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宁

自2008年开始亚洲国家与地区政治发展的调查与研究以来，不觉之间已逾6年。在这6年间，我们的课题组先后在韩国、日本、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伊朗、越南、菲律宾、印度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展开调研，调研这10个国家与地区自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的政治发展状况与进程。

在这项研究刚启动的时候，我们将其定位为经验性研究——观察、探讨我们所选择的国家与地区工业化时代政治发展的前世今生、左邻右舍、形之上下。我们力图客观地描述发展历程，并尽可能地揭示出埋藏在浩繁的历史事实中的因果联系、逻辑关系。我们尽量排除主观上的成见与思维的定式，我们甚至说：“警惕自己，忘掉中国。”好在实际调查研究过程充满了新鲜事物、意外惊奇，我们几乎从始至终都沉浸在好奇和新的发现之中，即使是我们当中的“国别专家”也不例外。

我们采取的研究方法首先是“直接观察法”，即在以往学术积累和案头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田野观察”、“口述历史”等方法，对研究的对象国与地区的政治发展进程的事实部分、叙述部分和意识部分，即我们通俗表述的“做法”、“说法”和“想法”，进行系统的观察、分析和确认。总之，我们尽可能全面、系统、准确地再现与描述上述10个国家与地区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发展。

我们研究工作的第二种方法是比较研究法。直接观察法属于一种分析性的方法，比较法则是综合性的方法。通过比较找出事实中埋藏的因果关系，进而发现那些规律性的现象，甚至规律本身。比较研究法使我们进入到亚洲近现代历史进程的深处，对亚洲政治发展的由来、内部差异以及未来趋势有了新的认识。通过对我国周边的这些与我们历史起点相近、发展环境相似的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以及政治发展进程的系统考察与研究，我们找到了一个在宏大历史场景中观察认识自己的机会。

缘起：中国的“崛起政治学”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亚洲政治发展？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自己对这项研究的真正意义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只是在修远基金会的倡议和支持下，我们带着希望给中国现代化提供参考和镜鉴的这样一个十分简单的动机，启动了这项后来被证明是规模浩大的研究。当时的想法十分简单，我们认为，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是在探索中前进的，这需要不断地总结经验和认识规律，而将研究的视野扩展到了与我们的历史起点、发展环境相似的国家和地区，一定会对中国有帮助。

然而，在调研途中随着视野扩展和知识增加，我们逐渐意识到，尽管中国人以前没有做过这种以实地调研为基础的专业性、系统性很强的政治发展比较研究，但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却早就开展过这样的研究。

美国学术界是当代政治学的执牛耳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重要的政治学成果基本上都出自美国。在我们看来，塞缪尔·亨廷顿有关发展政治学的研究和同为美国学者的曼瑟尔·奥尔森关于集体行动以及利益集团的学说，是当代最为重要、最具现实价值的政治学说。而亨廷顿以及奥尔森的理论都是为了适应战后美国发展的现实需要，才被生产出来的。

战后，为了实现其全球战略，建构、管控世界秩序，由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出面，美国政府组织、资助美国学术界，对当时美国面对的一系列涉及社会治理与国际战略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塞缪尔·亨廷顿和曼瑟尔·奥尔森等众多学者的研究工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亨廷顿总结与概括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政治发展与社会转型的规律，部分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普遍出现的政治不稳定现象。奥尔森以研究美国工人运动见长。他通过对工会以及罢工行动的观察与研究，剖析了人类策动、组织和维持集体行动的内在机制。奥尔森的理论为认识和控制社会运动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以亨廷顿与奥尔森为代表的学者及其理论成果源自美国国家利益与国家战略的现实需要，在美国崛起、称霸世界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的研究亦可被称为“冷战政治学”。这些学术理论与美国崛起的历史进程相辅相成，交相辉映。由此，我们渐渐明白了一个以前不曾意识到的问题——政治学发展与大国崛起的关系。

事实上，最初提议对东亚国家政治发展进行比较研究的是修远基金会的理事们，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所涌现出的杰出企业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弄潮儿，事业要求他们具有比常人更宽广的视野和更长远的眼光。他们希望了解一些与中国历史/现实环境相似东亚国家的工业化及政治发展进程，进而从他国的道路与经验中获取对中国发展有益的启示。他们的提议与我们希望进行国际比较研究的学术兴趣不谋而合。至此，我们才清晰地认识到这项工作的意义——为国家崛起而了解世界。

