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远”舰：海魂不灭

2015-10-23刘怡

三联生活周刊 2015年43期

刘怡

经过历时两年多、多方共同努力的水下调查，笼罩在神话和误解之后已有120余年的甲午名舰“致远号”，下落终于被查明。两次重大物证的发现日，宿命般地都定格在军舰战沉纪念日。

1894年9月17日15时20分，黄海北部大东沟海面。

参与“致远”舰残骸水下调查的“中国考古01号”工作船

中日两国海军之间的这场遭遇战已经持续了整整3个半小时。日本联合舰队方面，火力较弱的炮舰“赤城号”、“比睿号”和武装商船“西京丸”相继被中国舰队的炮火所重创，旗舰“松岛号”的主炮也被中国海防舰“平远号”命中，无法继续射击。但完工时间较早、航速较慢的中国军舰付出了更为沉重的代价：“超勇号”、“扬威号”两艘旧式巡洋舰已被日军彻底击毁，旗舰“定远号”的舰艏则被一枚240毫米炮弹击穿，燃起熊熊大火。更令人紧张的是，日军第一游击队的4艘新型巡洋舰利用速度优势，已经迂回到了中国舰队的阵列之后，企图与装有320毫米重炮的“严岛号”、“桥立号”两舰前后夹攻，彻底消灭主炮暂时无法射击的“定远”舰！

在“定远号”左侧，一艘修长漂亮、舰体漆成瓦灰色的巡洋舰仍在默默进行着还击，舷侧的铭牌表明了它的身份——“致远”。在此前的激战中，该舰中部被日舰的152毫米和120毫米炮弹连续命中，冒起浓烟；右舷吃水线附近也被炮弹击穿，灌入大量海水。当舰体倾斜达到30度时，前后主炮已经无法再发射，舰员也逐渐站立不稳。

蓝色上衣、白色军裤的管带（舰长）邓世昌走出了装甲司令塔，登上前主桅下方的露天飞桥。这天是这位深孚众望的军官的45岁生日，他用带着广东口音的英语发布了最后一道命令——全速前进，撞向正前方的日本联合舰队主力舰，并准备发射鱼雷！严重右倾的“致远号”如同一头咆哮着的狮子，带着浓烟和烈火朝正面的日舰径直扑去，前主桅桅盘上的加特林式机关炮仍在断断续续地射击，直到右舷破口处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15点30分，致远舰在大鹿岛西南外海沉入海底。全舰252名官兵中仅7人幸存，邓世昌不在其中。

120多年后，正是那枚未曾射出的鱼雷以及最后时刻仍在开火的加特林炮，成为确认致远舰水下残骸身份的关键物证。经过历时两年多、耗资数千万元的联合水下调查，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最终在2015年10月8日公布：2013年秋在丹东市东港外海发现的不明沉船“辽宁丹东01号”，初步确认正是黄海之战中壮烈成仁的致远舰。这艘曾长期被传说和疑团包围的中国海军之魂的下落，至此终于水落石出。

英灵与传说

对今日的游客来说，泰恩河畔的纽卡斯尔（Newcastle upon Tyne）乃是英格兰东北部声名在外的商业和教育中心；但在遥远的19世纪，这里却是因全世界最著名的造船基地——阿姆斯特朗公司埃尔斯维克造船厂（Armstrong Elswick）而闻名。从1881到1904年，该厂曾为中、日、美、意等国建造过30余艘出口型巡洋舰。这些军舰虽然因吨位和火力差异，在细节上不尽相同，但大多具有相仿的结构和布局——船舷不设垂直防护，而是以一道穹盖形装甲从上方覆盖轮机舱、锅炉舱等关键部位，以减轻重量；两座口径较大的主炮分别布置在船体中心线的前端和后方，较小的速射炮则安装在两舷向外伸出的耳台之上；前后主桅和1～2座烟囱对称分布于舰体中部，外形简洁漂亮。它们被海军史学界赋予了一个统一的名字——埃尔斯维克型巡洋舰（Elswick cruisers）。

1887年完工的“致远号”，正是一艘典型的埃尔斯维克型巡洋舰。它的3门210毫米主炮（前2后1）射程可达8300米，2组往复式蒸汽机输出的5500匹马力使2300吨的军舰每小时能航行18海里，比北洋海军所有其他舰艇都快。加上广东籍管带邓世昌素以治军严谨著称，在甲午战争爆发时，“致远号”是中方状态最好的军舰之一。

