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欧阳

（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赋权主义视角下的公众公关素养概念与测量

陈欧阳

（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内容提要：本研究属于公关素养这一全新领域中的基础性概念研究.基于公共关系是公共领域中利益表达的观点，本文从赋权主义视角出发，将公关素养聚焦于公众个体的公关知识与行为互动能力，提出公关素养的多元结构，并采取实证研究路径，检验其结构维度.

公众 公关素养 赋权主义

一、引言

一场地震，可以成就一个凉茶品牌.汶川地震发生后，“王老吉”（现改名“加多宝”）的母公司香港加多宝集团捐款1亿元，随后网上出现“封杀王老吉、买光王老吉”的发帖，以及“要捐就捐一个亿，要喝就喝王老吉”的网民口号，王老吉销量瞬间大增.一次醉驾，可以重塑一个公众人物.高晓松醉酒驾驶后诚恳忏悔，出狱后参加严禁酒驾的公益宣传片，接受央视名主持人柴静专访披露自己的服刑经历及心路历程，成功化危为机.2013年习近平主席携夫人出访的系列报道，至今仍是我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成功塑造了一个崭新的中国国家领导人形象……

也许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公共关系这种铺天盖地地渗入，事实上公共关系已经占据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不管其自身的主观意愿如何，都有可能被卷入各式各样的公关传播之中，都无法避免成为公关传播的对象和利益相关者.如果公共关系已经成为生活中一种“空气”似的存在，如何在这种“空气”中健康呼吸，也许会成为与如何净化这种“空气”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问题.换句话说，当公共关系进入大发展的洪流时代，如何让公共关系朝向更有效、更伦理、更健康的方向发展固然重要，但生活在公关洪流时代的人们，是否具有与之相匹配的、足够的素养，去正确理解应对他们所处的公关世界，也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既关系到公众在公关环境中的生存和自处问题，也关系到公共关系传播中的权力分配问题，还关系到公共关系的自身发展问题.公众的公关素养急需成为一个显性话题.

但遗憾的是，与媒介素养、广告素养已经获得研究者们广泛的学术关注，并成为重要的社会运动的状况不同，公众的公关素养的研究尚未引起重视.公关素养对大家来说还是一个边界模糊、内涵不清的概念，关于公关素养是什么，大家既有自己见仁见智的看法，又缺乏对这些看法的深入分析和论证.这种概念的模糊性、理解的差异性和使用的混杂性，导致现有的零星的关于公关素养的讨论无法形成一个层面上的对话.概念是研究的基础，如果缺乏概念的清晰界定，研究者就会失去交流和对话的共同语言.

以此，作为公关素养领域的基础性研究，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对公关素养的概念进行探讨和界定，采用理论加实证的方法，先通过思辨性分析提出公关素养的概念框架，然后借助实证研究对概念框架进行检验，以期开启公关素养的研究话题，并为这一话题的深入发展打下基础.

二、赋权主义：公关素养的研究视角

在探讨公关素养“是什么”的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考虑公关素养的研究视角问题.因为不同的研究视角会将研究指向不同的路径和方向，研究视角将会直接决定哪些问题会成为我们考虑的重点.正如安德森所说：“尽管研究的视角无所谓对错之分，但选择却不是小事.这些不同的视角决定了研究者会采用不同的理论路向，为他们的研究预设了截然不同的问题，从而使他们从事各种各样的研究.”［1］

以媒介素养为例，媒介素养研究在其80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四种研究范式：从培养受众媒介免疫力的保护主义范式，到关注受众媒介选择使用能力的选择辨别范式，再到聚焦受众对媒介的批判性解读能力的批判主义范式，以及强调受众媒介参与能力的赋权主义范式.与这四种研究范式相对应的媒介素养的不断演变与拓展，不仅反映了人们对媒介素养社会意义的不断充实，和对媒介素养期待的不断提升；从更深层次上来说，更反映了近一个世纪以来从大众社会到公民社会的转变，从媒介是毒瘤到媒介是民主参与平台的媒介观的转变，从被动无知的大众到权利主体的受众观的转变（如表1）.