今日中国若要崛起需要有世界眼光，需要新的发展战略。时代与国家的需求，为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提供前所未有的巨大动力。进一步讲，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实践又为中国人认识现代化及政治发展规律提供了直接的经验。这让我们初步具备了客观观察世界、研究世界的基础。时代提出了要求，时代给了我们条件，我们期待能像当年美国学者构建“冷战政治学”那样，参与构建中国的“崛起政治学”。

方法：差异与重复

当代社会变迁实质是因工业化而引发社会结构变动，因社会结构变动而导致政治发展。从这个维度观察，世界各国和各个民族走向现代化的方向是共同的，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具有相似性。根据我们的观察与研究，这里的所谓“相似性”是指不同国家现代化的动力机制、限制性条件以及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相似的。当然，各个国家与地区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又是有差别和各具特色的。亚洲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共性与差异是我们研究的焦点，因为这是窥探亚洲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及政治发展规律性的窗口。

塞缪尔·亨廷顿是美国发展政治学研究的代表人物

（一）直接观察法

如何发现与认识亚洲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及政治发展的共性与差异？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按照社会科学传统的调研方法，或者按日本学界的一个说法是采用了“现场主义”方法，进行了大量的当事人采访和现场观察。我们的团队基本上是由国别问题专家和政治学者两部分人组成的。这样的团队结构使我们在对象国或地区做调研时可以比较顺利地找到有价值的当事人，这一方面表现在熟练掌握相关国家的语言和具有足够的知识，另一方面表现在有着丰富的人脉关系，而拥有人脉是运用“口述历史”方法或“现场主义”方法的关键。在历时6年的调研中，我们走访亚洲9国1区的许多重要的政治家、企业家、政治记者和有见识的专家学者，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是所在国家和地区重大历史事件的当事人、见证者。

对于历史进程进行政治学研究在方法论上与刑侦学十分相似，即首先需要做“现场重现”。传统的做法大多是做案头研究，即研究梳理历史文献。但这种方法的局限性与不足是显而易见的，尤其对于政治研究更是如此。社会政治现象的一大特殊性是文本与事实之间有很大的距离。如果仅仅依靠文本、文献研究政治问题必然会陷入误区。因此，我们研究的第一步就是发现文本背后的事实，搞清历史上、现实中的各种“说法”背后的“做法”和“想法”，即文献中的表述与描述、实际发生的事实以及形成主观论述与客观事实背后的那些动机和意图，通过将这三者加以综合，还原与认识政治进程。我们将这个方法称为“直接观察法”。

（二）差异性中发现问题

在亚洲政治发展的研究中，我们意识到所谓的“问题意识”往往不是先在的，研究问题的预设未必是研究的前提，一般情况下它们是第一阶段研究的结果。实际上，人们说的问题多数情况下是个范围性概念，即研究的大致范围或目标，而非问题本身。问题本身是需要经过研究才能发现的。

如何发现和确认真正的问题呢？最重要的方法就是比较。政党政治是我们调研、考察的重点之一。我们研究对象中有些国家长期实行两党制，有的则实行多党制。以往的政治学研究大多只分析两党制与多党制形成的直接制度原因，很少从政党政治形成的社会机制上进行分析。我们在调研中经过比较发现，凡社会结构比较简单、容易形成两大对抗社会集团的国家或地区，如韩国分为“保守阵营”与“进步阵营”，台湾社会分为“蓝”、“绿”两大利益板块，其权力结构层面的政党政治必定是两党制，中间政党难以存活，即使存在也易于被边缘化。在亚洲地区，还存在另外一种情况，即社会利益结构分化程度高。如印度尼西亚的民族多元、宗教多元、文化多元、地理分散，其政党政治则是多党制。

通过比较获得的发现，还促使我们进一步意识到了社会的利益结构与权力结构的互动关系，意识到了利益结构对于政党制度的深层次的影响，而不是仅仅停留于原有的单纯从制度层面认识问题。这促使我们最终提出政治体系的三层次结构理论。

