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健东

任何一个团队或团体都会有自己的纪律，纪律的意志体现、具体内容和执行情况将严重影响这个团队的形象和战斗力。回顾古今中外所有的纪律，最具鲜明特点的纪律，当属红军时期形成的红军纪律。红军纪律与其他任何团队的纪律均不同，那就是在官兵自觉遵守的基础上始终如一钢铁般地执行。对今天的任何团队来说，研究、学习红军纪律无疑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迪意义。只要我们像红军一样对待纪律，我们个人就会有大作为，事业就会大有成就，团队就会有大发展，社会就会有大进步。

一、红军纪律是我军能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获得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取得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

红军创建初期，红军的成分相当复杂，“红军成分：一部是工人、农民;一部是游民主义者[1]”，除此以外还有知识分子、旧式军队、绿林好汉部队等。成分的复杂必然带来思想的混乱，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就列举了其中八种，即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等。如何纯净队伍思想？如何寻找红军出路？当时党内及社会上有许多不同看法，如1929年陈独秀在《论红军问题》一文中就提出：如果革命高潮不能很快到来，朱毛一类所谓的“红军”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因为偏僻农村的社会环境及生活方式，会使这种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队伍日渐流氓无产阶级化，将不时发生领导层内讧，最终脱离党的领导，蜕变成新式流寇。

当时的红军由于成分复杂，思想混乱，加上环境的恶劣，又无后方供给，常常出师不利，部队的士气一度异常低落。许多士兵甚至军官失望、彷徨，不知出路何在。就连一些骨干指战员也发生了动摇，如秋收起义的师长余洒度、团长苏先骏等，三湾改编后的团长陈浩、副团长韩壮烈、参谋长徐恕等。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后的红四军第二十八团营长袁崇全，党代表杜松柏、杨岳彬等先后叛变离队。

如何建设好、管理好这支弱小的红军队伍，使之能发展壮大，不被历史洪流所淹没，毛泽东等总结千百年来的经验教训，创造性地采取了支部建在连队“保证党在军队的绝对领导”等措施，但真正起了关键性、决定性作用的当属毛泽东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眼光，把军队纪律的建设问题提高到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的生命线、关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执行的政治问题来对待。

正因为此，毛泽东在1928年4月3日正式颁布被誉为第一军规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反复强调严格执行纪律的重要性并号召全军指战员与破坏纪律的现象和行为作坚决的斗争。古田会议召开不久，红四军政委毛泽东、军长朱德联名发布了《整顿军风纪的训令》。训令指出：“本军在此工作，原为争取群众、训练本身，故于军纪风纪一层，自应严为遵守，岂容稍有松懈，致生不良影响于群众之中，是以不嫌三令五申，务望各官兵一体遵照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使红军精神及主旨深入于一般群眾，则实革命之利，亦各官兵之所乐为。故凡违反军纪者，无论大小，必于查究。”[2]

在红军时期，国民党军队和各地军阀与土匪没有什么区别。军队所到之处，欺诈和强抢盛行，每过一处，当地几乎十室九空。可红军当时就是那么“特殊”，他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每当战斗结束时，还能安排红军帮助当地群众修整损坏房屋。红军的一言一行、所作所为，老百姓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正是这种秋毫无犯的纪律，使红军得到了最广大群众的支持，红军所到之处，大家都赞叹地说“红军好！纪律严明，自古未有啊”。

红军自上而下都能遵守铁的纪律，这正是红军能受到千百万百姓理解和支持，受到老百姓的拥护与爱戴，得到最广泛的群众基础，最终取得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的根本保证。

当今社会是法制社会。法律、法规、政策、制度不断健全，团队也都制订有自己方方面面的纪律等，但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现象层出不穷。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是我们认识遵守纪律的高度不够。试想，一个团队能把纪律作为关系到自己团队生死存亡的生命线来对待，它肯定能政令通畅，违法必究，肯定能得到社会的公认和支持，肯定能不断发展壮大。相信学习红军对待纪律的态度，对我们如何对待纪律的问题，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和借鉴价值。

二、红军纪律在古今中外军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是对内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对外时时处处保护群众利益，军事上保持高度集中统一的根本保证

古今中外的旧式军队都有军纪，可旧式军队的军纪，从来没有涉及军民关系的内容，其核心只是要求士兵盲目地绝对服从于军官，提倡“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实行“将贵智，兵贵愚”的愚兵政策，从而在军内养成长官的至尊，在军外造成对百姓的威严。因此，老百姓最痛恨那些烧杀抢掠的旧军队。一直流传着“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这样一句古训。

