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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升格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的思考

2015-10-21杨卫军

职业技术教育 2015年36期
关键词:转型

杨卫军

摘 要 新升格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是我国政府和职教界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国家启动该转型具有深层次的原因,但新升格本科院校转型存在六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借鉴德国应用科技大学发展、国内相关产业以及我国高职教育发展的经验教训,新升格本科院校转型应多措并举、多管齐下,中央及地方政府扮演好掌舵者角色,新升格本科院校要尽快转变观念,科学规划学校定位,允许部分优秀高职院校升格为应用技术大学。

关键词 新升格本科院校;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

中图分类号 G64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5)36-0032-05

近年来,加快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已成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重点,“十二五”期间,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将其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应用技术型高校建设成为整个体系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任务[1]。2014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要求,原则上专科高等职业院校不升格为或并入本科高等学校;采取试点推动、示范引领等方式,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总体来看,推动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加快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步伐,不仅成为当前我国政府面临的重大战略任务,也是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教育政策研究的一个焦点。

值得注意的是,本科院校办职业教育,在我国并非全新的事物。早在1999年,《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就曾提出“部分本科院校设立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政策。在该政策影响下,包括不少重点大学在内的大批本科院校设立高职学院、开办高职专业。但通过几年的实践,大学办高职不仅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产生了不少问题。究其原因,潘懋元认为,本科院校办高职存在诸多不利因素:一是教育观、教育质量观、办学价值取向很难转变;二是本科院校主要力量和精力不在高职,高职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三是本科院校仪器设备、实习基地、师资等不一定适合高职的要求[2]。

那么,此次国家启动的部分新升格本科院校转型,会不会像1999年启动的“部分本科院校设立高等职业技术学院”行动一样无法取得预期效果?应该说,从目前来看,本次政策调整,国家决心很大,意愿也非常强,对我国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乃至整个教育体系的影响将会十分深远。那么,国家为什么要推动部分新升格本科院校而不是高职院校转型为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中存在哪些问题?转型能成功吗?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并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一、国家推动部分新升格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的动因

(一)职业教育发展的内在需要

在德国、澳大利亚等职业教育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职业教育体系都是比较完备的,甚至韩国、我国台湾地区的职业教育也能培养研究生层次的人才。目前除了为数不多的技术师范学院,我国大陆地区的职业教育基本上培养的是大、中专层次的人才,职业教育“断头路”的特征比较鲜明。虽然近年来国家在本科院校推动“卓越工程师”等项目,但其中部分院校整体上仍在追求学术型目标,这与职业教育要求是相左的,“卓越工程师”等项目在这些大学多少具有“兼业式”的特征,所以,单靠“卓越工程师”等项目无法构建起我国的现代职教体系。从职业教育发展的内在需要来看,我国的职业教育必须有本科、研究生层次的专门应用型技术院校,这部分学校应该像德国的应用科技大学一样,承担起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功能和使命。

(二)人口质量产生人口红利的需要

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成绩令全世界瞩目。然而,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出现,我国原来的外延式增长,即依靠人口数量产生“人口红利”的模式将没有出路,我国经济社会要发展,必须借助于内涵式,即依靠科技进步、人口质量提升去产生“人口红利”。这就要求必须提高现有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真正把我国从人口大国发展成人力资源强国。然而,目前我国的高、中职院校,培养高级技工和高素质劳动者条件尚可,培养工程师则明显达不到要求,这部分人才需要本科及以上层次的院校去培养。与德国等经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目前的职业教育水平和层次显然无法实现人力资源强国目标,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近年来国家会越来越重视职业教育。

(三)新升格本科院校自身转型的需要

为什么国家决定引导一批新升格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呢?这实际上是对这些高校失望的体现。目前我国几乎所有的本科高校,不管具备什么样的条件,都把“研究型”作为奋斗目标,然而,对于那些新升格的本科院校而言,其师资水平、学生素质等各方面条件根本就无法实现“研究型”大学的要求。在这种背景下,其人才培养目标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难免会严重脱节,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为社会所接受和欢迎,专业对口率低、就业率低、就业质量不高。教育部对2012年毕业生就业率统计排名的结果是,第一是985高校,第二是高职院校,第三是211大学,第四是独立学院,第五是科研院所,第六是地方普通高校[3]。在我國出现“民工荒”“技工荒”的背景下,大量地方普通高校毕业生却找不到工作,这无疑是令人失望的,也让社会对此类大学的功能和价值产生怀疑。这部分学校如果继续在“研究型”的路上走下去,无疑是没有前途的。