（三）重复性中寻找规律

相应于在差异性中发现问题，在重复性中寻找规律是比较研究的另一方面内容，二者构成了比较研究的基本涵义。根据我们的研究体会，所谓“重复性”，是政治发展机制性层面的问题，简言之，政治发展中存在的相同或相似的机制是反映规律性的关键。

东亚以及东南亚部分国家伴随工业化的政治发展机制呈现出高度相似性，以至于国际学术界以“东亚模式”对其工业化时代的政治发展进行概括。“东亚模式”主要发生于东北亚的日本与韩国，以及东南亚的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上述国家在工业化的初中期阶段不约而同出现了所谓“威权体制”的政治模式，“威权体制”成为这些国家快速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体制性原因。“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东亚地区工业化与政治发展进程产生的一种政治--社会机制，这就是我们所概括的“权利与权力对冲”的机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非殖民化浪潮开启了亚洲国家的自主性工业化进程和带有本地区特色的政治发展进程，尽管亚洲国家国情迥异，但那些在较短时间内快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的政治体制却具有高度相似性：日本与韩国，东亚国家与东南亚国家有很大差异性，如在幅员、人口、资源禀赋以及历史、文化、宗教等等方面差异性显然远远大于相似性。但这些国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走上工业化道路后所采取的政治体制及发展策略基本是相同的，其体制功能是完全一致的。这种一致性表现为：一方面，保障国民的经济社会权利，扩大社会自由;另一方面，集中国家权力，实现战略性发展。从政治发展角度看，政治发展或曰民主政治建构的两条路径——权利与权力的开放是相向而行的，即在开放权利通道的同时关闭权力通道，形成权利与权力发展进程的“对冲”。

宪法、法律与机构，构成了政治体系的最表层结构——宪政体制。[1]从宪政体制看，亚洲国家差异性是明显的。日本、韩国实行的是比较接近于欧美的民主政体，而东南亚国家的政治体制更具集权色彩。但实际上，20世纪下半叶，当亚洲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日本的“55年体制”、新加坡的“59年体制”、韩国在60年代初建立起的“军政体制”和印度尼西亚1965年以后形成的军政府体制，无论在建立和实行的时间，还是权力主体及其采取的基本社会政策、发展策略等等，都是基本一致的。如权力主体，日本的政、官、财精英组成的“铁三角”、韩国的军政精英、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和印度尼西亚的“专业集团”，其基本来源、性质和功能实际上是一样的。再如时长，上述国家实行的所谓“威权体制”时间也大致都是30年左右。

上述国家不约而同建立的“威权体制”具有相同的内在机制，即开放了权利通道，同时关闭了权力通道，进而形成了促进工业化和社会发展的“生产性激励”，避免了扩大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分配性激励”。在这种特殊的“对冲”机制的作用下，工业化进程中各种社会集团只能通过生产性活动实现社会流动和获取财富，而不能通过政治性活动、政党及选举改变利益格局进而获取利益。正是这种政治机制与发展策略带来了东亚工业化和社会发展的成功，并且表现出了明显的规律性——凡是采取这一体制和策略的国家及地区工业化实现了快速增长，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工业化、现代化，凡是没有采取这一体制和策略的国家及地区则未能实现快速的工业化，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呈现出了长期徘徊，甚至不断遭受挫折，经历了大量的困难和曲折。

韩国的工业化进程是“东亚模式”的典型范例

理论：策略与结构

研究亚洲政治发展，我们尽可能地选取了具有一定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亚洲国家为对象。历时6年的研究，初步再现了亚洲不同类型的国家与地区在工业化条件下政治发展的进程。我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亚洲国家在工业化进程形成的政治体制与策略和社会结构对于工业化进程的影响两个方面。

历时6年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集中于东北亚和东南亚部分国家，包括韩国、日本、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第二阶段包括了越南、菲律宾、伊朗以及印度等国。这种划分更多地是从地域上考虑的，大致是从东至西，但这种有些偶然的划分却无形中将亚洲分为了两种不同的工业化发展模式。

（一）“快亚洲”与“慢亚洲”之别

通观亚洲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历史发展进程，如果以工业化、现代化发展为尺度，人们可以大致将亚洲国家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类以日本、韩国为代表，其阶段性地实行“对冲”型体制，快速实现了工业化、现代化，堪称之为“快亚洲”;另一类以菲律宾、印度为代表，这类国家长期实行权力分散的民主政体，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十分缓慢，社会问题丛生，堪称之为“慢亚洲”。