中国共产党创建军队时接受的是旧军队的遗产，在纪律方面也是如此。北伐战争时期的“铁军”以军纪严明著称，可是一遇革命遭受挫折时，军队内部不服从命令、对外乱拿老百姓的东西等违纪行为就层出不穷。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当部队受挫时，也出现了严重的纪律涣散现象。对此，毛泽东通过分析总结千百年来古今中外建军的经验教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弱小的军队能否生存下来，关键是能否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为使工农红军从本质上区别于旧式军队，能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就在对军队纪律的具体内容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和完善。

1927年，秋收起义部队在向井冈山进军时，毛泽东首次宣布了行军纪律，要求部队要说话和气，不拉夫，不打人，不骂人。但在行军路上，由于部队给养供不上，也出现了个别战士挖老百姓的红薯吃、把打土豪得来的东西归自己、不听指挥等现象。10月24日，部队到达荆竹山的雷打石时，毛泽东又向部队提出了“行动听指挥;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三条纪律。这些纪律，确定了红军队伍的内部关系、对群众的关系和赖以生存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确立人民军队纪律之时，恰恰是党内“左”倾盲动思潮泛滥成灾之际。这一思潮体现在对民关系上，就是烧杀政策。1928年1月5日，工农革命军在遂川县城时，有一个班长因没打到土豪，就一把火将土豪的一座豪宅烧成了废墟。此事在群众中反响很大，认为红军也不过如此。

当毛泽东看到“左”倾思想失去群众信任的严重恶果后，甚感不安，觉得有必要向工农革命军作出更为切实可行的纪律以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于是，1月25日，毛泽东在遂川李家坪向全体指战员宣布了“六条注意”：（一）上门板;（二）捆稻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不拉夫，请来夫子要给钱;（六）不打人骂人。

这是继荆竹山提出的“三条纪律”后又一项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纪律规定。正是由于部队严格执行毛泽东颁布的通俗易懂、便于操作的军队纪律，工农革命军受到了人民群众格外的擁戴。但因征战频繁，加上“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部队的烧杀行为和侵犯群众利益的事仍时有发生。1928年3月下旬，为了策应湘南起义，毛泽东亲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前往桂东。抵达桂东沙田后，工农革命军也出现了一些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和烧杀行为，毛泽东对此十分愤慨。

1928年4月3日上午，毛泽东在桂东沙田圩老虎冲三十六担丘，向全体指战员正式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三大纪律：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工农一点东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稻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这是毛泽东创建井冈山根据地以来根据部队发展的实践，第一次完整地颁布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它集中体现了人民军队军民一致、秋毫无犯的新型军民关系，首次完整地诠释了我党群众路线政策，成为人民军队建军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内容，在此后的革命战争实践中不断得以充实和完善。在中央苏区时期，增加了四项，即“洗澡避女人”“解手找厕所”“不搜俘虏腰包”和“进出要做宣传工作”。后又将这4项合并为“洗澡避女人”“不搜敌人腰包”两项，这样，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就发展完善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由于作战环境的变化，“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某些具体内容后来又有变化。1947年10月10日，为了适应解放战争的需要，毛泽东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训令指出：“本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多年，其内容各地各军略有出入。现在统一规定，重新颁布，望即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

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一步步发展完善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既包括政治纪律，又包含了军事纪律，重点是突出了群众纪律，体现了军队建设的各个领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充分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是毛泽东应用马列主义与中国人民军队发展的实际紧密结合的产物，它产生于实践，又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这在古今中外军队建设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从根本上保证了红军对内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对外时时处处保护群众利益，军事上保持高度集中统一。

今天，我们的团队如果能时时处处做到讲规矩、守纪律，结合团队实际，与时俱进，制订完善体现团队各个领域的纪律，并严格执行，这样就能对内确保政令畅通，对外得到社会的信任，这样团队才能赢得社会的公认。

三、红军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官兵一致，以在高度自觉遵守基础上，通过检查监督、奖惩兑现确保执行的，这是红军纪律之所以成为世上绝无仅有的铁的纪律的根本保证

毛泽东指出：“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3]这是红军自觉执行纪律的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

红军来自城市和农村，其资历、知识、生活习惯和政治思想水平各不相同。为启发红军官兵执行纪律的自觉性，毛泽东主张：“要用政治教育去提高红军的自觉的纪律，使他们明白这是保证战争胜利的重要武器。”[4]奖励与惩戒都不过是教育的一种形式。单纯以强制手段来维持纪律，是靠不住的。

