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佳 续昭平

武汉东湖学院

浅谈鲁迅“硬译”
——基于图里翻译规范理论的思考

徐小佳 续昭平

武汉东湖学院

翻译是思维和语言的活动，也是跨文化交际活动。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指出翻译实际上是在规范制约下的抉择活动，其中起始规范决定译者的宏观抉择，基于这一点，本文借助该理论，通过鲁迅“硬译”实例的分析，认为面对原语与译语及其文化之间的转换，译者的价值观决定了译者起始规范的选择；翻译活动不仅是受规范制约的活动，也应是译者价值观得以实现的过程。

价值观 翻译规范 硬译

一、引言

翻译活动是人的智力活动，也是语言文化间的沟通活动。译者在这一活动中既受到自身文化处境的辖制又受到源语文化的语境中原著的规约。翻译操作中，如“归化”、“异化”，“直译”、“意译”、“化境”等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为翻译活动提供了经典的策略。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主要取决于译者面对原语和译语及其文化的心态（下文用译者心态）。图里曾指出，翻译的充分性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紧跟原文规范，从而紧跟原语语言和文学多元系统的规范；翻译的可接受性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全盘采用译语的语言和文学多元系统的规范。［1］译文的充分性和可接受性实质上都是反映译者的策略选择。图里将译者的这一阶段的选择称为起始规范的选择，该规范是介于充分性和可接受性之间的连续体。

二、译者的角色

功能翻译理论代表人物费米尔（Vermeer）曾指出，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交际行为，译者的任务是要把不同文化群体成员之间的交流得以进行。这明确了译者的任务，然而，对于译者以何种角色来完成这一任务历来颇有争议，“译者，舌人也”；“译者是语词的摆渡人”；“译者应是一块透明的玻璃”等这些比喻形象地说明了译者的角色被边缘化，译者被要求“隐身”。后现代是一个结构的时代，传统的作者权威被解构了。传统的文本同一意义也被解构了，一个后现代译者的主体诞生了。由此可见，随着译学研究的深入，译者的角色由自我忽视走向了自我张扬，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得到了充分宣扬。然而，过分张扬译者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也为误译，漏译等提供了借口。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一变化也反映了译者对原语文化态度的转变，从紧跟原文规范逐渐转变为解构原文规范。译学研究对于译者的角色探索没有停止，而笔者认为不论译者的角色被如何描写，通常情况下，翻译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语言文化的沟通，而译者作为沟通的桥梁这一事实不会改变。图里翻译规范理论中，起始规范是“充分性”和“可接受性”组成的区间，是宏观抉择规范；操作性规范是在起始规范指导下的翻译活动的微观抉择，一般指译者翻译活动中使用的具体的方法，译者在翻译规范以及自身价值观的指导下完成翻译任务。

三、鲁迅“硬译”

鲁迅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文学家、革命家和翻译家，曾采取“硬译”策略并留下许多翻译作品。鲁迅将“硬译”定义为：按板规逐句，甚而至于逐字译（《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在1918年鲁迅与友人的的信中，也说道：“竭力保持原作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最好是逐字译，不得已也应逐句译，宁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头换面’”。德国批评家兼翻译家本雅明也曾指出，逐字逐句对译可以确保译文的忠实，从而实现不同语言的相互补充。［2］鲁迅的翻译追求在这一点上与本雅明不谋而合。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对鲁迅“硬译”的激烈争论。然而翻译从来就不是在真空中产生的。［3］翻译通常体现了主体文化对异域文化的立场，翻译策略通常是主体文化和异域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翻译策略的选择绝不是偶然的。［4］近代中国，外译中的删改现象严重。根据图里的规范理论，译者的这种选择完全倾向于译文的“可接受性”（acceptablity），即译者完全倾向于译语文化。而鲁迅则采取“拿来主义”的方法，“硬译”外国作品。鲁迅认为，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路（《三闲集·无声的中国》）。茅盾先生曾说，鲁迅的翻译活动表现出了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明确的政治目的。［5］介于当时的社会现实，（鲁迅）基本观念是即定，那就是以思想启蒙和政治救亡为目的的功利主义翻译观。［6］革命家鲁迅作为译者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译著也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五四运动使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但白话文的词汇、语法都亟待完善。介于这一现实，鲁迅赋予了翻译另一种功能，即推进主体文化的语文改革。鲁迅采取“硬译”策略，“宁信而不顺”，反对在翻译过程中，对外国文化进行本土化改造，提倡“原质”引入外国语言文化，这一方面为了加强完善汉语的步伐，另一方面也为了吸收国外的先进思想。鲁迅作为一名革命家和思想家顺应了时代的要求。