实际上,在向应用技术型大学转型的问题上,新升格本科院校未必优于高职院校中条件比较好的学校,如部分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但对于国家而言,在一个全新领域的试水应该持谨慎态度,如果在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的同时,又允许一部分示范性高职院校升格,无疑会使问题复杂化。

二、部分新升格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的突出问题

(一)对应用科技大学的认识:认为是降低层次,没有当类型去看

正确的认识是少走弯路的前提。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德国已有应用科技大学247所,设有本科和硕士学位,部分学校还可与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注册在校生70.3万人,约占德国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3[4],取得了辉煌的办学成就。德国社会对应用科技大学的教学质量也给予了充分肯定,其毕业生进入企业高层的人也越来越多,如奔驰公司总裁施林普就是从这类大学毕业的。但在我国,目前应用科技大学还是个新生事物,那些新升格本科院校对其缺乏了解,没有认识到应用科技大学不是一种档次,而是一种类型,因此,当国家希望其转型时,这些学校却认为降低了其档次不愿意去办,没有认识到办好应用科技大学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要远大于其目前碌碌无为的状态。这种认识和态度上存在的问题,恰恰是最大的问题。

(二)校企合作的范围和深度:局限于学生就业及横向科研项目的开展

没有校企合作就没有职业教育。在德国,企业普遍积极、严格地遵守义务接收应用科技大学学生实习和培训的法律规定,并把这种合作看作企业自身发展重要的一部分。此外,校企双方在课程设计、应用研究等方面也会有广泛合作,部分企业为教学捐赠一些大型设备,直接在应用科技大学中设立项目基金教授职位,并由企业支付教授的薪金或给予补贴等。而我国的本科院校与企业的联系大多局限于学生就业及横向科研项目的开展,在学生培养过程中企业参与很少。尽管随着我国高校中“卓越工程师”等项目的启动,目前高校的校企合作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但与德国应用科技大学相比,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专业设置方面:与区域经济或行业经济结合差

专业是高等职业院校内涵建设的品牌和灵魂。在德国,应用科技大学非常重视专业与产业的对接,突出专业的针对性,所有专业都与区域经济或行业经济紧密结合。近年来,随着科技迅猛发展,专业的交叉性、融合性不断增强,部分学校甚至没有专业(major)的概念,我们所说的专业在其心目中就是不同课程模块的组合,如光、机、电的融合,一些学生往往需要学习跨度很大的七八个甚至十几个模块才能毕业。而我国部分地方本科院校的专业与区域经济、行业经济的结合度很差,特别是部分由师范类学校升格的本科院校,仍然深陷在学科体系的“泥沼”里,没有意识到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才是地方高校的“主业”,继续培养通识教育人才,导致学生的专业能力、方法能力、社会能力无法适应企业和社会的需求,在整个社会劳动力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却找不到工作。

(四)课程教学模式方面:传统方式

课程是学校提供给学生的直接的、核心的产品或服务。德国应用科技大学课程广泛采用项目教学、任务教学、案例教学、现场教学、研讨教学、角色扮演和团队学习等多种教学形式;对学生的评价方式有书面考试、口头考试、鉴定、答辩等。其特点是在理论与实践教学中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与实施中强调学生独立学习和完成工作能力的培养,在考试方式上注重学生能力的评价与考核。目前这些教学模式在我国的高职院校得到一定的推广和应用,但在我国的很多本科院校,仍然采用以教师为中心的供给主导式的教育模式,尤其是那些中老年骨干教师,已经习惯了学术型体系之下的教学模式,课改力度不大,课程教学仍为传统方式,学生更多的是被动地接受知识,独立学习、独立完成工作的能力不强。

(五)师资队伍方面:“重学历、轻能力”