从所谓“快亚洲”的情况看，日本在战后进入“55年体制”后，经济迅速增长，创造了连续19年国民经济超过两位数增长的奇迹;新加坡在建立“59年体制”后，连续35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超过8%;韩国在1960年代初建立军政体制后，也进入到高速发展阶段，连续2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超过9 %;泰国自1950年代末建立起第二个威权体制，1960年代泰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高达8.4%;印度尼西亚因1965年政变而建立起苏哈托威权体制后，连续25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超过7 %。伴随一个个“威权体制”的建立，这些国家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有所提高，社会面貌有了很大改观，一代人目睹了城市景观线的改变，从而赋予了这些国家政权以选举以外的功能合法性。

与“快亚洲”形成对照的是所谓“慢亚洲”，即以菲律宾、印度为代表的另一种发展模式。菲律宾和印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批获得独立的亚洲国家。自独立建国后，菲律宾和印度都在西方大国的影响下，效仿英美体制建立起了本国的政治制度，并且在战后长达70年间基本保持了制度的稳定。与此同时，菲律宾和印度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并不顺利，经济发展相对迟缓，其成为了当代工业化、现代化史上的另类样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菲律宾在美国安排下获得独立。独立之初，菲律宾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民收入远超东南亚各国，在亚洲仅次于日本。在政治上，菲律宾号称“亚洲第一共和国”，并被西方舆论誉为“东方民主橱窗”。但是，虽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文化素质较好的庞大劳动力群体，菲律宾的经济社会发展却每况愈下，逐步沦为经济、社会意义上的“东亚病夫”。菲律宾目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000美元左右，全球排名在120 位之后，有四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之下。

亚洲大国印度的工业化、现代化成绩更是不容乐观。印度国土辽阔、沃野千里、自然条件优良。1947年独立后，印度在英国殖民政府的政治遗产基础上，仿效英美宪政体制建立起了以联邦制和议会民主制为核心的政治制度。印度宪政体制赋予公民法律上的平等权利，废除了不可接触制度，禁止各类社会歧视，可谓实现了公民权利的充分开放。但印度在建国后数十年间的经济发展迟缓，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印度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仅为3.5%，人均收入年均增长仅1%多一点，比起同时期整个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可谓是相形见绌。直到现在，失业、贫困等问题依然严重困扰着印度，现在印度仍有3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是世界上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

当代政治发展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当代亚洲政治总体上属于工业化时代的政治。为什么同属亚洲的不同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出现显著反差？“快亚洲”与“慢亚洲”差别的原因是什么？亚洲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差距与相关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有何联系？这些就成为亚洲政治发展研究中值得关注的焦点问题。

（二）“策略”与“结构”之辨

在亚洲政治发展研究的第一阶段，即以东亚国家——主要是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比较成功的国家——为研究重点时，我们的主要发现集中于这些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采取的开放权利与关闭权力的“对冲”体制及功效。但随着研究工作的展开和深入，我们逐渐发现“对冲”体制并非促使东亚地区快速工业化的单一因素，在东亚地区诸国所采取的看似成功的策略背后仍另有原因。

在研究菲律宾和印度问题时，我们注意到，菲律宾和印度工业化进程中也曾一度实行过“威权体制”。如1972年至1986年，马科斯总统在菲律宾实行了长达十多年的威权统治;1975年至1977年，印度英·甘地总理实施紧急状态，短暂地建立了比较集权的体制。虽然，菲律宾和印度一度实行了权力较为集中的体制，但是它们最终却没能建立起较为巩固和持久的“对冲”体制，也未能实现工业化与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

为什么东亚地区一些国家能够建立“对冲”体制，快速地实现工业化，而菲律宾与印度则未能复制“东亚模式”？以往国际学术界也曾注意到亚洲工业化与政治发展中东亚模式与菲律宾、印度发展模式的差别，也曾指出选择两种类型发展道路的国家在社会结构方面的差异，并指出过菲律宾的传统土地制度对其工业化及社会改革的束缚等问题。但迄今为止，国际学术界——特别是亚洲学术界——对于本地区工业化进程这一重要命题尚缺乏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这一问题也成为我们后半期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我们得出的基本结论是：社会结构的变动是决定工业化时代政治制度与体制以及发展策略选择与实施的基础性因素。

