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的包围，实施战略大转移，由此挽救了危急中的革命。红军长征将指向哪里？是红军战略转移的第一个重大决定。中央红军领导人将探路突破口选在了湖南桂东，由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湘赣红军两个师离开根据地全力西进突入湖南，再向湘鄂川地区前进，与贺龙率领的红军会合。

这是漫漫长征路的第一个正确选择，由此保存了革命的基本力量。

为什么选择向桂东突围

1934年4月28日，江西苏区北部重镇广昌失守，红军不能打破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已成定局。死守必然导致全军覆灭，突围战略转移成为必然选择。

4月30日，博古（秦邦宪）召集中央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张闻天、项英4人参加。他们商议后决定，由于敌我力量对比已经完全失衡，红军必须突围实行大转移。为此立即向共产国际汇报，同时着手准备。

这时，情况已十分危急，蒋介石共投入40个师，总兵力达80万人，已经完成了对中央苏区的四面合围。

于是，红军朝哪个方向突围，成为最急迫问题。

在4月30日的书记处会议上，博古首先提出，红军主力到湘鄂川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会合。这条路能不能走通？需要一支坚强的队伍先行探路。

书记处会议商定，就近的湘赣红军先行，突围方向选择为西进，先到湖南桂东，再择道向西进军。

从现实情况看，这是红军实施战略转移的正确选择。国民党军近百万军队发起第五次“围剿”，重点兵力来自北线和东线，南面主要是陈济棠的粤军，他与中央苏区有较多的贸易关系，进攻力量相对薄弱。然而最弱的一方还是中央苏区以西的湖南湘军系统，派系复杂，各军事集团之间的空隙较大。

红军统帅将长征探路方向首先选在湖南桂东，还有一个原因，在于桂东是中共党组织长期活动的地方。早在1926年6月，桂东就建立了党组织。1927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红军一部于1928年3月间在桂东一带活动，还在那里颁布了红军军纪。在桂东颁布的军纪很快得到完善，发展为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此同时，桂东还是红色武装力量湘南游击队的活动区域，当地农民普遍拥护红军，有群众基础。

1934年7月初，共产国际向中央中央发来同意红军突围的电报。中共中央即电令任弼时率领两个师（随后组成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向西进发与贺龙部会合。博古特意发出电报，要求这支红军队伍：一、严格保密，不得暴露行军去向。二、必须走山路，不与敌人发生大的战斗。三、过湘江后即向中央发电。但是，对这支红军队伍的近阶段具体任务，中央在当时并没有明示。然而博古和周恩来都清楚，这支队伍是为中央红军突围探路的。[1

红六军团经桂东入湘入桂成功探路

接到中央电令的时候，以任弼时为首的湘赣红军正面临巨大的困难。作为抗击敌军第五次“围剿”的中央苏区西翼，湘赣红军在金华山、松山等地的战斗中失利，敌军已经深入湘赣苏区腹地，将湘赣苏区分割为数块，红军被压缩在遂川、万安、泰和3县交界地域方圆数十华里的狭小范围内，已经失去回旋余地。因此，湘赣红军必须立即实施转移，或向东并入中央苏区，或向西进入湖南开辟新的战斗区域。前者看似稳妥，实际上隐含陷入敌军更大包围的危险;后者当然是险棋，然而一旦突破敌军防线，就进入了敌军力量较为薄弱的广阔地域。

任弼时临危受命，接到军委电报后，以惊人的胆略和坚强的组织指挥能力，于7月17日，率红军两个师9700余人，离开苏区向西进发。他在行军路上，于1934年7月23日接到中央军委训令。这个训令是周恩来、朱德发出的，明确了湘赣红军的近期任务，即“离开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新的苏区”。

训令对湘赣红军的行动路线和地域有三条规定：“红六军团由遂川的黄坳、上下七及其附近地域敌人守备较薄弱处，自行选择突破地段进行突围。第一步到达湖南桂东的附近区域，发展游击战争，扩展游击区域;第二步到达新田、祁阳、零陵地域，发展游击战争，创立苏区根据地;第三步横渡湘江，向新化、溆浦广大区域发展，并向北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取得联系”。

训令规定，一切准备工作限于8月中旬完成。[2]

接到中央电令之后，任弼时召开军政委员会会议进行周密研究，认为中央训令中规定的突围出发地，即永兴以南的黄坳和上下七地区，山高路险不便于大部队行动，而国民党军在该地构筑的堡垒封锁线已经完成，突围容易过早暴露红军的行动意图，而且容易受到国民党军第十五师堵截，敌第十六、第六十二师亦便于追击。

