间第一位致词的是保罗·达利·怀特医师（Dr. Paul Dudley White），著名的心脏科权威，他前一年的夏天才刚访问过中国。他当时已84岁了，但精神仍然十分抖擞。我当时已随团旅行了十天，开始习惯用“爱人”而非“太太”去称呼某人的妻子。当我将怀特医师的发言口译成“去年我和我的爱人一起访问中国的时候”，全场的中国听众突然爆发出一阵难以自抑的笑声，令怀特医师警觉到事情不对。原来对1949年以前就到海外的中国人来说，“爱人”的意思是“情人”，所以当他们听到这位老医师有一位“爱人”就忍不住笑了。再一次，访问团的成员们不但原谅了我的失误，似乎还因此拉近了我与他们的关系。

当然，我们人的总会不断遇到惊奇的巧合。然而我得说我巧遇中国友人的频率高得惊人而且往往不可思议，从1972年开始直到今日，一连串的巧遇不断使我啧啧称奇，这又是一种缘分的展现。1973年5月我与妻子造访中国，我们真的才刚跨过中国边界就巧遇朋友。那时全中国大陆我们才认识大约25个人，也就是上述两个代表团的成员们。当我们从香港前往深圳的火车站，正要上火车时，忽然有人拍拍我们的肩膀，一看竟是傅一诚！他当时到深圳迎接一个加拿大医学访问团！于是他与我们一同搭火车前往广州，好好地叙了叙“旧”。

那次旅行中，我们参访了上海郊区的一个发电厂，我妻子出了意外受了点小伤，我们被送到邻近的医院，医院的人员很惊讶竟有外国人前来。当我与医护人员聊天时，有人突然问我：“你的中文名字是不是艾恺？”他听过上述医学访问团成员的几次演讲，听说了不少关于我的故事！

我们到北京后，去王府井逛街，又有人拍拍我们的肩膀，这次是徐家裕医师，他家住上海但正好来北京出差！他正好跟我一样在北京作客！类似的巧遇在我们那趟旅程中不断地发生。

1980年，我终于有机会拜访梁漱溟先生，当我到梁先生家时，梁先生1920年代教过的一位老学生孟宪光先生恰好专程从四川来此校读梁先生的书稿。这位孟先生曾追随梁先生的朋友彭玉庭，在河南镇平县从事过乡村建设与地方自治的工作，而这恰好也是当时我研究计划的主题之一，让我恰好趁机访问他的这段过往。我连续访问孟先生好几个晚上，一晚，我邀他与我一同坐计程车送他回住所。孟先生是位清苦的中学教员，一辈子都奉献给了乡村与小镇，没钱在北京住旅馆，只得借住在他一位北京亲戚家中。当我走进他亲戚家的四合院，竟看到傅一诚医师在用院子里的水龙头洗衣服，原来傅医师就是孟先生的那位亲戚。我每回到中国都不断遇到类似的巧合。

我在济南则拜访过山东社科院，向院长请益。很意外的，我当时指导的唯一的一位中国研究生的父亲，竟是这位院长的新四军老战友！于是他在家中以盛宴款待我们。

我前往邹平途中在济南过夜时，在旅馆遇到一位朱先生，他曾随中国文化访问团去过美国，而我正好也接待过该团！

这类不断碰到相同人物的奇特巧遇一直发生。再举一个例子，2012年我搭飞机去北京时伤到了腿，我一下飞机就被送到了北京大学医院，接受一位中医的针灸诊治。当时在医师诊疗间中的另一位先生是清华大学的副校长，几个月后，当我再度前往北京，接受外研社编辑的晚宴招待时，在座的一位宾客恰好是上述的副校长先生！

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则或许是我学中文的故事。我直到24岁才开始研究现代中国，却在几年内“自然而然”就讲得一口好中文，流利得跟自己的母语似的。因此，当中国与美国开始文化交流时，我才能当上前述的美国“半官方”的口译者，这才带给我许许多多的经历得以在此回想。从1970到1980年代，无论是在美国接待中国访问团和来宾，或是我去中国旅行，我总是与许多中国人一见如故。就算是在2001年情势紧张的“海南岛撞击事件”，当时我再度被任命为口译，我与中方的交涉人员彼此依然有一见如故之感。因此，可以说是我缓和了美国 EP-3侦查机的机组员与海南岛陵水机场的解放军军官之间的紧张关系。

我第一次在中国乡村长住时，首先在河南省西南部，然后到山东邹平，虽说我无法完全听懂地方的方言，但我还是很容易与当地人交朋友。当时我结识的许多人（距今已30多年了），至今仍与我保持联络。有些友谊也并非一下就能得到，而是需要累积。例如我第一次去邹平时，遇见一个村的党委书记在当地很有名声，虽说我当时跟他有很多往来，却算不上是深交的朋友。直到次年他随一个邹平访问团造访芝加哥，他才说我算是“朋友”。此后我再去邹平，他成为县里面最热心协助我的干部，我们也成为终身的挚友。我的另一个无所不谈的挚友，后来当上了县外事办公室主任，有几年的时间我们常常会定期见面。每次见面我们都聊得像两人从未分处异地似的。我在北京的朋友们也是如此，有很多都已经认识35年了。

当我在邹平的农村长住时，我访问过上百位老人家，年龄从七八十到九十多岁不等。当然，我用当地方言沟通遇到一些困难，但仍常常与老人家们一见如故。我特别记得当我第二次访问几位老人家的时候，他们待我像待多年老友似的。有些从不会跟村里人讲的事情，像是亲子或夫妇间的龃龉，他们常常只会跟我讲。虽然我当时年纪比他们小很多，我们时常轻松地聊起我们儿时玩过的游戏，或是回忆彼此的年少时光等等。有些人则很自在地跟我讲一些十分难堪却意义重大的家务事，像是有家人自杀，甚至被判刑处决等。（当然，我绝不会在文章中发表这些事情，因为他们是信任我这朋友才对我讲，然而这些消息让我对当地乡村生活增添了许多整体上的理解。）

这时我突然想起一件奇特，甚至是相当诡异的往事，发生在我11岁的时候。过去几十年间我访问过中国无数次，但直到我提笔写这篇文章，我才突然回想起这件将我与中国语言文化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往事。为此我还联络了我的兄弟姊妹，确认了这件往事，而他们对此事都还印象深刻。那是我11岁时某天坐在天主教小学的课堂上（通常没很专心在听修女老师讲课），我突然兴起“决定”我会写中文了，然后开始创造起我自己的汉字。当然，没过多久老师就察觉此事，把我叫到教室前面，责备我不专心听课。我随即告诉大家我会中文。我“会中文”这件事很快就传遍我的学校与社区，其他的小孩开始叫我“清”（这是他们对中文的刻板印象）。或许是因为我出身的社区比较穷，居民的教育水平比较低，也很少接触外国人，我居然可以冒充会中文好几天。直到今日，我仍想不透为何我当时会如此宣称。唯一的解释大概就是：我与中国的缘分之强，早在我真正接触中国语言文化之前，就开始发挥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