然而不幸之至，19世纪八九十年代恰逢海军科技发展的井喷期，短短几年的变化便足以造成巨大差距。就在致远舰完工的同一年，阿姆斯特朗公司开始量产新型120毫米速射炮，射速高达每分钟5～6发，足以对敌舰舱面和人员造成重大杀伤。日本海军立即采购了59门，安装到主要舰艇上。1892年日本在英国订购的吉野舰，更是安装了刚刚定型的152毫米速射炮，射速高达每分钟5～7发，比致远舰的主炮（2.5发/分）快一倍以上。而中国偏偏在1891年决定停购外洋船炮和机械零备件，此举不仅使“致远”等舰与新型火炮绝缘，也使北洋海军无法购得水密舱门、密封橡皮等起码的军需物资。甲午战争的悲剧，便在此消彼长之中提前注定。

但在1894年9月17日那个血流漂杵的下午，火力、航速都不占优的“致远号”依然表现出了视死如归的勇气。在邓世昌的从容调度下，它先是与“来远”等舰一起痛击较小的日本炮舰“赤城号”，接着又驶回到“定远号”左侧，为旗舰阻挡来自日军第一游击队的炮火。填充有苦味酸烈性炸药的日本炮弹在它的甲板和舷侧接连爆炸，缺少垂直装甲的钢制舰壳从右侧被撕开一个大洞——按照初始设计，涌入破口的海水应当被水密隔壁有效地控制住，但由于舱门橡胶老化，进水几乎无法阻止，最终没过了穹盖形装甲板的顶部。导致致远舰沉没的最后一响爆炸，极有可能便是因为海水涌入锅炉舱，引发内爆，将前半截舰体彻底炸断所致。

军舰爆炸的一刹那，仍在飞桥之上的邓世昌被冲击波抛入海中。他认定“阖船俱没，义不独生”，拒绝了随从刘相忠与友舰“左队一号”的救援，最终怀抱扑上前来的爱犬，蹈海成仁。

或许是由于“致远号”直冲敌阵的形象过于深入人心，或许是由于邓世昌的壮烈殉国过于催人泪下，之后几十年间，围绕致远舰的结局和邓世昌的命运产生了诸多真假难辨的传说。丹东当地百姓始终认定，20世纪30年代他们在大鹿岛海域捞起的一具尸骸便是“邓大人”。这具遗体最终被隆重地埋葬在当地一座小山上，1988年又被迁葬，与黄海海战次日收敛的13具阵亡将士遗骸一同并入岛上的“甲午海战无名将士墓”。而清末文人高邕题写在邓世昌照片旁的挽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则被讹传为光绪帝亲笔所书，流传至今。

文人之笔与大众之口的渲染，在增加了邓世昌传奇色彩的同时，也令对致远舰史实的认知越发复杂离奇。关于最后时刻与邓世昌同沉的那条狗，至少便有三种说法。参加海战的镇远舰帮带（副舰长）、美国人马吉芬（Philo McGiffin）在回忆录中宣称，邓世昌是在游泳求生时，被猛犬扑入水中殉职的。已故历史学家戚其章1956年访问当时依然在世的来远舰水兵陈学海时，则留下了义犬“太阳”（这一名字是否确切至今不详）救主、被邓世昌怀抱同沉的记录。这也是自清末以来，民间流传最广的一个版本。而邓世昌曾侄孙邓浩然在2014年接受媒体采访时，异常肯定地称那条西洋犬在黄海之战前被留在了威海卫基地，根本不曾上舰！

更加扑朔迷离的则是“致远号”最后时刻的航迹与沉没的确切方位。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在战后第五天给李鸿章的报告中称，致远舰系“冲锋击沉”，冲向何舰则不明确。这与在“定远号”上亲历战事的德国洋员汉纳根（Constantin von Hanneken）的回忆接近。但在9月29日出版的《申报》上，已经出现了渲染致远舰冲撞日军旗舰的描述。而次年英国出版的《布拉西海军年鉴》（Brassey's Naval Annual）采信了某些道听途说的消息源，言之凿凿地宣称：致远舰是在冲向日军第一游击队的“吉野号”时，被日舰击中沉没的。由于该年鉴的世界级影响力，“撞击吉野”的说法迅速被各国海军史研究者所采信，甚至影响到了中国记录者的判断。姚锡光在他1897年所做的《东方兵事纪略》中，即对致远舰冲撞“吉野”的细节大加铺陈，直接奠定了其后百年间史学界对“致远”战沉一事的基本论调。而随着1962年电影《甲午风云》的上映，这一情节更是成为不刊之论。