那么突破口应该选在哪里呢？任弼时、萧克、王震等认为，江西遂川以北的衙前、五斗江一线，是国民党、广东军阀和湘军的结合部，有较大空隙，敌军堡垒封锁线还没有完成。从五斗江到桂东之间200多里地段内，敌军守卫力量薄弱，也便于大部队由此通过。湘赣红军领导人决定，红军从衙前至五斗江一线突破敌军防线，向西急进，待进入到湖南桂东后，再判明情况决定后续行动。

根据决定，湘赣红军两个师于8月7日出发，顺利突破敌军防线，8月11日凌晨，红军从宿营地遂川高排（现遂川汤湖镇高排）出发，经过下车、茅坪，越过遂川与桂东交界的白沙坳，于当日上午10时左右，进入桂东增口的摇兰坑（今金兰），当天中午抵达桂东寨前圩。红军在这里获得了宝贵的喘息、休整机会。红六军团于8月12日在桂东寨前圩成立，任弼时、萧克、王震成为这支红军队伍的领导核心，他们的正确指挥保证了红六军团在长征路上的安全和发展。

8月13日，红六军团离开桂东西进，经连续战斗，于9月4日渡过湘江，进入广西。红六军团经桂东入湘，辗转进入广西，成功实现了战略突围。

当年10月24日，红六军团辗转来到贵州印江县木黄。与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会师，完成了突出敌人包围圈，实现第一步战略转移的任务。为此，红六军团付出了重大犧牲，全军由出发时的9700余人减少到3800人左右。

红六军团开启了长征路，而且证明可以通达湘鄂川，那么中央红军同样可以跟进。

红六军团出师桂东成功，中央红军确定未来长征方向

9月初，红六军团在湖南境内顺利进军，又渡过湘江的消息传来，极大地鼓舞了中央红军的领导人，使原先还处于对选择突围方向焦灼中的他们确定了红军主力应该去向何方。

博古接到红六军团渡过湘江的电报后，马上把周恩来、朱德、张闻天、项英找到一起，通报情况，再次确认中央红军实施突围后的战略转移方向是西进。并为此委托朱德写信给广东粤军首领陈济棠，派潘汉年前去与之接洽，给予相当数量的钱款，“买路”借道，从粤军防线中间突围而出。

朱德的书信和潘汉年的谈判游说得到了积极成果。10月10日上午，潘汉年从粤军处打电话与博古联系，向他报告说，已经按照中央的指示与粤军达成了协议，红军向南突围将不受阻击。新成立的“三人团”博古、周恩来、李德立即决定，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从当晚开始。[3]

但在这时，向正西方向再走红六军团的突围之路已经走不通。红六军团向桂东方向突围后，敌军已经封住了被打开的缺口。于是，中央红军选择先向广东方向突围，再折向湖南。

从10月下旬离开中央苏区，在连续突破敌军三道封锁线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在湖南境内行军还是基本顺利的。11月25日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在广西境内发起强渡湘江战役时，红军才遭受了第一次重大伤亡。

中央红军选择的突围方向和路线的正确性，是保证红军长征取得最后胜利所迈出的关键一步。

关于红六军团进入桂东战史的几点结论

综上所述，红军将实施战略大转移离开中央苏区，是1934年4月30日最初决定的。中央红军的领导人，在广昌失守后的两三天内，就判定红军必须突围转移，才能保存革命的种子，避免全军覆灭的危局。因此决定由湘赣红军主力向西突围，一为这支部队本身求得生存，二为中央红军主力日后突围探路。历史证明，这次会议是非常及时的，会议主持者博古（秦邦宪）提出湘赣红军先行突围的动议，并获得周恩来、张闻天、项英的支持。对此决策，博古作出了重要贡献。历史证明，在革命队伍中奋斗了一生的博古是一位坚定的革命领导者，他在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中出现过错误，造成过损失，这是历史的一部分，而他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历史也将如实地刻录下来。

领导湘赣红军（即红六军团）贯彻中央的指示，迅即组织突围，而且选择了向桂东进军的正确突围方向，在危急中挽救了湘赣红军，是这支红军队伍的主要领导人任弼时作出的重大贡献。湘赣红军突围，开启万里长征序幕，由此进一步奠定了任弼时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使任弼时成为红军三大主力中第二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第二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弼时逐渐承担更加重要的工作，后来中共中央书记处五名书记中的一员。

湖南省桂东县由此成为迎接红军长征的湖南第一县，成为红六军团的诞生地，使新生的红六军团获得了虽然短暂却非常宝贵的战斗休整，补充了粮食继续前进。这是桂东对中国革命、对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重大贡献。

参考文献：

[1] 秦福铨《博古与毛泽东——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袖们》[M]，香港大风出版社2009年出版，第85-92页

[2]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编著《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全史》[M]第2卷第32-35页

[3] 秦福铨《博古与毛泽东——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袖们》[M]，香港大风出版社2009年出版，第94-95页

（作者系《人民日報》新闻研究中心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