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泽权 张 冰

(河南大学， 开封 475001；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广州 511363)

●翻译研究

新世纪《红楼梦》英译研究述评*

刘泽权 张 冰

(河南大学， 开封 475001；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广州 511363)

本文通过梳理2000年以来国内13种主要外语类期刊和《红楼梦学刊》发表的150篇《红楼梦》英译研究的论文发现：新世纪的红译研究不仅数量逐年增多，质量显著提高，而且理论和方法趋向多元，力量不断壮大，团队逐渐形成，同时存在着研究内容单一、方法简单、理论套用泛滥和学科建设缺位等不足。

《红楼梦》；英译研究；述评

1 引言

《红楼梦》问世至今已有二百余年，在中国乃至世界已形成了专门的研究学派——红学。轰轰烈烈的“红学”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促使《红楼梦》英译(以下简称“红译”)事业的发展，从早期德庇时(Sir John Francis Davis，1830)的片段翻译到杨宪益-戴乃迭(Gladys Yang)以及霍克斯-闵福德(David Hawkes, John Minford)各自的全英译本(以下分别简称“杨译”、“霍译”)的出现，“红译”已走过一百多年历史，先后出现3个片段翻译、2个部分章节翻译、1个编译本、6个节译本和4个全译本等16种英译文(刘泽权 刘艳红 2013：128)。伴随着吴宓1929年“首开《红楼》译评之先河”(王宏印 2004：484)，“红译”研究也逐渐风声水起。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红译”研究成果丰硕，大有追逐“红学”显学之势。本文将从研究现状、存在的不足及未来展望3个方面对新世纪以来的主要“红译”研究论文进行分类评述，分析现状，探索未来努力方向，以期为国内“红译”研究提供参考。

2 “红译”研究现状

2.1 论文不断涌现 质量明显提高

本文统计2000-2012年共13年间在国内13种主要外语类期刊及《红楼梦学刊》(以下简称《红刊》)上发表的“红译”研究文章共计150篇。除《红刊》外，这些期刊基本上都是外语及翻译研究论文刊载的旗舰及主平台，在这些刊物上发表的“红译”研究成果基本上代表国内“红译”研究的当下水准。分析、研究这些文章，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国内“红译”研究的主要成就和问题。表1列举这些刊物在这一时间段内刊载的相关论文数量。

表1 “红译”研究论文所选期刊及数量分布(2000-2012)

综观这些期刊，发表“红译”研究论文最多的是《红刊》，共计67篇，占全部论文的近一半，这表明《红刊》正在逐步成为发布“红译”研究成果的首选。其次是《外语与外语教学》、《外语教学》、《外国语文》，它们刊登的相关论文约占全部论文的1/5。总体来看，新世纪 “红译”研究论文基本呈逐年上升趋势，尤其是近5年的相关论文数量庞大，占全部论文的一半以上。这一方面说明“红译”研究作为一个领域正在不断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另一方面也表明相关研究成果的水平在不断上升，越来越多地跻身到专业核心期刊上发表。统计分析还发现，这150篇文章涉及范围非常广泛，根据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侧重点等可大致分为8类(见表2)。

表2 “红译”研究主题分布

表2显示，新世纪“红译”研究主题最集中的是基于理论视角的研究，约占全部文章的1/5。这里所说的理论视角主要指的是从文学理论、语言学理论和翻译理论等视角展开的研究。这些研究将不同理论引入“红译”研究，不仅拓宽“红译”研究的理论视角，也为如何实践、评价“红译”研究提供依据。

