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苏　杭

只见公仆不见官

文·图/苏杭

陕甘宁边区使用过的刻有“自力更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的“光辉典范——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展览，其中介绍延安时期融洽党群关系的展板和文物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时党同人民群众之间的那种血肉联系，是包括领袖在内的各级党员干部在实践中真正践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所体现出来的。党的领导干部那种亲民、爱民、为民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是那样的朴实无华、真挚纯洁。在革命圣地延安这块黄土地上，到处都流传着党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动人故事。

1938年4月，毛泽东在抗大第五期二大队毕业典礼的讲话中说：“模范作用不在于口头上说而在于事实上做……”他自己作为党的领导人，时时处处起表率作用。

1942年边区处于经济困难时期，毛泽东在夜以继日为党的事业、为抗战大业操劳的情况下，还要抽出时间参加劳动。在开展大生产运动时他向警卫班战士说：“我不能走远，在近处分给我一块地。”大家劝他不要参加了，毛泽东说：“不行，大生产是党的号召，我应该和同志们一样，响应党的号召，参加生产劳动。”警卫班战士在杨家岭毛泽东住处附近给他划出一块地，他经常前往浇水、施肥、锄草，把分配给自己的田地管理得井井有条。

有毛泽东做表率，中央其他领导也都积极带头参加大生产运动。周恩来、任弼时还曾被评为“纺线能手”。朱德总司令在百忙之中也要抽出时间参加劳动，还把自己骑的马匹贡献出来搞运输。

原先中央的社会部在延安枣园，后来中央书记处也要从杨家岭搬过来，当时康生提出要把周围的群众迁走。毛泽东严肃地批评康生，说：“鱼在水里才能活啊，你把水都排干了，鱼还能活吗？群众一户都不能搬，要搬你们社会部搬走。”接着就真把社会部“撵”到后沟去了。

枣园乡旱地多，中央领导机关决定修建水渠引水灌溉，边区政府干部和中央警卫团设计了一条长六公里长的水渠，终于使旱地变成水田，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改善了农民生活。后来，在与枣园乡乡长杨成福的谈话中，毛泽东发现不仅乡长大字不识几个，而且全村的娃娃都没有学上。为了解决孩子们上学的问题，他把秘书的夫人江英派到枣园乡创办小学，江英既当老师又当政府文书。这样全村的娃娃们有学上了，一年之后，杨乡长也光荣地脱下了“白丁”的帽子。

当时，枣园乡没有看病的地方，乡民生了病要跑很远的路，很不方便。中央书记处有医疗所，但是只给中央领导看病，不给群众看病。书记处的同志知道这个情况之后，认真地叮嘱了医疗所的同志，以后枣园乡乡民可以前来看病，随到随看，并且不能收钱。这样一来，枣园乡的娃娃们有学上了，乡民也有地方看病了。

边区政府作风朴素踏实，工作清正廉洁。干部和群众只是分工不同，不分高低贵贱。用当时的一句话说就是“吃的是一锅饭，点的是一灯油”，亲如一家。

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先生更是生活简朴，裤腰不系皮带，仅用一条麻绳代替。他的秘书曾要帮他领一点生活用品，都被林老拒绝。在任职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时，林老曾官居少将，在去参加国民党方面的重要会议的时候，甚至因穿着简朴而被门卫拒之门外。他曾语重心长地说，当官的就该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比吃比穿比排场的。

边区政府为干部的生活制定了非常详尽的标准。《关于边区一级机关使用勤务、窑洞、马匹及专署县市政府使用马匹的规定》中有这样的规定：“政府工作人员每月津贴2.9元，分区、县、乡干部每人每月1.5元，每天1.4斤小米，7分菜金。边区政府每月办公费30元，分区每月15元，乡政府只有1元。”

1940年6月，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来到延安，将重庆和延安作比，他不无感慨地说：“余到重庆所见，各处办事员多则百余人，少则数十人，月费各以百计，酒楼菜馆林立，一席百余元。”真可谓“金樽清酒斗七斤，玉盘珍馐直万钱”，与此相反，延安的干部和同志“勤俭诚朴，忠公耐苦”。他因此断言道：“国民党政权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追忆往昔，延安时期党中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艰苦朴素、诚恳稳重的作风，正是我们面临当今问题、战胜当下困难的法宝，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之梦的思想要求和精神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