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保孜

从1990年起，我一直从事红色纪实文学的写作，但选题大多定位在领袖们建国后的岁月，解放前的革命历史接触的比较少。

2000年，我接受了创作电视剧《罗荣桓元帅》的任务，在选择写他哪一段革命经历时，有过一些周折，原想选择罗荣桓解放后当总政主任时期，如何落实军衔制，在确定授衔人选时他的谦让与公平。尽管这段时期，我们在塑造罗荣桓的人物性格上有较大的空间，但剧中出现的一些人物却不适合用影视手法来表现，而且故事情节也缺乏“爱、恨、生、死”般的戏剧冲突，觉得这段经历并不是电视剧的最佳选择。于是，我们主创团队再次对资料进行了筛选。这时，大家发现罗荣桓革命之初颇有一些戏剧化的特点，在湖南这块红色起点上留下了一连串的精彩足迹。其中有参加秋收起义与毛泽东的相识;有三湾改编时，他坚定地与毛泽东站在一起的同心;拉扯队伍中，有努力实践毛泽东提出“支部建在连上”的忠诚;有模范执行“第一军规”的认真;同时他又是红军时代为数不多的党代表之一。这些感人故事让我们毫不犹豫地确定了罗荣桓从参加红军到辽沈战役结束作为电视剧的历史时间段。

选题一旦确立，资料便是构思的基础。这样也让我对革命历史细节的了解往前延伸了很多。梳理罗荣桓革命历程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梳理了毛泽东与湖南桂东的关系。桂东这个地名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我的资料里。应该说，不研究党史的人可能对桂东地名远不及浏阳河熟知，但是一提到被后人称为我军的“第一军规”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几乎都能脱口而出背上几条。但是，这条“军规”与桂东的关系以及诞生的前因后果，知道的人就不多了。我如果不写有关罗荣桓的电视剧，恐怕也难以知晓“军规”背后有那么多的曲折，桂东埋藏着那么多的党史瑰宝。

当时资料中有一段罗荣桓在三湾改编后，担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特务连连长，在如何打造部队中遇到了一起“不上门板”的故事。于是我用进了剧本，经过文学构思之后，是这样写的：

集镇 日 外

罗荣桓骑马走过长长的石板路，两边店铺洞开，门板全部卸了下来，排列在路边，上面散落着一堆一堆的稻草。

罗荣桓策马疾驰而去。

山路上 日 外

特务连正在行军。

罗荣桓飞奔到队伍前头，下马问张明：“你们什么时候离开镇子的？”

张明：“早上7点。”

罗荣桓看看怀表，指针指在8点，自语：“来得及。”

罗荣桓：“张明，我们现在马上返回执行重要任务。”

张明：“什么任务？”

罗荣桓：“上门板，捆禾草。”

张明：“你走火入魔啦。这是什么重要任务啊？”

罗荣桓笑笑：“不信，我们打个睹，完成这个任务带来结果可是不同寻常。”

张明：“军中无儿戏。为了几块门板，不惜让战士多跑几十里地？”

罗荣桓严肃起来：“这不是儿戏！”

罗荣桓面对部队，大声问：“同志们，如果你们睡觉的门板是自己家的，怎么办？”

战士们齐声回答：“上-好-门-板！”

罗荣桓又问：“今天你们用了老百姓的门板怎么办？”

战士们又大声回答：“上-好-门-板！”

罗荣桓：“好，我们马上返回，用一个小时，上好门板，捆好稻草，刷上标语，欢迎老乡回来经营生意，说明我们是一支秋毫无犯的部队。”

罗荣桓对张明说：“你也是穷苦人家出身，难道真的愿意我们的部队像旧军队那样欺压百姓？”

张明：“我们是军人，不是婆婆妈妈的宣传员，要去，你带部队去！”说完骑上罗荣桓的大马狂奔而去。

罗荣桓对全连大声命令：“向后转，跑步回镇。”