凡是采取所谓“东亚模式”的国家，如韩国、日本、印度尼西亚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等，在工业化进程开启之前或启动之初，都经历了社会结构的较大变动，或由于战争（如韩国），或经过改革（如日本、我国台湾），或经历革命（如越南），或因为社会动荡（如印度尼西亚），它们起到了相似的作用、导致了相似结果，即比较彻底地改变了原有社会结构，社会阶层及利益群体间原本固化的界限有所松动，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扁平化”趋势。

在越南可以感受到那种全民求富的热烈氛围

东亚地区原有社会结构的破坏与改变，与后来的工业化进程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社会结构变化为工业化条件下的社会流动创造了条件;第二，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动，传统的利益格局和社会规则也随之式微或消失，既得利益集团垄断地位和垄断能力弱化，甚至消失，这让以实现国家发展为价值目标和在一定程度代表国家整体利益的精英集团，具备了掌控国家政权的条件，即让所谓“中性政府”的出现成为可能。

因传统的社会结构被打破或弱化，工业化时代来临后，东亚社会发生了积极、活跃的社会流动，东亚国家在工业化时期普遍出现了几乎遍及全民的生产、经商热潮，到处是一派生产、经营的繁荣景象。我们的调研途中，依然可以在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感受到那种全民求富的热烈氛围。东亚社会因传统结构和秩序消解而释放出的社会能量，给工业化进程注入了强大而持久的动力。与此同时，因原有社会结构与秩序瓦解，东亚多国在工业化进程中涌现出来了新的精英集团。它们以实现工业化和民族振兴为基本价值，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凝聚力，也在一定程度上获取了社会权威，这为它们建立“威权体制”，实行“对冲”策略提供了条件。日本战后的政、官、财“铁三角”、韩国的军政集团、印度尼西亚的专业集团党都是典型的例证。

与东亚模式及东亚道路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菲律宾和印度的体制与道路。菲律宾与印度经历了长期殖民统治，西方殖民者为统治分散化的国家采取了地方与社会相对自治的策略与体制并长期实行，菲律宾、印度两国的这种殖民地经历十分相像。因西方殖民者长期的统治策略与体制的实施，菲律宾和印度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社会结构并高度稳定与固化。

传统的菲律宾社会是以“家族”为核心的利益共同体构成的，地方与基层精英掌握高速分散化的社会权力，集中资源、攫取利益的同时为地方与基层民众提供保护。这种社会结构直至今天也未有根本改变，依然在现代菲律宾社会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对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菲律宾的社会结构，抑或说“家族型结构”具有两重性，一方面，菲律宾家族在工业化初期推动了工业化的起步与初期的发展，菲律宾的家族——特别是那些大家族、居于主岛和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家族——是欢迎和参与工业化的。菲律宾的经济发展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乃至70年代，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另一方面，由于家族的存在和家族势力的影响，菲律宾的工业化又受到了巨大的牵制。当菲律宾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取得一定进展后，家族因其强大的经济、政治控制力，迅速地转向垄断，利用垄断和其他超经济手段获取超额利润，家族迅速地从推进工业化的力量变成为食利集团，成为菲律宾工业化的阻力。应当说，菲律宾的工业化成也“家族”，败也“家族”。

进一步讲，家族式结构导致菲律宾国家权力结构的分散，这使得菲律宾无法形成其他东亚国家的“威权体制”以及“对冲”机制。在“冷战”背景下，因反共而得到国际支持的马科斯政权虽然是战后菲律宾最强势的政权，但其合法性依然是建立在家族“共主”的基础上，必须以实现“家族”利益的广泛平衡为稳定的基础。但马科斯一家独大，其在强行改造国家，推行以“土改”为核心经济、社会制度改革的同时，国家政权失去了基础——“家族”的拥戴与支持，进而遭到利益受损的其他大家族联盟的群起反对，最终黯然倒台。随着马科斯政权的垮台，菲律宾社会又在很大程度回到了原有的发展轨道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菲律宾的经济社会发展陷入停滞与徘徊，唯一的变化是：菲律宾社会的“前台”转换为更加程序化的“民主政治”、“选举政治”，但菲律宾社会的“后台”却依然如故。