由于将“致远号”最后时刻的航向判定为冲撞位于定远舰后方的“吉野”，而不是指向正面的联合舰队本队，中方资料对致远舰沉没位置的记录长期以来存在严重误差。而日方记录中的故弄玄虚，则令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尽管联合舰队获得了黄海之战的最终胜利，但在战斗过程中，它同样经历了“赤城号”和“西京丸”被围攻、松岛舰遭遇重创、对“定远号”久攻不克等紧张时刻，以至于大部分日舰必须时时留在战场之内，而无暇确认中方战损舰艇的确切沉没位置。但在战后的报告中，各级指挥官都急欲突出本舰战果之辉煌、功劳之大，对击沉中国军舰的细节进行了重新演绎和包装。结果遂使1895年日方汇总的黄海之战记录中，对“致远”、“经远”等4艘沉舰最终位置的标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偏差，其中经远舰的沉没坐标更是偏移达数十公里之远。1905年日本海军军令部编撰甲午海战官方战史《二十七八年海战史》时，曾对10年前的记录做了核准和订正，但又犯下新的错误——将实为致远舰沉没位置的坐标误记为战沉最早的“超勇”舰。如此离奇的误差意味着即使研究者获得了日方的全部记录和资料，也无法以之为凭据寻找甲午沉舰的踪迹。这一误就是百年光阴。

潜水员在清理覆盖“致远”舰的淤泥

经济账·舆论账

对“致远号”这艘北洋海军传奇名舰，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抱有异常浓厚的兴趣。1988年，辽宁省文化厅曾经筹资，在传统上被认定为致远舰沉没地的大鹿岛海域进行勘测，但以一名潜水员遇难、工程搁浅而告终。到了1996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民间团体“中国艺术研究院企业文化研究所”，与丹东东港市政府挂牌成立了“中国甲午黄海海战致远舰打捞筹备办公室”，通过向企业和民间募集资金的方式启动致远舰探捞工程。1997年春末夏初，交通部上海打捞局派出的船只在大鹿岛周边33.36平方公里的海域内进行了广泛的仪器探测和31次潜水探摸，随后公布了“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四艘沉舰的疑似海底坐标。一时间，乐观的气息弥漫在大批关注者当中，有全国政协委员甚至已经设想好了军舰打捞出水后的保存方案，并获得了国家文物局的批复。

这种“大跃进”式的论调，最终被证明仅是幻象。在公布所谓初步坐标之后，筹备办公室的工作便再也不见进展。而在丹东、大连、北京等地却出现了打着该项目旗号的募捐者，以“一人捐出一块钱，让致远舰重见天日”为名进行筹款。到了1999年，参与前期水下勘探工作的江苏澄西海洋特种工程有限公司更是将国家文物局、东港市政府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告上法庭，追讨尚未结清的工程款和借款243.4万元。一片哗然声中，国家文物局决定撤销筹备办公室，这场声势浩大、影响波及全国的“致远舰打捞秀”，最终在一地鸡毛中收场。

1997年的这场闹剧给甲午沉舰的寻觅之路带来了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此后十几年间，一切打着“寻找致远舰”旗号的活动都被视为骗子的同义词，遭到广泛的质疑和责难，以至于有关部门闻“致”色变。而筹备办公室公布的那套新坐标，与此前日方的两种记录又有不同，令沉舰残骸的确切位置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在工程下马前最后一年多里，筹备方为了解释多方集资却不见军舰出水的原因，糅合了东港等地流传的民间故事，大张旗鼓地宣传致远舰残骸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队的探捞活动中严重受损，上层建筑和部分舰体已被日军捞起拆卸，留在水下的部分基本丧失了文物价值，不值得打捞。如此一来，寻找致远舰的努力基本被宣告了死刑。

2000年之后，民间对北洋海军的兴趣逐步转移到昔日的铁甲巨舰“定远号”上。该舰在1895年威海卫之战后自行炸沉于刘公岛东侧，上层建筑和零部件被日军拆卸，舰体则被再次爆破、沉入浅滩之中。一家香港杂志曾对打捞“定远号”舰体的可能性进行了调查，但因成本过高而作罢。这项尝试引起了威海港务局的注意，2003年，他们决定按1∶1的比例原样复制“定远号”，作为博物馆舰在当地展出，并找到了1978年出生的陈悦作为顾问。

作为国内第一家以北洋舰队为主题的专业网站“北洋水师”（www.beiyang.org）的创办者，陈悦的研究兴趣不同于传统的科班学者。制度、人事等宏大主题在他的研究中仅占据较小的篇幅，更多的注意力则被集中到了舰船、炮械、服装等海军史研究的本来细节之上。通过研读英德等国海军研究者的著作、造舰原厂保存的技术资料以及清末历史文献中有关海军的档案，他不仅在2005年顺利完成了“定远号”复制舰的工程指导任务，还组建起了国内首屈一指的海军史研究社团“中国海军史研究会”。来自不同行业、不同专业背景的业余海军史研究者借助这一平台进行广泛的研讨和交流，并通过媒体和出版业公布阶段性成果。这一尝试在增进了国人对北洋海军乃至海洋文化了解的同时，也为重启寻找甲午沉舰之旅夯实了基础。现在，需要的只是一个契机。