集镇 日 外

街道两边有些群众正在上门板，看见红军跑步过来，赶紧跑散。

战士们手脚麻利地上好门板，捆好稻草，写上标语贴在墙上。

很快一条凌乱的街道变的整整齐齐，干干净净。

群众纷纷出来张望，渐渐敢和红军一起收拾街道和店铺。

队伍在罗荣桓带领下，高唱着“红米饭，南瓜汤……”的歌曲，离开了集镇。

有些群众要将鸡蛋、米饼等食物送给战士，战士们纷纷摇手拒绝。

这时，罗荣桓看见张明骑马过来，就装作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递给他一支烟，张明绷着脸，没有接，而是过去集合部队，继续带队行军。

罗荣桓牵着马默默走在队伍后面。

某集镇 日 外

毛泽东和通讯员等人骑马来到这里，看见店铺都开了门，群众进进出出，生意很好，店铺的墙上是特务连新刷的标语。

毛泽东在一个四方院子贴的一副对联前驻足，轻声念道：“为革命而牺牲死当欢笑，救工农出水火我应勤劳。”他说：“我一看，就知道是罗荣桓同志写的对联，好字啊。”

毛泽东走进这个四方院子，特务连官兵坐在院子里，等候毛泽东的到来。

毛泽东一眼就看见院子边放着一排捆的整整齐齐的稻草。

毛泽东走到讲台前，笑着问：“你们的党代表给你们讲三条纪律了吗？”

大家答：“講了。”

毛泽东问：“谁会说说？”

谭兴元站起来：“现丑了，我说说。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第三，打土豪要归公。”

毛泽东问：“做的到吗？”

大家答：“能做到！”

毛泽东高兴地说：“好！我相信。因为我在来的路上已经看到你们严明的纪律带来了良好的群众关系。告诉你们，我刚才到你们集镇一个饭馆吃饭，老板娘一见我是红军，就说：红军吃饭不要钱。我觉得奇怪，是不是我们部队有人欺压百姓，老百姓不敢收钱。我想我先吃了再说。吃完饭，老板娘叫我打收条。说收红军的借条，就能收到钱。我问，要是不还呢？老板娘摇手，不会不会，红军的借条就是银元，从来没有不还过。看来我白吃不到饭了，打借条还要去还钱，还钱又不得不吃一顿，这样不断打借条，不断还钱，不断吃饭。老乡的生意好了，我们的信誉高了。”大家发出开心的笑声。

这段剧情是根据罗荣桓自传与采访而来，这段故事发生在1927年的冬，罗荣桓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不久，这些资料当时为我提供了两个线索，第一，毛泽东提出“三大纪律”应该是在1927年秋上井冈山前后。第二，“三大纪律”与“六项注意”不是一个时期提出的。我在剧本中根据历史资料，只强调了“三大纪律”，而不是“六项注意”。后来送审时，也有专家提出这个问题，我还专门为“三大纪律”与“六项注意”为什么没有写在一起做了说明。我在今年阅读了桂东发来的《桂东革命历史片段》一文，说明历史事实也是如此，毛泽东在颁布“三条纪律”后，又掌握了一些部队“扰民”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出了“六项注意”，而罗荣桓带领部队“上门板”的故事，正是毛泽东后来制定“六项注意”中的一项。

记得当年在查阅资料时，遇到过一个疑问，那就是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制定的时间，究竟是1927年冬还是1928年春？这一问题关系到主人翁在剧中这一行为如何表现，执行“军规”如何推进的发展线。根据1960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注释的说法，1928年春毛泽东在井冈山为工农革命军规定了“三项纪律”;1928年夏，又提出了“六项注意”，到了1929年以后，发展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可是我掌握的资料却显示：毛泽东听说南昌起义余部在广东东江失败，在湖南又无立足之地，便于1927年10月23日率部到达荆竹山，荆竹山坐落在湖南、江西两省的交界，山上长满了各种竹子，又以荆竹居多，所以被称为荆竹山。也就是在这一天，毛泽东决定把井冈山作为革命根据地。