教师的水平是所有院校办学水平的最终决定因素。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成功与其拥有高水平的师资密不可分。根据德国《高等教育总法》的规定,应用科技大学教授的聘任条件相当严格,一般应有博士学位。德国高校博士的培养很严格,博士阶段,一直跟教授进行项目研究,博士毕业大概需要7年左右。所以,博士毕业已经做过很多项目,当其应聘教授时,还须有5~7年企业工作经历,因此,德国教授的企业经验、研究经验、社会资源都比较丰富[5]。而我国的教授评聘主要看科研项目和论文的数量,师资队伍“重学历、轻能力”,教师专业实践能力低。相当部分教授根本就没有实际工作经验,这部分教授在培养学术型人才时可能还比较得心应手,但这部分教授在培养工程师这种应用型人才时,则显得能力不足。

(六)实践教学方面:“重理论、轻实践”

没有实践就没有职业教育。德国大学实验实训条件非常优越是众所周知的,应用科技大学无论是硬件设备还是实训项目开发都非常到位。其中,我们更需要学习或借鉴的是其实践教学项目的开发,除了安排实习学期和在企业选择毕业论文题目完成学位论文外,每学期均安排综合性实验和典型工业项目实训,全部实验、实训与实习教学约占总教学时数的2/3。而目前我国部分本科院校“重理论、轻实践”的现象十分突出,虽然一些“985”“211”大学的国家级、省级重点实验室,无论是硬件还是科研项目开发都做得不错,但一些实力较弱的本科院校,其实践教学无论是硬件设备还是项目开发都十分薄弱,甚至还比不上一些示范性高职院校。

三、类似改革的启示

(一)德国应用科技大学的发展与改革

德国的职业教育已有上百年的发展历史,19世纪,由于经济社会的需要,德国成立了很多中专学校。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德国的职业技术教育基本上仍局限在中等教育层次,并没有归入高等教育的范畴。然而,随着德国经济在战后的迅速崛起和科技的不断进步,中等教育层次的职业技术教育己经不能完全满足企业界的需要。德国人意识到,只有改变原来单一的高等教育体系,建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系统的高等教育体系,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胜出。自20世纪60年代開始,德国的职业技术教育一直在政府的推动下不断调整。其中的典型事例有:1968年10月31日,德国政府在各州州长会议上签定了一个共同建立应用科技大学的协议;197l年,德国各州通过重新组合一部分中专学校和充实高水平师资,组建了应用类科技大学;1976年和1985年,联邦会议通过《德国高等教育法》,规定德国应用科技大学文凭与综合大学文凭具有同等效力[6]。从以上可以看出,德国很多应用科技大学虽然是从原来的中专转型升级而来,但是,在政府的推动及自身努力下依然发展壮大起来,并在德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二)国内汽车产业发展的经验

汽车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地位。1984年,国家提出“汽车工业要大发展”,“七五”规划更是将汽车工业列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国家确定在原有汽车工业基础上,优先发展一汽、东风、上汽三大轿车基地和北京吉普、天津夏利、广州标致三个小型轿车基地,形成了事实上的“三大三小”战略,并设置了一定的行业壁垒[7]。然而,二、三十年后的今天,如果我们再回头审视当时的战略,会发现经过多年的竞争和市场的选择,奇瑞、吉利、比亚迪等这些原来根本就不被看好的企业却发展起来了,而北京吉普、天津夏利、广州标致则被市场无情地淘汰或者陷入一种半死不活的局面。实际上不仅是汽车,家电等多个产业的发展历程也都证明,单靠体制内改革的效果远逊于内外结合的改革,这也是我国渐进式改革的一条被反复证明了的宝贵经验。

(三)我國高职教育发展的经验教训

1994年,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确定高等教育发展重点是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明确提出“通过现有的职业大学、部分高等专科学校或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改革办学模式,调整培养目标来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仍不满足时,经批准利用少数具备条件的重点中等专业学校改制或举办高职班作为补充来发展高等职业教育”。自此,确定了“三改一补”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基本方针。1999年,《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在重申原来的“三改一补”发展方针之外,提出了部分本科院校设立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的政策。在该政策的影响下,包括不少重点大学在内的大批本科院校设立高职学院、开办高职专业。然而,时至今日,我国高职的主力军是谁已无需争辩,就是被国家当时定为补充的重点中等专业学校,原因很简单,重点中专长期搞职业教育,办学条件好,师资力量强,实践基地多,比多数“三改”学校、本科院校更适合、更安心举办高等职业教育。