其次是评价性研究，共28篇。评价性研究主要是对译本内容的思考及分析，包括译本优缺的评价、译文部分章节的评价、翻译方法或策略的评价、书评以及译评之评价。如刘泽权和朱虹(2008)借助语料库工具对霍、杨及乔利译本的前56回中的习语翻译情况进行分析，指出3个译本在习语翻译方面的异同，认为在对大量语料进行全面、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可以更客观地评价译本在各方面的利弊与得失。评价性研究的一个突出亮点是洪涛的评价文章，其在《红刊》发表了多篇“红译”研究成果，既有对译本的分析与评论，也有对以往“红译”研究的评价。他以其深厚的语言及文学功底，从细微处着眼，引经据典，注重从史的深度挖掘深层信息并以此为佐证加以思辨，以小博大，透过微观“案例”来探讨“宏观的意义”(洪涛 2010：4)，采取商榷的形式对他人的研究进行分析和评价，为今后的研究提出较为清晰的论证思路和研究方法。钱亚旭认为，洪涛的评价研究“以充分的论据、义正辞严地反驳了某些译评者对译者不公正的指控，为译者‘伸冤’”(钱亚旭 2011：164)。

占据第三位的是赏析性研究，共计20篇。赏析性研究主要指有关《红楼梦》诗词曲赋、称谓语、灯谜、器物、对联、人物形象以及部分高频词的翻译赏析。如王少娣(2007)对高频文化词“风月”的综合文学特征进行分析与鉴赏，探讨霍、杨译本如何再现该词在不同语境下的含义与美感；彭爱民对性文化的英译进行赏析，认为“只有忠实于原语文本中的性文化现象才能揭开中国性文化的神秘面纱”(彭爱民 2012：325)。

翻译方法及策略研究17篇，既有从微观入手进行的分析也有从宏观层面开展的研究，既有对单一译本也有对多译本的翻译策略的对比研究。如左飚(2009)对比分析霍、杨译本有关文化翻译的策略及其所受的制约因素，指出杨译注重语义、偏重异化手法，霍译侧重效果、多采用归化手法。钱亚旭、纪墨芳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对《红楼梦》物质文化负载词及霍译本的翻译策略进行探究，认为霍译的处理达到了归化、异化“平分秋色”的效果(钱亚旭 纪墨芳 2011：70)。

文化视角的研究也是17篇，主要包括文化意识、文化表现形式的可译度，文化内容、文化流失以及部分特殊文化形象的传译研究。胡颖(2012)考察了霍、杨译对民族文化、习俗文化、地域文化语汇的翻译，分析了原语与译语间的文化差异，指出杨译更注重对民族文化特性的保留，而霍译则偏重于交际，淡化了原文文化色彩。赵壁(2012)从文化翻译的视角入手，对《红楼梦》中的非人名“玉”字所承载的文化寓意及霍、杨的翻译进行探讨，认为杨译重视“玉”意象的传递和保留、霍译重理解和接受。

所占比例较小的分别是译者主体性及风格研究、英译史研究两类。前者研究焦点较为集中，如刘灵巧(2004)以霍、杨《好了歌注》译文的对比分析为切入点，从翻译目的、译者文化意识和读者意识等方面对译者主体性的表现及作用进行探讨；刘迎姣(2012)通过译者个体性因素和社会性因素对造成霍、杨译本的差异的根源进行分析。这类研究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即运用语料库工具进行多译本对比，如肖维青(2009)，刘泽权、刘超朋和朱虹(2011)等的研究，重视客观数据分析与主观研判相统一、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所得结论更为客观并经得起验证。针对英译史的研究虽只有11篇，但却包含综述研究、英译事业描述、译本考释、译本介绍等，对于从整体上把握“红译”历史、研究重点、发展脉络以及未来走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陈宏薇、江帆(2003)从多元系统理论视角出发，对《红楼梦》9个英译本从版本、英译历程以及发展脉络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历时性描述，指出《红楼梦》英译本在英语文学中的地位、社会功能及翻译规范、译者意图等均随历史变化而变化。冯全功(2011)从研究焦点、研究方法、研究队伍和研究语种等方面对“红译”研究的现状进行了探讨，指出目前“红译”研究人员沟通少、跨学科研究不足、成果分散、缺少期刊专栏支持等。

其它类研究13篇，约占全部文章的1/10，由于这些研究具有单一性，所以不便归类。此类研究主要包括：回目辞趣翻译研究、书名英译比较研究和书目索引等。如詹蓓(2002)对不是同时期出现的《红楼梦》英译名称进行探究，对可能造成不同英译名出现的原因进行分析，认为《红楼梦》的书名翻译应采用直译加说明的方式,严格遵从原语的表达方式和原有的文化信息负载,以便读者逐渐适应接受。这些研究从细微之处入手，为普通学者和读者提供引介性的知识介绍，拓宽并加深对“红译”的认识与理解。