表1　媒介素养思想演变

身处同样的传播世界，这四种范式可以为研究公关素养提供一种思路.陈先红教授曾在《要重视公关素养的研究》一文中指出，“公关素养的研究，可以在媒介素养研究的四种范式框架下深入开展”［2］.但通过对四种范式的基本假设进行比较，本研究认为，保护主义视角已经严重滞后于公关现状与公众的发展，选择辨别视角下的公关素养研究虽然有一定的意义，但其强调的公关传播的选择辨别能力在如何辨别，以及公众传播权两个方面都具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批判主义视角鼓励受众在传播的情境中，对传播背后的符号—权力关系进行批判性的理解，强调在自主的批判性思维的基础上对传播形成理性的判断，这种批判性解读能力应该成为公关素养的核心组成，但与此同时，作为民主社会中的公民，不能满足于仅仅作为传播的接收者，作为解码过程中的意义再生产者，还应积极寻求传播权的回归、话语权的回归；不能仅仅满足于对现状的一味批判，还应采取积极的行动发挥自身的影响力.因此，在批判性解读能力的基础上，公关素养的培养还应有更高的民主追求.

赋权思想认为，现有的权力结构存在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权力结构是可以改变的.作为弱势群体的公众，通过持续的、主动的公共参与，可以逐渐增强对公共生活的控制能力和影响能力，从而获得“权力”，改变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公共参与是赋权的核心.因此，媒介素养的赋权主义范式认为公众的媒介参与应该成为媒介素养的重点，媒介素养教育的目的是帮助人们批判性地分析媒介信息和运用媒介工具自我表达与参与对话，从而通过传播权的争取，实现公民自身的发展、促进传播生态的改善、实现民主制度对独立媒介的期许［3］.这种范式为现阶段的公关素养讨论提供了一种理想的路径.

从社会背景来看，公众参与意识越来越强烈、公众参与范围越来越广泛、公众参与渠道越来越便捷，我们处于一个参与式民主日益扩大的社会.

从公关功能来看，公共关系可以为多元利益的表达和协商提供渠道.卡特里普在纵观公共关系的发展历程后曾指出，“公共关系的历史，只有当它与这些权力斗争和反复发生的变革危机相联系的时候，才富有意义.……每当各种商业利益集团的权势地位受到挑战和威胁的时候，他们都十分严肃地对待公共关系，这决不仅仅是一种巧合；同时，每当不利于劳工的公众反应要具体化为管理的立法或减弱公众的支持的时候，劳工的各种公关活动安排就会大大增强，这也绝不是巧合”［4］.公共关系之所以总是在社会冲突和危机中找到蓬勃发展的土壤，是因为在各种矛盾冲突事件的背后是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而公共关系可以为多元社会下多元利益的表达和沟通提供一种方式.政府、企业等强势的支配性利益团体，凭借他们的资源优势可以通过公共关系传播自己的主张，但传统权力结构中处于劣势地位的挑战者利益主体，也可以通过有效的公共传播，寻找到一种避开自身经济和文化资源不足的出路，让自己的声音引起公共关注.公共关系因而具有民主的意义，在面对各种矛盾、冲突之时，公共关系可以成为比对抗、镇压、暴力等手段更好的解决方式［5］.

从公众发展的角度来看，从被愚弄的公众，到被告知的公众［6］，再到被争取的公众，以及现在与之进行沟通的公众，公众在公共关系中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公众的地位也得到了不断地提升，现在的公众已经不是被动的客体，而是作为权利主体存在的社会公民，是传播关系中的共生主体［7］.

