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耀农

蔡会文，1908年出生于湖南攸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秋收起义。1930年8月任红一军团红三军政委，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前三次反“围剿”作战。1932年1月后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湘赣军区总指挥兼政委、红八军政委。1934年任赣南军区司令员。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突围转战湘粤赣边，任湘粤赣边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1936年春在桂东作战英勇牺牲，谱写了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烈士壮歌。

一、留守突围

1934年，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遭到空前严重的失败。10月，中央红一方面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战略大转移——长征。根据中央安排，任赣南军区司令员的蔡会文与中央分局项英、陈毅等领导留守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5年2月初，中央革命根据地被围后，中共中央分局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彻底改变斗争方式，一般应由苏区方式转变为游击区方式”的指示精神，决定留下来的红军部队从仁凤地区分九路突围，开展游击战争。其中“第八路留红军独立六团在赣南，由蔡会文、阮啸仙、刘伯坚同志领导的赣南军区指挥，进行游击战争”。[1]

3月4日，赣南党政军机关率领独立六团1800人离开仁凤山开始突围。突围前，作战经验丰富、机敏勇敢的蔡会文对同志们动员说：“这次突围的任务很艰巨。由马岭到观音渡一线的敌人是广东军余汉谋部，在数量上五倍于我，装备很好。他们用堡垒控制的地方，正是我们必经之路，我们要冲过云河、马岭和牛岭这三个主要关口，尤其是牛岭敌人的第三号堡垒，可能要付出重大的代价，部队才能通过”。[2]随后，蔡会文决定：以一部分队伍为先头部队，并指定重机枪连连到牛岭抢占制高点，以掩护先头部队，拿下敌人第三号堡垒;省军区司令部省级机关和警卫连，编在队伍中间;另一部分队伍在后面担任后卫和做收容工作。在突围中蔡会文表现了对中央根据地的恋恋情怀和对前程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诗中吟道：“连天烽火炮声隆，惜别赤都情意浓。重围突破万千重，挥戈直指油山中。”[3]

“经过几天几夜的战斗，1800多人的队伍被打散，只剩下80多人。”[4]为消除部分同志的低落情绪，蔡会文作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在桃江堤岸，他翘首望眼南天，兴奋地大声吟道（调寄《好事近》）：“三月渡桃江，江水滔滔不绝。休道人饥马乏，三军心似铁。过关斩将敌胆寒，破贼围千叠。指顾油山在望，喜遂风云合。”[5]蔡会文、陈丕显带着80多人的队伍继续前行，终于冲破敌人包围，在王母渡顺利渡过桃江，到达赣粤边游击区的边缘，找到大龙区委及负责人。在当地党组织和群众的帮助下，队伍顺利进入油山，与先前到达的项英、陈毅和贺昌等汇合。

1935年4月，在油山脚下的长岭，中央分局召开了军政干部全体会议。长岭会议，蔡会文参与制定了“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方针和工作计划，并按中央关于“湘南游击区也应由你们去加强它”的指示，决定由“蔡会文率两个大队到江西的崇义、上犹边境，向湘南的桂东、汝城一带发展，建立游击区，并设法与红七十一团和中共湘赣省委取得联系。其中一个大队到崇义的文英、古亭一带建立游击区，使北山与之联成一片;另一个大队到红石寨一带进行游击战争。”[6]长岭会议确定的正确工作方针和措施对后来的南方游击战争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长岭会议可以说是南方游击战争新的起点。

二、转移桂东

长岭会议后，蔡会文率300人左右的队伍进入桂东的东边山。随后，游世雄也奉命带领100余名红军战士来到东边山与蔡会文所部会合。蔡会文、游世雄等抵达东边山后，首先是重组队伍。迅速联合原有在桂东的活动的方维夏带领的部队和红四团余部、张通所率的红独五团一个连、龚楚（后叛变）率领的红七十一团的一部、罗荣带领的桂东游击队等几支红军部队及地方游击队正式成立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由蔡会文任支队长兼政委，游世雄任副政委，罗荣为参谋，李国興为政治部主任。支队部设在东边山赤水仙，下辖8个大队，每个大队50至80人枪。