梁实秋曾评论道：读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来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6］梁为了证实自己的说法，在《所谓“文艺策略”者》中列举了几句译文：

“较之自己们，倒更尊重他人”。

“我绝不是要由这一点，在同志里培斯基上头树起十字架来。”

“在这里，就重演着那全世界的温暾主义者的态度”。

梁实秋等称其译文“生涩”“别扭”“极端难懂”，姑且不考虑是否有其政治目的，就译文论译文，其评判自有其合理之处，译文中一些词汇和句式的确让人费解。但由于特殊时代的需要，鲁迅采取“硬译”策略，以外国语为中心，其角色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译者，实现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也不再是鲁迅的唯一目的。况且，事实证明鲁迅的“硬译”策略在当时为推动汉语的改革和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虽然文化无优劣之分，译者不能因个人喜好或其他外在因素在外国语言文化面前摆“高姿态”或“低姿态”，但历史时代不断变化发展，不能在任何时代都使用绝对统一的标准来判断。作为革命家，他试图在通过翻译改造汉语来改变国民思想，推动社会的发展。作为译者，根据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鲁迅选择了译文的“充分性”（adequacy），从内容到形式与外文规范亦步亦趋，这也是译者选择“硬译”策略的理论依据。总的来说，鲁迅选择“硬译”策略是当时特殊现实所决定的，当年以至现代对其“硬译”的驳斥都是过于武断的，以现在所强调的译者应有的心态去判断其优劣也是有失公允的。

四、翻译规范的历史性

一端是客观、绝对的规则，另一端是完全主观的个人喜好。在这两端之间的整个地带，则为一些主观间的因素所占据，一般认为是“规范”。［1］图里曾指出，规范是明辨社会行为是否得体的标准，是一种社会文化习得。根据图里的规范理论，选择“硬译”的译者在起始规范的选择中完全以原语的规范为标准，但是鲁迅采取的“硬译”是基于对现实社会的深刻理解和理性认识上的革命改造行为，是有目的的政治文化运动，采取原质引入外国语言文化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履行作为革命家的责任，这体现了翻译规范的时代性。翻译是异质文化之间的对话，译者肩负着文化传播者的责任，同等对待两种语言文化，有利于促进世界文化间平等对话格局的构建。图里的起始规范理论指出了译者心态完全偏向于原语或译语时，译文表现出“充分性”或“可接受”性，由这两端组成的区间为译者策略选择提供了理论依据。

每一种语言文化后都是不同民族历史的积淀，世界各民族文化无论强弱都有其特点，都是对世界多元文化的一己贡献，语言文化的平等也体现民族的平等。多元文化共生的全球化，反对以一种文化打压或覆盖另一种文化，主张多种文化保持共生、互利的状态，以收和平共处、相得益彰之效。译者作为传播文化的使者，公平对待两种语言及其文化至关重要。切斯特曼曾提出过一套规范，其中之一就是道德规范，指译者应该坚持“晓畅，真实，信任和理解”的价值标准。译者完全以“外国语”或“本国语”为中心的心态决定其不可能遵循这一规范使其译文成为“真正的，恰当的和合法的翻译”。翻译活动不能与时代割裂，影响翻译的各种因素不可避免，译者作为中介，应胸怀世界，为不同文化间的平等沟通做出努力，同时，任何翻译活动必定打上时代的烙印。

五、结语

文化的交流过程中，我们应该记住每一种语言都是一个‘不可替代’的文化系统，都有另一种语言的异质性［7］。各民族语言都具有异质性，译者是其沟通的中介。当今国际社会，由于政治经济原因，存在强势文化，但是文化本无优劣之分，更无须将一种语言强加到另一种语言。不论是把外国文化引入中国，还是将汉语言文化译介到外国，作为译者，对外国语言文化要充分的尊重，也要坚持自己民族语言文化的完整，才能成为真正的桥梁。

［1］Gideon，Toury.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56-59.

［2］本雅明.翻译家的任务［M］.上海:文汇出版社，1999.

［3］Lefevere，Andre.Introduction：Where Are We in Translation Studies［A］In Susan Bassnett＆amp;Andre Lefevere（eds）.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Translation［C］.Clevedon:MultilingualMattersLtd.，1998.10.

［4］张景华.从“硬译”透视鲁迅对中国文化转型的探索［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2）.

［5］王秉钦.中国翻译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6］雷亚平，张福贵.文化转型:鲁迅的翻译活动在中国社会进程中的意义和价值［J］.鲁迅研究月刊，2000（12）.

［7］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