自觉服从与一切行动听指挥，是辩证的统一。红军的纪律一方面强调高度自觉性。红军的自觉性，首先从各级指战员模范带头开始，即使是在受敌围困、物质匮乏、缺衣缺粮时期“不吃辣椒”这样的小事，毛泽东等也能带头自觉遵守。1931年朱德在《自觉遵守铁的纪律》一文中写道：“红军的纪律是根据整个的阶段利益、革命利益和革命斗争的必需而制定的。红军的纪律，指挥员与战斗员都是一样的遵守，与白军的纪律专为压迫士兵而设，绝不相同。”上行下效，红军中就形成了普遍的自觉守纪意识。另一方面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在刚开始长征时，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么，甚至高层指挥员有的也没有明确的目标，只知道根据地保不住了，敌人就要包围过来了。但所有的将士都没有怨言，因为他们知道：服从是战士的天职，不服从命令，就不配做一名红军战士。

铁的纪律和自觉的纪律是红军有别于其他军队的两个主要特点。正因为红军的纪律建立在广大红军官兵的自觉基础上，所以才能真正成为铁的纪律。

红军初创时期，直接带兵者大都为原来的旧军官，受旧军队影响较深，认识不到红军与白军的根本区别，强调要维护纪律，所能想到的方法也十分简单，就是靠打骂体罚、军法制裁。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明确提出，红军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与旧军队完全不同，一方面必须建立铁的纪律，命令必须执行，规定必须遵守，不得违犯;另一方面，纪律又需建立在官兵自觉的基础上。

红军对执行纪律的奖惩是严格的。奖励以精神奖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处罚是非常慎重的，而处罚的目的主要在于教育本人和大家。红军一贯反对滥施处罚。对犯有一般性错误的官兵，主要是分清是非，总结经验教训，能不给处分的就不要给处分，对于违抗命令和严重破坏纪律的行为，也绝不姑息迁就，一定给予必要的惩戒，然而所有的惩戒都是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不仅这样说，而且确实是这样做的。王明“左”倾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时，毛泽东受到错误批判，一度被剥夺了对红军的领导权。眼看着曾经所向披靡的红军英勇奋战而无法取胜，眼看着亲手创建的根据地在一天天缩小，眼看着长征路上红军处处被动、险象环生，毛泽东心急如焚，多次在会议上对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提出不同意见。可当时，这些正确意见却未能为多数同志所接受。但毛泽东仍严守政治纪律，遵从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说一次不行他就说两次、三次，反复地做有关同志的思想工作。最后，铁的事实教育了政治局多数同志，才有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

从红军初创时期到鼎盛时期，纪律就像是高压电，是谁也碰不得的。正是在这种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官兵一致，领导干部及其亲友模范带头，广大官兵自觉遵守，对违纪官兵实行严格奖惩，使红军的纪律真正成为铁的纪律，成为世上绝无仅有的铁的纪律。

当今，我们生活的世界因秩序而存在，一个团队的运行，需要服从，有了服从才会产生自觉。现在，很多团队都会对新员工进行军训，也经常对成员进行一些专题教育。千万不要轻视在军训时的“立正”“稍息”这些简单的动作，培训时许多枯燥的理论知识，它们都是服从精神最本质的体现。它让成员明白，自己处在一个团队里，自己只是团队的一部分，个人必须服从团队。没有服从，就没有组织的胜利，当然也就没有个人的胜利。

红军的实践证明，当团队的所有成员有了服从意识后才会有自觉精神，有了自觉精神团队成员就会产生使命感和荣誉感，都会为自己所做的事业而骄傲，都会为自己是这个团队的一员而自豪，都会自觉地去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工作。同时，任何一个团队执行纪律也有赏惩分明、督促检查、上下一致的问题。团队的纪律执行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团队的生存和发展。如果订而不用，对违纪者不按纪律处理，姑息纵容;或在执行中因人而异，亲疏有别，则会导致纪律自行废弛，成为一纸空文。

新世纪，新阶段，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改革与发展中纷繁复杂的矛盾。我们任何一个团队都应学习红军的先进纪律，将纪律作为关系团队生死存亡的问题来对待，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制订和完善各个领域的纪律，全体成员像红军一样做到官兵一致、人人平等、自觉遵守、奖罚分明地执行团队纪律，这样才能大大提高团队的执行力，使我们的團队能得到全社会的公认与支持，才能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辉煌。

注释：

① 引自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

②④ 引自《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

③ 引自《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参考文献：

[1] 陈独秀.论红军问题.

[2] 余伯流，陈钢著.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历史[M].

[3] 李庆山著.向红军学习.[M]

[4] 湖南人民革命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5] 董保存著.在历史的漩涡中.[M]

[6] 文辉抗，叶健君著.井冈山走出来的共和国将帅.[M]

（作者系桂东县统计局局长、县红节办专职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