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志勇

2015年7月12日，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成思危先生以八十高龄去世。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说：“为中国失去一位执着而敢于直言的学者而悲痛！”敢于直言，坚持说真话，是成思危留给同事、朋友、学生与民众的基本印象。

在中国文化的精义里，对一个人盖棺论定，往往并不是成王败寇，而是“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成先生被誉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已是立功。敢言与说真话，并不等于立言，但修辞立其诚，从自己的良知出发，说真话，却是立德与立言的前提条件。

在三个月前的一次智库研讨会上，成思危还在申述这样的常识：智库要“实事求是，要多讲真话实话，少说空话套话，不说大话假话。如果智库来讲大话假话，那就非常的危险”。

在2013年的一次发言中，成思危举例说到：社会保障与医改等，有许多模式，“作为领导，没有时间去认真分析比较这些模式，他到哪国考察就觉得哪国模式好。作为学者，就有责任把世界各国的经验加以分析、比较，提出自己的看法，供领导决策参考”。如果学者不讲真话、实话，就可能直接导致决策失误，让民众承担严重后果。

学者的独立性，不仅在于面对领导时要说真话，同样也在于面对民众时说真话。成思危直言批评：有的人“往往是老百姓爱听什么就说什么，这是不对的”。在中国社会，同样存在民粹主义的土壤。如何在尊重民意的同时，从事实本身及正当权利与义务出发来决策，这既需要严格的法治，也需要敢于坚持独立意见的学者群体。

在国际竞合中，“阴谋论”很容易被一些人利用来挑动民粹主义。作为一名爱国者的成思危也很清醒：一些人把所有的国际金融活动都当成阴谋，把国际金融活动比作你死我活的战争，主张要抗击国际阴谋。实际上，这并不符合当前国际金融的实际情况。

这些话，都是大白话式的常识。但这些常识，要坚持不懈地说出来，要有一定的勇气。

在法治完善的背景下，说真话本无所谓勇气，本来就是人的一种自然权利，在宪法里有清楚规定。成思危认为，要克服的困难在于：“在执行的过程中，很多人并没有把宪法当做一个根本大法来看待，这也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违宪可以说是最大的违法，但是我们现在还未能真正树立宪法的权威。需要进一步根据宪法来审查各个部门和各个地方推出的法规，不符合宪法的一定要撤销。”

成思危是说真话的渐进改革者。他没有很激进的主张，但说的问题，都是中国往前走必须要直面和解决的难题。他说真话，是出于对国家与同胞的一片诚挚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