其次，组建新的地方党组织。1935年5月，为加强党对游击支队和地方工作的领导，在与湘赣省委取得联系后，成立了中共湘粤赣特委，蔡会文任书记，组织部长李国兴，宣传部长方维夏，委员游世雄、王赤等人。湘粤赣特委成立后，立即组成8个工作团（每个工作团2至4人组成）分赴湖南的酃县、桂东、汝城、资兴、郴县，江西的崇义、上犹，广东的南雄、始兴等县发动群众，恢复和发展党的地方组织，带领人民群众开展革命活动，领导组织游击武装斗争。随后，游世雄、李国兴按照特委和游击支队的决定，率领3个大队进入西边山，会合散落在牛皮江的原红独四团三连的顾兴奎等10余名战士，开辟以桃寮为中心的西边山游击根据地。游击队很快发展到数百人。随着形势的发展，在游击支队的帮助下，西边山中心苏维埃政府在四都桃寮成立，主席钟为忠，并下辖桂东、资兴、汝城边界5个区苏维埃政府，同时在桃寮、四都、彩洞等地发展钟为忠、李根启等人为中共党员。革命形势如火如荼，向前迅猛发展。

再次，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武装斗争。蔡会文等人领导的游击支队在桂东的东、西两边山根据地迅速扩展，国民党政府十分恐慌。1935年7月16日《大公报》明确记载：“近日，又迭据乡书报告，负隅边区者尚属不少，加以杨木森、蔡会文、方维夏、罗荣等人……又相继云集，分居于第三区东边山之上、下庄，扶洞;西边山之宋家地，大水江及第五区之八面山，麻斜等处……合计四百以上……声气相通，东西两边山遥为应援。”对此，国民党当局采取两种手段：一是军事进攻。联合广东的铁甲兵教导团、江西的铲共团、湖南的保安团、加上桂东县铲共义勇队对红军游击支队进行大规模“会剿”。在蔡会文的指挥下，游击队在显陇、五里牌、上保、高山嵩、鹰打圈、小水坳、人形岭等地多次打击敌人，游击战争的烈火熊熊燃烧，敌人的“会剿”都以失败而告终。然而战斗的频率和惨烈难以想象。仅根据桂东县“铲共”义勇总队部枪弹器具文卷移交四档册（桂公郭英份档案全宗40.目录号3.卷号22）记载：从1935年5月9日曾家地坑之役至1936年2月1日烟竹堡之役，进攻蔡会文部累计11次，消耗79子弹14711发、68子弹667发、65子弹961发、驳壳枪子弹32发，手榴弹12枚。二是利用叛徒李宗保等进行政治诱降。为此，游击支队坚决执行中央“占领山地，灵活机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的游击基本原则，分析斗争形势，总结经验教训，制定切合实际的斗争策略，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到达了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目的。在国民党军吴亮明部100余人进攻东边山时，打死、打伤敌人七八十人，缴枪10支。游击支队高兴地唱道：“好个吴亮明，真会做人情，送来枪和弹，也不问奖金。”

蔡会文还特别注意加强部队教育。他常说：“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就无法立足，就无从建立根据地。如果不是为了人民群众，我们所坚持的斗争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东边山一带的群众，生活穷困不堪，为了帮助乡亲们解决生活困难，蔡会文常常把游击队下山打土豪得来的物质，首先分给群众。