印度是当今世界第二人口大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也是世界上社会结构与文化最为独特的国家。在我们看来，印度的特殊性最根本地表现为印度的社会结构及其稳定性。印度的社会结构是由十分独特的多维度复合组成的，其基本维度有：种姓、宗教、地区与城乡，其中又是以众所周知的种姓为最基本的维度。形象地说，印度因种姓、宗教、地区和城乡被分割成自成一体的许多个印度。

印度的种姓制度形成于古代社会，尽管印度独立后在法律和政治上，部分地废除与削弱了种姓制度，但种姓制度总体上依然被保留了下来，并在现代印度社会中发挥着维系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的重要作用。种姓制度是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社会等级制度，印度有上万种姓，以现代观念以及印度社会本身的实际情况而言，种姓制度在现代印度的社会分层作用主要表现在高低等级的种姓之间。除去种姓以外，不同宗教——如印度教、伊斯兰教、锡克教、佛教以及基督教——又将印度社会分化为不同的群体。地区也是印度社会一种根深蒂固的分野，不同地区、群体之间的交流不多。在工业化进程中，各国都有城乡差别问题，而印度在进入工业化时代后，其城乡界限基本维持不变，这是世界上少有的现象。

印度的特色不仅在于社会被多种因素所分割、保留，更在于被分割的各个部分之间少交集、不流动，在于结构的稳定性。世界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均是与传统社会结构瓦解、社会大规模流动以及新的社会结构形成相伴生的，而印度的社会结构却未因工业化发展而受到根本性的影响，印度多维度的社会分层、社会分隔的界限是稳定的。印度社会是由多个维度的“平行线”构成的。多种“平行线”的存在，意味着印度社会很少有不同种姓、不同信仰、不同地域和城乡之间的交往与流动。即使在工业化来临的时代，印度社会结构依然故我，很少变动。

缺乏社会流动使印度的工业化缺乏各国工业化时代通常所具有的那种活力，缺乏社会流动使得印度的工业化以及经济社会发展被分割化、条块化。进入新世纪以来，经过长期的积累，印度部分地区的工业化与经济发展表现出一定活力，取得了显著进步。但印度与其他国家相比的明显区别是，工业化进程与经济进步局限于某些地区与城市，部分地区对整体的带动和辐射作用不大。概括地说，高度分割的社会结构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多元文化与价值观所产生的最明显的社会结果是，国家难于形成统一的发展策略与政策。从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角度看，高度稳定的传统社会结构依然是印度社会缺乏发展动力的一个根本问题。当然，如果换一个角度看，印度传统的多维度的稳定的社会结构又给印度社会注入了“定力”，使印度社会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工业化进程、经济社会发展给一些城市和地区、一部分人群带来财富，带来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带来价值观、伦理道德观与信仰的改变，而对于多数人来说，对于印度工业化进程以外的更加庞大的社会群体而言，他们的一切并没有因此改变。印度在很大程度上在颠覆了国际学术界（包括笔者的团队在内）关于工业化、现代化的经验、知识和理论。

策略与结构是亚洲工业化以及相应的政治发展的两个最重要的相关因素。在结构发生重大改变的前提下，部分亚洲国家采取了一种导向性和约束性的特殊政治体制及发展策略，将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流动导向了经济社会领域，形成促进经济增长的广泛而强劲的动力，同时约束了政治参与，限制了政治纷争，在一定阶段内维持了社会稳定。在这种被我们称为“对冲”机制的作用下，部分东亚国家快速实现了工业化。而在社会结构未曾发生重大改变的部分亚洲国家，其在传统社会结构之下，工业化进程依旧缓慢，与此同时，社会的传统体制和价值观则一定程度上得到保留，社会在温和地发展和进步。无论是“快亚洲”还是“慢亚洲”，这两类政治发展模式的出现，是一系列历史与现实因素所导致的，其并非人力所为，亦绝非偶然。

（本文系亚洲政治发展研究的最终成果《民主与发展——亚洲工业化时代的政治发展》一书的绪论）

（作者系本刊学术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

1.我们将政治体系的公开制度，即以宪法、法律和国家机构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制度、体制，称为政治体系的宪政体制，相比较于在此框架下的政治权力者构成的“权力结构”和社会利益集团构成的“利益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