宿命般的发现

CG制作的“致远”舰全貌图

2013年秋，丹东港集团的一艘工程船在大鹿岛外海进行航道清淤作业时，意外地从水底抽出的淤泥中发现了部分金属构件，推测可能存在沉船。刚刚成立一年的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中国海军史研究会相继受邀派代表前往当地，召开前期资料分析会。由于发现金属构件的位置与1997年公布的4艘沉舰坐标相差较远，而和日方资料中的记录较为接近，各方共同决定在2014年开春后启动更大规模的调查。当年冬天，丹东港集团利用自行购置的磁力仪等设备进行了初步水下测扫，确认水下约20米深的位置的确有一艘沉船存在。

2014年初春，水下遗产保护中心派出的船只对1997年公布的4个沉舰坐标点进行了一系列排查，最终并未发现存在沉船的迹象。调查的重点遂被集中到了丹东港集团发现的沉船残骸上。这一残骸的坐标与日方1895年记录中的致远舰沉没地接近，但在《二十七八年海战史》中被标注为超勇舰。出于谨慎，水下遗产保护中心将沉舰临时命名为“辽宁丹东01号沉船”，并定为A级文物遗址。当年春天的水下测扫进一步确认，沉舰深陷在6米左右的淤泥之中，表面挂满渔网和海底垃圾，全长约50米，金属体量超过1500吨。

丹东港外海水文条件相当复杂，每年只有夏季的8、9两个月适于进行潜水作业，而每天又只有两个小时的平潮期可供潜水员实施海底探捞，因此必须争分夺秒。2014年9月6日，刚刚完工不久的中国第一艘水下考古工作船“中国考古01号”抵达丹东港外海，在当地派出的一艘工程驳船、一艘渔船以及“安东22号”拖轮协助下进行调查作业。工作船除搭载有水下遗产保护中心的专业考古人员外，还有广州打捞局和丹东港集团派出的工作人员，以及中国艺术摄影学会会员、知名水下摄影师吴立新。第一周作业即捞起了蒸汽机构件、煤块、烧焦的木甲板、机关炮弹等构件，可以确认沉船的确系旧式蒸汽动力军舰，在水下拍摄到的影像又显示出锅炉碎片等细节。

9月17日，即黄海海战纪念日当天，潜水员在“丹东01号”附近拍摄到了一门11毫米多管加特林机关炮的影像，随后将炮身连同炮架一起打捞出水。在黄海海战沉没的北洋水师4艘军舰中，仅有“致远号”和“经远号”装备的加特林炮采用了同一型号的炮身和炮架。而在当年8月的水下调查中，经远舰残骸已在大连庄河市下属的黑岛附近海域被发现，由此可以推断：“丹东01号”有极大可能正是一代名舰“致远号”。但对严谨细致的考古人员来说，仅凭这一物证尚不足以确认沉船的身份，需要有更直接也更翔实的证据来支持这一判断。

为沉舰寻找直接身份物证的需要，推动了2015年夏天的第二次大规模水下调查。2015年9月17日，又是在黄海之战纪念日，一枚鱼雷引信在残骸附近被捞起。由于《二十七八年海战史》中记录的超勇舰不曾装备鱼雷武器，而参战的日本军舰为防止弹药殉爆、已提前将携带的鱼雷弃置，沉舰的身份再度被锁定到“致远号”上。而随后由吴立新首先发现的一件物品，最终成为板上钉钉的证据——考古人员在甲板残片之下捞起了一枚已经四分五裂的瓷盘，拼合之后，发现底部有描金工艺绘出的舰徽图案，清晰地显示出篆体“致远”和英文“CHIH YUEN”（“致远”的威氏拼音写法）、“THE IMPERIAL CHINESE NAVY”（中华帝国海军）字样，样式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靖远号”（“致远”姊妹舰）餐盘完全一致。作为丹东港集团聘请的历史顾问，陈悦、军事作家萨苏、历史学家关捷以及军事博物馆研究员许华一致认定：“丹东01号”为致远舰已经可以最终确认。

在那枚破碎的餐盘附近，潜水员还打捞出了印章、青花瓷碗、中式腰刀等私人物品。它们可能是在军舰触底的一刹那，从同一个军官舱中被甩出，甚至有可能就是属于邓世昌本人。而细节丰富的其他出水文物，也在不断印证着考古工作者对甲午沉舰身份的确认：一枚152毫米速射炮炮弹、一扇属于军官舱的舷窗、锅炉碎片、碎银锭、铜质纽扣……种类多达60余种，共100多件，有助于建立起对那艘传奇军舰的感性认识。而在军官舱附近被发现的阵亡官兵遗骸，则被工作人员庄重地置入红木棺椁，准备在适当的时间举行正式安葬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