为了能使工农革命军上山后与王佐的部队搞好关系，防止违反群众纪律的事情发生，在部队出发前，毛泽东在荆竹山村前雷打石处向部队讲话，第一次提出了工农革命军的“三条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第三，打土豪要归公。

所以“三条纪律”颁布的时间应该是1927年10月23日，而不是“1928年春”。

《罗荣桓传》中有这样的表述：“有一次，四班去打一家土豪。这家土豪早跑掉了，留下了搬不走的相当漂亮的房子。四班长在这家土豪的大门上贴了一张条子，限令土豪在三天之内送来1000元钱，否则，就要将这座房子烧掉。三天过后，土豪并没有把钱送来。于是，班长就领着战士们把这座房子点着了。恰好，这时土豪从外面传话回来说，请不要烧他的房子，钱凑够了就送来。可是，这座房子已成废墟，只在夹墙里发现了几箩筐已经熏黑的银毫子。”

由于各种原因，工农革命军在多地发生了违反老百姓利益的事件，如工农革命军烧土豪家的房子时，殃及到了旁边的老百姓家的房子;打土豪时，竟然错把老百姓娶媳妇的新嫁奁当做土豪财产予以没收等。毛泽东了解到上面的情况后，深知老百姓痛恨那些烧、杀、掠、抢的旧军队，骂他们是“丘八”。当地当时就流传着“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顺口溜。毛泽东决定要让这支工农的军队取信于民，于是下决心整肃军纪。

1928年1月25日，毛泽东在遂川县城李家坪召开了全体工农革命军指战员大会，并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六项注意”，就是：“上门板;捆稻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夫，请来夫子要给钱;不打人骂人。”

时任遂川县委书记的陈正人，后来在《毛泽东同志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中回忆说：“1928年1月，我在遂川城已经听到六项注意了。那时也听到三大纪律。主席很强调六项注意，部队每到一地，都要严格检查六项注意的执行情况。六项注意的每句话，都是老百姓的话，非常通俗、易懂。”

1928年3月28日，毛泽东率领部队到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南部的湖南桂东县沙田坝，受到了当地群众的欢迎。几天后，即4月3日，毛泽东在这里正式向部队向当地群众宣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这次正式对外发布的“军规”有一些改动，原来叫做“三条纪律”改为“三大纪律”，其中的第二条由“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改为“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1927年上井冈山时正是秋季，红薯成熟时节，故规定“不拿群众一个红薯”。而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抵达桂东后，队伍不断壮大，革命斗争如燎原之势，参与的群体不断扩大，毛泽东就当时的具体情况改为：“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一个多月后，“中国工农革命军”改为“中国工农红军”，为了让干部战士人人记住“军规”，部队里开始教唱《红军纪律歌》。最初的歌词是：

上门板，捆铺草，房子扫干净。

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

损坏东西要赔偿，借人东西要还清。

1929年之后，“三大纪律”中的第二条“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成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六项注意”又增加了两项注意，即“洗澡避女人”“不搜俘虏腰包”。后来又改为：“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这样一来，“八项注意”就基本确定下来了。

罗荣桓从军一生，一生不忘“军规”，可以说是忠诚履职，不忘初心的伟大践行者。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约束部队，打造部队，使得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山东成为最受百姓欢迎的一支队伍。一一五师的良好军风军纪，竟然影响了国民党驻扎山东的五十七军，他们军队也开始学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希望以此严明纪律，拯救军纪涣散的部队。罗荣桓在山东模范执行“軍规”的这段佳话我也用进了剧情中。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后来又经过多次修改，至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重新颁布时，正式改为——

三大纪律：

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钱;三、一切缴获要归公。

八项注意：

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这条“军规”从1927年秋天毛泽东开始酝酿，到1947年正式确定下来，近20年的时间里，伴随革命进程不断完善，不断修改，直到成为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的“铁打的纪律”。

我也从写作《罗荣桓元帅》剧本中，了解了三大纪律、大项注意诞生的过程，也认识了湖南桂东这个红色名字与其厚重的革命历史。

（作者系解放军第二炮兵政治部创作室一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