2.2 研究力量壮大 学科团队形成

新世纪“红译”研究的一个显著且可喜的动向是研究力量不断壮大，研究成果丰硕全面。不仅王宏印、刘士聪、冯庆华和洪涛等资深研究者在“红译”研究的道路上高歌猛进、捷报频传，一批新的学者，如肖维青、肖家燕、唐均、冯全功、王金波和刘泽权等，先后加入。这些学者为“红译”研究做出巨大贡献，不少学者既有论文见诸于核心期刊，更出版系统研究专辑。另一个特点是“红译”研究正在逐渐由过去的孤军奋战向团队化发展，出现为数不少的研究团队，初具规模的如下：(1)令人瞩目的当属上海外国语大学冯庆华带领的团队。该团队阵容强大，参与人员水准较高。该团队研究内容全面，研究成果丰富，已经成为“红译”研究的重镇。他们利用自建的汉英语料库对霍、杨译本进行全景式的分析研究，在外语类核心刊物上发表众多论文，出版专著多部。另一个旗舰团队来自南开大学。该团队形成时间早、阵势大，包括王宏印、刘士聪、谷启楠、苗菊等博士生导师及其博士研究生，如冯全功等。他们对《红楼梦》回目、诗词曲赋、语言等方面的英译进行多视角研究，出版专著多部，论文数量颇丰，成果水平备受关注。(2)西南交通大学唐均带领的“红译”团队，在其承担的教育部专项课题“东方主义视角下的红楼梦翻译研究”基础上，主要以东方主义为理论背景，对中西语言翻译过程中的文化差异等问题进行探索，在《华西语文学刊》和《红刊》等发表众多研究成果，涉及英语、日语和德语等译本。(3)燕山大学刘泽权带领的课题组，有十余名青年教师及硕士研究生参加，先后承担基于多译本的“《红楼梦》中英文语料库的创建”和“《红楼梦》汉英文化大辞典编纂研究”等课题，建立相关检索平台，从语言、文化、译者风格及翻译策略等方面对不同译本进行量化对比研究，发表论文多篇。还有一些团队，如王金波、肖家燕等，也为“红译”研究做出相当大的贡献，都有颇具分量的论文和专著发表及出版。他们的成果从不同视角及层面丰富和扩大“红译”研究。

2.3 研究派别分明 理论方法纷呈

从研究派别上，“红译”研究大致可分为批评派、赞扬派、理论派及量化派。

批评派主要指对“红译”进行批判性的分析评论。这一派别研究成果众多，在全部论著中占据重要地位。批评派的成果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对不同译本本身的分析评价，二是对“红译”研究的再分析及评价。前者主要是基于多译本的分析，从正反面进行对比，既有定性研究也有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数量较多，代表人物主要有冯庆华、刘士聪和王宏印等。此类研究主要从诗词歌赋、人物语言以及文化词语等层面研究“红译”策略、译者风格以及翻译思想等，从而归结不同译本的优缺点。针对“红译”译评进行的批评分析数量虽少，但视角独特，意义深远，主要以洪涛和钱亚旭等为代表。如洪涛在评价冯庆华(2008)的研究时指出，冯著采用的原文本不明，而“可靠的结论”首先应当取决于“语料库中的语料是否正确”，如果底本语料出现问题，“‘汉英对比’也可能出问题，翻译研究的结果就不可靠”，进而可能会导致诠释的不科学性(洪涛 2011：276-284)。洪涛在对冯庆华(2006)的译评案例及理论观点进行评述时认为，自己推断出的译者动机和冯的判断“完全不同”(洪涛 2009：35)。洪涛认为，冯的“‘应用目的论’一节很可能不切合实际”，且“‘应用多元系统论’一节显得过度简化，论证也有以偏概全之嫌”(洪涛 2010：283)。此外，洪涛(2008)在讨论翻译规范及意识形态与杨译本的评价问题时，对一些学者的论述从细微之处进行分析，指出了套用西方理论可能带来的风险。钱亚旭认为，洪涛的批评理论色彩强烈，术语运用得当，分析鞭辟入里，“指正犀利，一针见血，不留情面”(钱亚旭 2011：166)。但她同时指出，洪涛的批评论文“大多涉及译文词句方面的分析”，“少有上升到篇章层面讨论译文的评论”，“实属遗憾”(同上：167)。