以上事例说明,第一,在其他国家,职业院校转型为应用科技大学已有成功的经验,其中政府正确引导及院校自身努力非常关键;第二,仅仅推动部分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未必会成功;第三,部分优秀的高职院校举办本科教育应该也是一条可以选择的出路。

四、对策与建议

(一)中央及地方政府要扮演好“掌舵者”角色

地方本科院校转型是一场涉及多部门,触动各方利益的变革。中央及地方政府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和高等教育发展的主导力量,应统筹规划,提供各项政策支持,承担指导、调控职能,发挥好主导作用。具体要做好五方面工作:一要做好规划,即要规划好地方本科院校转型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二要纠正观念,以正确的职业教育理论及理念指导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三要配好班子,以执行力强的干部队伍来保障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四要分类管理,对不同类型的院校(如民办院校)支持政策应该有所差异;五要加强检查监督,通过评估检查引导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2015年,陕西省教育厅组织评估专家组对该省普通高校转型试点院校进行了考察评估,既看到了成绩,也发现了不少问题。

(二)新升格本科院校要尽快转变观念,科学规划学校定位

目前,高等教育体系两头定位相对比较清晰,一头是高等职业院校,另外一头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但是大多数新建本科院校仍然处在一个定位摇摆的状态,没有在高等教育体系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出现向研究型大学看齐的现象。我国大部分地方本科院校应该属于实用型、技术型,但某些本科院校对于应用型本科持排斥或抵触态度。因此,新升格的本科院校应“四转”:一应转变办学思路,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二应转变办学体制机制,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三应转变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四应转变教育发展理念,增强学生就业创业能力[8]。

(三)允许部分优秀的高职院校升格为应用技术型高校

职业技术教育的进步需要动力,动力离不开压力和竞争,有竞争才能有发展,有竞争才能有活力。国家应制定条件或者标准,允许、批准部分高职院校转型为应用技术型高校,不要搞一刀切。应该看到举办应用技术型高校,新升格的本科院校未必优于高职院校中条件比较好的学校,部分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经过这些年的建设,无论是认识水平还是软、硬件条件,未必差于新升格本科院校。因此,国家应看到其竞争效应、鲶鱼效应,允许部分高职院校升格为应用技术型高校。值得欣慰的是,2015年底,教育部同意在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基础上建立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并明确新建的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系本科层次的普通高校,学校办学定位于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若干年后,也许此类院校中也会涌现出一批佼佼者,为我国的职业教育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 考 文 献

[1]陈锋.加快探索地方高校转型发展道路[N].中国教育报,2015-11-30(9).

[2]潘懋元.我对高等职教的看法[J].职业技术教育,2004(18):36-37.

[3]李剑平.地方本科高校就业率垫底现象引关注[N].中国青年报,2013-07-03(3).

[4]秦琳.德国应用科技大学:显著的应用性特色和职业导向[N].中国教育报,2013-02-02(2).

[5]崔岩.德国应用科技大学运行机制的分析研究[J].机械职业教育,2013(2):3-6.

[6]顾金良.德国应用科技大学研究摭谈—兼论其对我国高职院校发展方向的启示[J].职教通讯,2011(7):50-52.

[7]施中华.强势品牌引领汽车产业重整[N].工人日报,2002-07-07(4).

[8]鲁昕.转型发展试点高校须积极主动拥抱变革[N].中国教育报,2015-04-17(3).

Abstract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newly upgrade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the universities of applied sciences is an important task that the government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are facing. There are deep-seated reasons that the state starts the transformation. However, there exist six outstanding problems for transformation currently. Drawing lessons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ies of applied sciences in Germany, the experiences of the relevant domestic industries and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the newly upgrade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be transformed with more measures together: the government should fully exert the driving role, the newly upgraded colleges should transfer school-running view and orientation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allow some excellent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o upgrade as universities of applied sciences.

Key words newly upgrade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transformation

Author Yang Weijun, professor and vice principal of Shaanxi Polytechnic Institute( Xianyang 7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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