既然参与式民主已经日益扩大，既然公众是独立的权利主体，既然公共关系是一种多元利益表达和协商的民主方式，把公关素养放在赋权主义视角下展开思考，应该是最符合公共关系发展、公众自身发展和社会环境要求的.从这一视角出发，公众就不仅是公关产品的接受者和消费者，更是公关传播的共同建构者和自我主张的表达者；公关素养教育就超越了培养耳聪目明的阅听人的传统目标，而转向培养具有民主意识的公民，从而让公关素养成为一种扩展民主的方式.这时公关素养提升的重点就不再是“魔弹论”思想下的免疫力，也不仅仅是基于“使用与满足”而在传者设定范围内的有限选择力，以及在“解码”过程中的批判性理解力，还需要充分认识到如何帮助公众积极地参与到公关传播过程中去，通过自我主张的正确表达，去影响和敦促公共关系向健康的方向发展.

三、公关素养的核心问题与概念框架

在素养研究中，知识和能力是素养概念的基本框架，依循这一框架，公关素养可以从知识和行为能力两个层面进行解读.知识水平决定人们是否能够对公共关系进行正确的解读，行为能力决定人们是否能够对公共关系采取正确的应对行为.

本研究将公关素养放在赋权主义的视角下进行讨论.赋权主义视角是对批判主义视角的补充与拓展，认为批判主义视角中所强调的独立自主的批判思维、批判性解读能力，是当代公民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同时赋权主义视角也认为，作为独立自主的当代公民，公众不能仅仅满足于理性的批判，还应该追求理性的参与.因此，在批判理解的基础上，赋权主义强调公共参与，强调为了实现目标采取行动的能力.总之，在赋权主义视角下，帮助公众对公共关系展开批判性思考，是公关素养在知识层面的要求；公众主动参与公关传播进而参与社会的能力，是公关素养在行为能力层面的要求.

第一，在知识层面，哪些问题应该成为对我们对公共关系传播进行批判性思考的本质问题？对哪些核心问题的批判性认知才能帮助我们从本质上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具体的公关传播呢？

对公共关系批判性研究的分析可以发现，学者们对公共关系的批判性审视主要聚焦在对公共关系“伪公共性”的审视，这种“伪公共性”的问题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伪公利性”，二是“伪对话性”.伪公利性的目标，借助伪对话性的方式，就会带来操控.具体来说，“伪公利性”反映的是一种利益关系，“伪对话性”反映的是一种传播关系.

就利益关系而言，公共关系的理想追求是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协调，推崇的是对公共利益的倡导，但是现实中的公共关系却常常是“伪公利性”的.最具有代表性的论述就是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对公共关系的批判，他指出，一些利益团体会通过公共关系将自己的商业或者政治意图，隐藏在一种关心公众福利的角色背后，把私人利益伪装成公共利益，而这种伪装是精心策划出来的，从而使私人利益隐藏在“公利”的表象之下，具有隐蔽性［8］.

就传播关系而言，公共关系倡导的是对话，通过对话寻求共识是公共关系的理想，但现实的公关实践中，并不全是对话性的.支配性利益主体可以凭借更为丰富的公共关系资源，将舆论环境引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依靠经济的或者政治的特权消除反对意见，构建主流话语、主流价值，而不是通过合理的论证来掌握话语权.比如，总统可以通过指定自己属意的记者发问，轻易地影响新闻报道；政府部门的记者招待会也同样能够通过指定发问记者来限制其他人的参与或者不同声音的出现，甚至可以通过事先设计问题，将舆论引向自己需要的方向.这样一来，一些看似双向的沟通，实际上沦落为了被设计好的表演，参与其中的人们只是扮演着被设计好的角色.以“我-他关系”和“我-你关系”的区别为基础，马丁·布伯曾把生命的形式区分为“独白的生命”和“对话的生命”，并进一步将人与人的互动区分为四种形式：独白（Monologue）、技术性对话（Technical dialogue）、伪装成“对话”的独白（Disguised monologue）和真正的对话［9］.如果以马丁·布伯提出的四种互动形式为框架，来分析公关实践的四模式时，可以发现：新闻代理和公共信息模式都是单向的传播，前者通过噱头宣传，后者只提供倾向性的正面信息，经由媒介，把信息按照自己的意愿传向公众，都属于独白；双向不对称模式虽然关注公众信息，强调对公众的调研，但其目的是为了形成更有效的劝服信息，实现组织的利益，而非真正将自己与公众放在平等的位置，属于“伪装成对话的独白”；只有双向对称模式才是真正的平等关系的对话.以双向不对称模式为代表的伪装成对话的传播活动，因为其表现出来的双向性、互动性而使得本质上的独白性和操纵性更加隐蔽和难以识别.如果不能识别这种伪公共性，人自然就会沦落为哈贝马斯所描述的失去批判理性的被愚弄的人.因此，一个具有自主批判能力的人，需要具有能够识别公共关系的“伪公共性”的知识.对利益关系和传播关系的追问，应该成为公关素养的两个核心问题.