赞扬派是指对于“红译”以一种敬畏的态度进行探讨，研究结论呈一片赞扬之声。这类研究主要对单一译本展开，成果数量有限。如李露对杨译本中的习语翻译进行分析，认为杨译“深得原意，圆润流畅，表达出了原文中的神韵和语言的风格”(李露 2000：33)。陈可培对霍译本十分推崇，认为其在沟通中西方文化方面“以其精湛的文学修养和上乘的语感，为西方读者及英语学习者奉献了令人回味无穷的醇美佳酿”(陈可培 2000：181)。

理论派是以某一理论为基础对“红译”进行定性分析。此类研究较多，涉及的理论包括语义/翻译交际理论、目的论、归化/异化理论、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和系统功能语法等。如刘晓琳(2010)以评价理论为依据,对霍、杨两译本与原文作对比,对翻译过程中译者对原文的忠实程度、不忠实的原因进行揭示与分析，指出杨译侧重对原文的忠实，霍译则考虑文化等因素使译文更加流畅。

量化派指的是以量化统计与定性分析所进行的研究，研究的突出特点是以大量语料为依据，研究手段及分析方法较为新颖和客观，既有对单译本的研究，也有基于两个译本的对比，更有以语料库为辅助工具进行的多译本对比。此类研究近年来数量不断上升，如刘泽权等(2008，2010，2011，2012)的系列研究以语料库为基础进行定量定性相结合的分析，从习语、译者风格、报道动词以及“吃”熟语等方面开展多译本的对比研究，发现由于译者的侧重点不同，在处理同一问题时采用的策略与方法也不相同，从而导致了这些译本风格迥异。

3 “红译”研究的不足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我国新世纪的“红译”研究，深度逐步提高，内容愈加全面，方法趋向多元，力量正在强大，这一切都极大地繁荣了“红译”研究事业。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新世纪“红译”研究的一些问题：(1)研究对象单一，内容零散，结论有失公允。《红楼梦》英译本有十余种，仅就全译本而言，除霍、杨译本外，还有邦斯尔(Bonsall)的120回和乔利(Joly)的前56回译本。尤其是2004年香港大学图书馆发布的英国传教士邦斯尔的120回全译本手稿，对系统、全面的“红译”研究无疑是锦上添花。然而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霍、杨译本，且多以其中的个别片段为例，基于多译本的对比凤毛麟角。这样难免导致研究失衡，所得结论失之偏颇。(2)研究缺乏深度，理论套用泛滥。目前的研究对西方翻译理论套用现象严重，对于理论本身的适用性与研究框架的科学性缺乏深入考量和设计，有“拿来主义”倾向。有些研究“对西方流行的译论囫囵吞枣、生搬硬套，甚至以偏概全”(钱亚旭 2011：164)。更有个别研究“不单单外来理论，就连译例也属于辗转稗贩，拾人牙慧”(洪涛 2010：16)。这种做法的危险在于，“套用西方理论来研究翻译问题，很可能得到较为新颖的视角……理论上未必有先天毛病，但应用时可能操作失误”(同上：13)。(3)研究内容与方法简单，结论缺乏解释力。目前的“红译”研究定性居多，方法单一,少数的定量研究也仅限于词语、句法、翻译对应关系等文本表面问题的统计分析，鲜有涉及语境、语义和语篇功能等多维度、深层次的探索，研究结论对翻译规律的解释乏力，对翻译实践的指导性阙如。(4)学科建设缺位，研究者各自为阵。尽管“红学”已经成为显学，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但“红译”研究至今尚未纳入正规、系统、科学的课程和教材体系建设，仅有个别高校为研究生开设选修性的赏析课程。同时，国内仍没有一个权威的组织来协调各分散的“红译”研究团队和个人，更谈不上全国性的“红译”研讨平台和机制。这些不仅导致“红译”学科地位的尴尬和翻译人才培养的难产；而且，由于研究者之间缺乏沟通交流，各自闭门造车,加之各团队和个人掌握的资源有限、研究水平参差不齐，严重制约“红译”研究向更深、更广和更高的方向发展。