三、血洒青山

红军游击支队多次粉碎敌人的“进剿”，国民党军不甘心于失败，千方百计要“剿灭”红军游击支队。1936年初，何健、余汉谋从广东、江西、湖南调集3个正规师和10个地方保安团、“铲共队”5万余兵力，采取军事、政治、经济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手段，并利用叛徒龚楚、李宗保为向导以东边山为主要攻击目标，再次开展大规模的“清剿”。军事上，修筑大量碉堡、炮楼、设置重重卡哨、步步为营;经济上严密封锁，不允许如何生活必需品进入该地区，以断绝游击支队的物质来源，妄图把游击支队困死在山上;政治上，大力推行保甲制度，大搞联保连坐和并村移民，采取搜山、砍山、放火烧山等手段，制造上庄、下庄两个自然村和方村一个大村的无人区，切断人民群众与游击支队的联系。为对付游击支队，国民党军还组织“跟脚队”“听响队”“看烟观火队”，到山上、水边查看脚印、听有无响声，有无炊烟。另外，各处设立“招抚处”，引诱红军游击队员“自首自新”，投敌叛变。

为粉碎敌人的阴谋诡计，游击支队随机应变，针锋相对。蔡会文要求游击队员分散出去，大路集中;零星归来，茅棚集中;时刻消除脚印痕迹;趁清晨大雾弥漫的时刻生火做饭 。给养困难，就用野菜、野果、竹笋、树皮、草根充饥，把树洞、石穴当住房。尽管条件恶劣，游击支队仍然以惊人的毅力、顽强的精神坚持斗争。

1936年春，粤军余汉谋常驻江西崇义上保的一个整团与各路之敌又一次勾结，再度向东边山发起进攻。蔡会文率部奋起还击，打了一些胜仗，给敌人一定的打击，持续了一段时间。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过大，加上游击支队枪支弹药、粮食等生活必需品严重匮乏，无力给来犯之敌予以重创。在后来的一次战斗中严重受挫，队伍被打散，人员伤亡也较多。蔡会文带着部分战士转移至小水山的桃树窝。给养越来越困难，游击队战士10来天不见一粒米。一天，蔡会文派管理员下山买粮，结果管理员一到山下就被俘叛变。队伍正准备转移时，早已叛变投敌、当上桂东反共队长的陈君亮领着化了妆的敌人前来搜山。哨兵发现后，立即鸣枪告警，被敌人开枪击倒，蔡会文驻地随即被包围。蔡会文听到鸣枪报警，沉着指挥，组织反击，進行突围，自己带领两名警卫员断后。“突围战斗中，湘赣边负责人谭余保派来的少共省委书记王用济壮烈牺牲。罗荣率领游击队奋勇杀出重围。为掩护游击队转移到安全地带，蔡会文带伤坚持在麻婆陇坳口堵击，拖住敌人。”[7]

敌人组成交叉火力，集中向蔡会文射击。一名警卫员中弹牺牲，另一名警卫员江德辉被蔡会文强令突围脱险，自己背上又中一弹，再次负伤被俘。

蔡会文“苏醒过来后，敌人正准备用一张竹椅，把一息尚存的蔡会文抬回去邀功求赏。蔡会文挺挺身子，怒斥叛徒和敌人，用最后一点力气，向敌人拼搏。敌军头目又气又怕，竟残忍地用刀割断了他的咽喉，顿时，鲜血、草汁、残叶、从他的喉管里一齐喷出。”[8]根据游击支队余庆腾回忆：“惨无人道的敌人把他的头割下来。到了沙田，有人认出是蔡会文，敌人如获至宝，又派部队走到蔡牺牲的地方，找到蔡的尸体，将头放在尸身上照了相。过了二三天以后，我们派出部队将蔡会文的尸体掩埋了。”[9]这样，年仅28岁的红军优秀指挥员蔡会文把鲜血洒了在桂东的土地上，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壮丽的一生。

注释：

[1][2][3][4][5]：陈丕显《赣南三年游击战争》[M].

[6] 桂东史志办《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目录129号《赣南人民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资料》[M].

[7][8] 《解放军烈士传》第三集[M]596页.

[9] 桂东史志办《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目录82号余庆腾同志谈蔡会文在湘粤赣边的活动[M].

（作者系中共郴州市委党校党建教研室原主任、副教授，市委宣讲团成员，市纪委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