第二，在公关参与行为层面，哪些问题应该成为指导公关参与的核心问题？首先，公关参与是赋权范式下的参与，而赋权本身作为一种社会互动过程，体现的是一种对话关系，是一个社会政治框架与弱势群体的行动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其次，公关参与是公共参与的一种具体形式，旨在通过公关传播过程中自我主张的表达，实现公众在公共性问题上的主动性，而理性的对话是公共参与的核心.再者，公关参与是参与到公关传播，而对话传播是公共关系传播的理想框架.因此，从赋权理论的分析来看，公众需要通过与企业、组织等利益主体之间的对话，以及与其他公众个体之间的对话，才能完成“自我赋权”的过程，实现通过公共参与表达自我主张、影响公共事务的目标；从公共参与的核心来看，只有秉承“对话”的理念，公关参与才能成为促进民主的途径；从公关传播来看，参与公关传播就是参与对话传播的过程.因此，对话能力应该成为公关参与能力的核心问题！

利益关系辨识、传播关系的辨识以及对话能力，这三个公关素养的核心问题，是一种更高程度的批判性解读，也是一种更深层次的互动参与和一种更接近民主要求的素养.

通过上面批判性理解的知识观和公关参与的能力观，以及公关素养三个核心问题的分析，本研究提出：公关素养就是公众关于公共关系的知识和能力，具体来说，就是公众在理解层面，通过识别公关传播中利益的隐蔽性、方式的独白性，辨识其伪公共性，并在行动上，通过积极地参与意向、对话性的参与立场和对话性的表达方式，表达自身主张的能力.进而提出概念框架的假设模型（如图1）：公关知识维度强调具有识别公共关系“伪公共性”的知识，在传播内容层面，通过对隐藏的利益关系的追问辨识是否存在“伪公利性”；在传播过程层面，通过对传播关系的追问辨识是否存在“伪对话性”.公关参与维度强调愿意，并且能够以对话的立场和对话的表达在公关传播过程中表达自己的主张.

图1　公关素养概念框架假设模型

四、概念框架的测量与检验

在上述思辨性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公关素养概念框架假设模型之后，本研究进一步借助问卷调查，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对提出的公关素养概念框架假设模型进行检验.

（一）抽样

因为不对公关素养做总体性的描述和评价，旨在检验公关素养的概念框架，考虑到操作的便利性，本研究的实证检验对象主要以大学生为样本，借助问卷星调查平台，通过“滚雪球”的方式，历时半个月，共回收问卷411份.样本的基本分布情况见表2.

表2　被试样本分布情况

续表

所有的样本一分为二，205个用以做探索性因子分析，剩下的206个做验证性因子分析.

（二）测量

在相关文献研究和专家非正式访谈的基础上设计“公关素养”的自编量表，并于正式测试前在大学生中开展小规模的预测试，预测试回收有效问卷35份，通过鉴别度分析和信度分析对题项进行筛选和调整，形成正式问卷的量表.正式测试后，依据题项鉴别度和题总相关分析，对量表题项进行二次筛选以进一步优化量表，最后量表由15个题项组成，包括公关知识和公关参与两大维度.