4 未来展望

针对目前“红译”研究在上述层面的不足，本文提出3点努力方向：(1)拓宽研究对象，加强横向交流。当务之急是实现“红译”研究从单、双译本的孤立片段研究向基于语境的多译本研究转移，扩大研究范围，拓宽研究视野，提高研究深度。同时尽早成立“红楼梦翻译研究会”等学术组织，定期举办“红译”研讨会议，促使广大研究者、翻译者的交流，实现资源共享和力量整合，加快研究步伐，提高成果质量。(2)加强理论建设，构建“红译”学科体系。王宏印(2004)和李绍年(1995)早就呼吁建立“《红楼》译评”和“《红楼》译学”，号召开展“红译”研究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李绍年(1995)认为，《红楼梦》译本众多，有利于构建《红楼梦》翻译学，开展“红译”理论研究。王宏印更进一步指出，“没有世界顶级巨著《红楼梦》译本的比较研究，比较文学是残缺的和苍白的，同样，没有《红楼梦》翻译的译学研究，翻译学也是空洞和无力的”(王宏印2004：487)。(3)加快与“红译”研究相关的语料库建设与工具书的开发，促进语料库与翻译批评相结合。上个世纪末，语料库语言学方法被引入翻译研究并不断发展，国内不少学者引介并加以利用，对我国的翻译研究产生巨大的影响。未来有必要积极开展基于语料库的“红译”研究，将大规模、多译本的复杂量化统计与多维度的文本对比相结合，从跨学科视角分析译者选择、译者风格与翻译规律形成的内在机制与动因，提高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和阐释力，提升“红译”研究对翻译实践,尤其是典籍翻译的指导性。同时加快研制和开发多语种、多译本的《红楼梦》中外文平行语料库和检索平台，编纂基于语料库检索与分析的大型工具书，方便广大学者进行“红译”研究。

总之，面临日益加剧的国际化趋势，中国要加强文化走出国门的战略，加强对外翻译与传播。《红楼梦》译本众多，对于构建“红译”学科、开发“红译”资源、培养典籍翻译人才等提供有利的契机与现实的可能。当“红译”学科鼎足、“红译”组织强健、“红译”成果斐然之时，即是《红楼梦》和中华文化典籍大踏步走出国门之日！“在新世纪冉冉生气的旭日的映照下，一定会诞生一个交叉学科的新的研究领域，那就是‘《红楼》译学’。” (王宏印 2004：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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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viewofStudiesoftheEnglishTranslationsofHongLouMengintheNewCentury

Liu Ze-quan Zhang Bing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Zengcheng College of SCNU, Guangzhou 511363, China)

Based on a survey of the 150 papers carried in thirteen major domestic 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oriented journals and theJournalofHongLouMengStudiesever since the year 2000 in the field of studies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HongLouMeng(orADreamofRedChamber), this paper summarises both the strong and weak points of currents studies from this respect.On one hand, conspicuous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research papers published and their quality, the diversity of both the theories and practical frameworks used, as well as the formation of research teams and the growth of their strength.On the other hand, however, studies in this field are still puzzled with some significant problems, such as the simplicity of the subject matter concerned and the framework used, the abuse of theories, and the absence of due attention to the study as a discipline proper in translation studies.

HongLouMeng; studies of English translations; review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红楼梦》平行语料库中的汉英文化辞典编撰研究”(10BYY011)的阶段性成果。

H059

A

1000-0100(2015)04-0096-5

10.16263/j.cnki.23-1071/h.2015.04.020

定稿日期：2013-06-30

【责任编辑谢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