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

北宋时，在宋朝与辽朝接壤的雄州（今河北雄县）容城县、归义县边境线上，存在着一段特殊的区域，叫作“两属地”，宋朝与辽朝政府都认为对它拥有主权与治权，有点类似于现代国际社会中的“共管地”——今天欧洲的雉岛，是法国与西班牙的共管地;摩泽尔河区域，是德国和卢森堡的共管地;而邻近北极圈的汉斯岛，则是丹麦与加拿大的共管地。许多政治学者都会赞赏说，欧洲国家设立共管地，体现出务实、理性、妥协的政治智慧。但他们对一千年前的宋辽“两属地”却甚少注意。

生活在宋辽“两属地”的居民，叫作“两属户”，有点类似于现代国家中那些具有双重国籍的人。当然，国籍是民族国家的概念，宋朝那时候，似乎还没有国籍的观念。不过，许多历史学者也相信，宋代中国已经发展出近代民族国家的雏形，在与辽朝的外交关系论述中，疆界、领土、国使、条约等概念已经清晰地出现。所以将“两属户”理解成具有双重国籍的居民，也不算荒谬。

北宋时代的“两属地”、“两属户”，其实是五代战乱的历史遗留问题。五代时，王朝频繁更替，割据政权并立，后晋向大辽割让燕云地区，容城、归义两县也在割让范围内。后周又收复容城县南境与归义县南境，并设立雄州，统辖容城、归义两县。赵宋立国后继承了这一政治遗产，在雄州拒马河与辽朝对峙。

辽朝也在拒马河之北重置归义、容城两县，侨借涿州新城为治所。于是在拒马河两岸出现了两个归义县、两个容城县。河北岸的容城县与归义县归辽朝实际控制，河南岸的容城县与归义县归宋朝实际控制。但双方都宣称对完整的容城县与归义县拥有主权，有点“燕云只有一个容城县、一个归义县;拒马河两岸同属容城、归义”的意思。

宋辽相互征伐多年，一方要北伐，收复燕云故土;一方要南征，抢回雄州失地，进而问鼎中原，各有胜负，相持不下，最后双方终于意识到和平的重要性，遂于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订立“澶渊之盟”，以拒马河为界，河之北疆土归辽朝，河之南疆土归宋朝。同时承认既成事实，将拒马河两边划为缓冲区，默认为“两属地”。南岸“两属地”的范围，大致为拒马河以南、雄州城以北宽约四十余里的狭长地带。北岸“两属地”的情况，由于史料匮乏，今人了解极有限，想来应该是涿州新城以南、拒马河以北的狭长地带。

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宋政府对拒马河南岸的“两属户”作出种种限制，比如禁止他们与辽人结婚;剥夺他们与赵氏宗室联姻的权利;不准他们私自出本州界，违者判处徒刑。辽政府对“两属户”的政策不详，想来应该差不多。

也许我们可以想象：“两属户”要缴纳双重赋税，服两份差役，人身自由又受到诸多限制，他们的生活状态一定很差劲吧？一定有许多人想努力摆脱“两属户”的身份吧？然而，事实与我们的想象恰恰相反，雄州“两属户”的生活条件相当不错，“两属户”人口也迅速增加——这说明很多人愿意成为“两属户”。

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两属地”的性质使得当地的政府与治理形成了一种比较奇特的竞争性。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宋徽宗时，雄州发生灾荒，“两属户”请求雄州政府蠲免税收，雄州政府没有答应。邻近的瀛州太守王汉之得知后，将雄州官员痛骂了一番：“雄州规小利，失大体。万一契丹蠲之，为朝廷羞。”这个故事透露出一个信息：宋政府与辽政府在“两属地”是暗暗较劲儿的——看谁对“两属户”表现得更优恤。“两属地”发生了灾荒，一方政府宣布蠲免赋税，另一方政府如果没有跟上，就会觉得羞耻，会让“两属户”失望，也会被对方政府取笑。

因此，宋辽政府对“两属地”居民的赈恤通常都是争先恐后的。如熙宁九年（1076年）三月，雄州政府向朝廷报告：“全属南与两属人户并缘边州军，累值灾伤，物价腾踊，民甚饥窘。乞拨军粮二三万石与常平谷，减价，以日计口数，粜与归信（宋境的归义县后更名为归信县）、容城两县全属南及两属人户。”朝廷立即批准了雄州政府的请求，下诏拨军粮三万石及常平仓储粮、封桩银给雄州政府支配，减价粜给容城县、归义县的全体居民，包括“全属南户”与“两属户”。

雄州“两属地”的政治竞争性，不单表现为两边政府竞相赈恤“两属户”，而且，当一边政府过度役使“两属户”，导致当地社会秩序受到破坏时，另一边的政府还会致函对方，表达抗议。如熙宁九年，辽朝政府在“两属地”的费家庄六村抽壮丁六十人，置弓箭手。雄州政府即“移文涿州诘问”。

还有一次，由于“辽人刺两属民为兵，民不堪其辱”，许多居民都弃家投奔雄州城，“有大姓举族南徙，慕而来者至二万”。当时的雄州太守张利一马上发粮赈恤难民，同时移牒诘问涿州。自此之后，辽人遂“不敢复刺”雄州“两属户”服兵役。

一千年前，宋辽两朝在订立和平协约之后，承认现状，将边境一部分地带划为“两属地”，由此形成了一种竞争性的治理秩序，这种竞争性的治理让“两属户”获益，因此“两属户”才会越来越多。宋人（当然也包括辽人）表现出来的政治智慧，我觉得不差于现代欧美国家在边境设立“共管地”的务实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