测量公关知识的维度题项由6个问题组成：“王老吉为地震灾区捐款不仅仅是为了帮助灾区重建（L1）”；“有时候明星参加慈善晚会不仅仅是为了做慈善（L2）”；“农夫山泉‘你买一瓶水我捐一分钱’的活动是把销售目的与公益结合在一起（L3）”；“邀请哪些人参加新品发布会很多都是企业事先安排好的（L7）”；“有时候企业会利用巨额经济回报，如赞助、广告利润等，要求媒体封锁对自己不利的消息（L8）”；“很多时候，关于政府的媒体报道都是根据政府提供的材料来写的（L10）”.上述问题均采用五级量表，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这些问题的设计都围绕公关传播背后的权力-利益关系展开，观察受访者对公关传播是否做简单化的接受.

公关参与维度的测量题项有9个，包括对“政府关于抬高水价的听证会（L11）”“学校宿舍空调安装计划的讨论会（L12）”“学校优秀导师的投票评选（L13）”三个议题的公关活动的参与意向的考察（五级量表，1表示非常不愿意参加，5表示非常愿意参加）；以及“企业遭遇危机事件时，我们应该给当事企业说话的机会（L16）”“即使不能马上改变现状，参加‘低碳出行’的公益宣传也是有意义的（L19）”“即使物业公司不会马上采纳我们的建议，在住户调查时向物业公司反映问题也是有意义的（L20）”（五级量表，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在观点发生冲突时，我一般能用得体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L22）”“在网上转发消息之前我一般会先思考消息的真实性（L23）”“跟他人沟通时，我经常会换位思考（L26）”（五级量表，1表示非常不符合，5表示非常符合）.

（三）分析结果

选取205个样本，采用主成分法在SPSS17.0程序下对公关知识和公关参与两个子量表进行因子抽取.

公关知识的子量表以主成分法抽取2个初始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2个共同因子累计可解释总方差的64.787%，采用方差最大法进行旋转，得到旋转后的因子矩阵（如表3）：题项L1、L2、L3由第1个因子负载，L7、L8、L10由第2个因子负载，分别对应传播独白性辨识与利益隐蔽性辨识，所有题项的归属都与设想的一致.6个题项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752，因子“利益隐蔽性辨识”的3个题项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727，“传播独白性辨识”的3个题项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705.

表3　旋转成分矩阵a

公关参与的子量表以主成分法抽取3个初始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3个共同因子累计可解释总方差的65.598%.采用方差最大法进行旋转，得到旋转后的因子矩阵（如表4）：题项L11、L12、L13由第1个因子负载，L16、L19、L20由第2个因子负载，L22、L23、L26由第3个因子负载，分别对应参与意向、对话立场和理性表达，所有题项的归属都与设想的一致. 9个题项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744，因子“参与意向”的3个题项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758，“对话立场”的3个题项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745，“理性表达”的3个题项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653.

表4　旋转成分矩阵a

在以上探索性因子分析的基础上，采用极大似然法在AMOS18.0程序下对未参加探索性因子分析的206个样本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公关知识的二元结构模型、公关参与的三元结构模型以及公关素养概念模型的基本适配度、内在结构适配度以及整体模型适配度良好，没有违反模型辨认规则，模型内在质量良好，理论模型与实际数据可以拟合.经检验的公关知识模型、公关参与模型和公关素养的概念模型分别如图2、图3、图4.

图2　公关素养-知识层面概念模型

图3　公关素养-参与层面概念模型

图4　公关素养概念模型

五、结语

本研究属于公关素养这一新领域中的基础性概念研究，将公关素养聚焦于个体的公关知识与行为互动能力，采取实证研究路径，检验其结构维度.整个研究基于这样三个基本前提的确立：

第一，本文中公共关系的逻辑起点是公共领域中的利益表达，由此，将公共关系放在权力和利益的语境中.这一方面意味着公共关系批判性的理解视角，让公共关系背后的权力—利益关系浮出水面，公共关系从本质上说是权力博弈和利益较量的工具；另一方面意味着将公共关系回归到对话，强调通过沟通、协商而非对抗来解决利益冲突，实现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平衡.这样一来，公共关系背后利益关系的辨识，以及权力较量下的操纵关系的辨识，就成为对公共关系本质把握的关键.

第二，本文中的素养是赋权主义范式下的个人识读水平与社会互动能力，强调独立自主的批判性思维，以及为了实现目标采取行动的能力.这一范式中的个体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无权或者弱权的地位状况，通过积极参与实现在公共性问题上的主动性.从这个视角出发，公关素养的培养应该致力于探讨如何授之以渔、助人自助，如何让传统意义上处于信息和资源劣势地位的公众，通过积极的公关参与，影响公共关系中利益协商的过程和结果，促进资源不平等、传播权话语权不平等这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改变公共关系中“不对称”的状况和操纵的可能，进而实现民主沟通的理想.由此，在公共关系传播中积极、正确地表达自我主张的能力，应该成为公关素养的核心内容.

第三，本文中的公众不是魔弹论中毫无反抗力的散沙式的大众，也不是哈贝马斯判断的失去批判理性的文化消费者，而是民主社会中独立自主的权利主体.他们既能够对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权力系统保持基本的批判性态度，又具有公共性问题上传播权话语权的争取意识，因而在纷繁复杂的公关世界中，具有承载赋权使命的潜能.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将这种批判性思维和参与意识引向理性和有助于民主的方向.

总体来说，本研究认为公关素养是公众关于公共关系的知识和能力，具体来说，就是公众在理解层面，通过识别公关传播中利益的隐蔽性、方式的独白性，辨识其伪公共性，并在行动上，通过积极地参与意向、对话性的参与立场和对话性的表达方式，表达自身主张的能力.以此定义为基础操作化建构的公关素养概念模型，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中得到了验证.

当然，本研究的逻辑起点、理论框架以及之后的操作化过程可能都还有进一步讨论和检验的空间.由此而产生的不安与焦虑，只能在这样的解释中得到稍微地纾解，那就是：即使是经历了近一个世纪发展的媒介素养研究，时至今日仍然存在很多的分歧，霍布斯总结的七大争论仍然存在于媒介素养领域，但这并不影响媒介素养研究的不断深入和丰满，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些争论的存在才促进了媒介素养研究的累累硕果.所以本研究不奢望能为公关素养提出一个真理般的定义，事实上正如论文中曾经说过的，不同的视角和取向会将我们指引到素养问题的不同层面；更不奢望能一次穷尽公关素养的各个方面，因为公关素养不仅仅是一个概念，更是一个开放性的研究领域；但是本论文希望能真正开启公关素养这样一个已经呼之欲出的话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能够引起大家对公关素养的关注，哪怕抛出的是一块被大家质疑甚至攻击的石头，也是好的，它至少立起了一个靶子，而以此为开始的多元讨论，必然会帮助我们发现更多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这些问题将为今后的研究指引出更多的可能.

与此同时，本研究具有一个基本特征，即立足于公众，在个体层面进行.但是对公关素养的理论探讨，包括公关素养教育的社会运动，都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公众个体的微观层面.公关素养与公众个体有关，但也同样与公众所在的社会结构、所面对的专业组织都有很大的关系.本研究发生于个体的微观层面，但其与宏观社会之间的关联，也应该成为今后公关素养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传媒预警与突发事件数据库建设”【13AXW012】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Andersen，P.A.“When one cannot not Communicate：A Challenge to Motley’s Traditional Communication postulates”，Communication Studies，42，1991，pp.309～325.

［2］陈先红：《要重视公关素养的研究》，《国际公关》2012年第6期，第88～89页.

［3］陆晔等：《媒介素养：理念、认知、参与》，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4］［美］斯科特·卡特利普等：《公共关系教程》，明安香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87页.

［5］胡百精：《公共关系的“元理由”与对话范式》，《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12期，第11～16页.

［6］［美］斯科特·卡特利普等：《公共关系教程》，明安香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95页.

［7］单波：《评西方受众理论》，《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29～35页.

［8］［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229页.

［9］参见斯蒂芬·李特约翰等：《人类传播理论》，史安斌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53～254页.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Measurement of Public Relations Literacy：A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power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