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懿

摘 要：汉高祖“求聘四皓”，是其晚年去武趋文的重要步骤，而这点为张良所利用、设计，让商山四皓介入易储事件，向汉高祖发动“攻心战”，从而保住了吕后之子刘盈的太子之位。

关键词：四皓 汉高祖 太子 张良

中图分类号：K2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5）03-45-49

与汉初“布衣将相”的草莽风格形成鲜明对比，“商山四皓”以其遁世脱俗的隐逸风度和拱卫储君的传奇事迹，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后世诗文中的常用典故。因此，学界对“商山四皓”的相关研究，往往集中于文学题材和社会风俗方面的考析，其在汉初政治史上的作用和影响反而较少关注〔1〕。其实，散见于《史记》、《前汉纪》、《汉书》等典籍间的“商山四皓”事迹无一不与汉初政局密切相关，而且反映出了汉高祖易储事件之实状。

一、高祖易储之始末

汉高祖刘邦十分宠爱戚姬、刘如意母子，乃至于萌生易储之心。可是，太子刘盈，即后来的汉惠帝，其母是高祖吕后。吕后强请“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出谋划策，礼聘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等四人出山辅佐太子，于是“太子得以为重，遂用自安”〔2〕。若要深入考察这一段四皓拱卫储君的相关史事，首先需厘清的是高祖易储的前后始末。

汉高祖欲废立太子自是酝酿许久，正式提出则有两次。第一次是汉高祖在廷议之上提出要废黜刘盈、更立如意为太子，遭致大臣们的反对，其中御史大夫周昌不顾自己的口吃毛病，耿直进谏，言辞激烈，最终汉高祖莞尔作罢。关于这一次易储事件的发生时间，史籍记载存有分歧。《前汉纪》载：“十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燕王、荆王、楚王、齐王、长沙王来朝。夏五月，太上皇崩。秋七月癸卯，太上皇葬于万年。八月，令诸侯王皆立太上皇庙于国都。上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如意。群臣争之，不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固争之，上问其状。”〔3〕明确地将第一次易储事件置于高祖十年（公元前197）之列。

可是，据《史记·张丞相列传》载：“周昌廷争之强，上问其说，……是后戚姬子如意为赵王，年十岁。”其中“是后”指的是周昌廷争之后，高祖九年（公元前198）春正月，原来的赵王张敖被贬黜为宣平侯，代王刘如意更封为赵王，如此第一次易储事件就应该发生在九年春正月前夕。按汉高祖因征讨韩王信，八年十二月方才回转长安，此后八年三月至九月〔4〕、九年十二月至二月期间，又皆“行如洛阳”〔5〕，那么汉高祖要在长安廷议〔6〕之上宣布废立太子，当是在两次巡幸洛阳之间，即九年冬十月、十一月这两个月之内。另外，在第一次易储事件平息以后，汉高祖“为赵王（如意）置贵强相”〔7〕，御史大夫周昌于九年出任赵相〔8〕，这也有力地驳斥了高祖十年廷议易储的说法，进一步证明了高祖九年的可信度。

第二次易储事件发生于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当时汉高祖刚刚平定黥布回转长安，“疾益甚，愈欲易太子”〔9〕。于是方有吕后强请张良谋划，四皓出山赴宴，杯酒之间便让高祖回心转意的故事发生。《史记·吕后本纪》曰：

后乃使建成侯吕泽劫留侯，……留侯曰：“此难以口舌争也。顾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诚能无爱金玉璧帛，令太子为书，卑辞安车，因使辩士固请，宜来。来，以为客，时时从入朝，令上见之，则必异而问之。问之，上知此四人贤，则一助也。”于是吕后令吕泽使人奉太子书，卑辞厚礼，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

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吕后的两位兄长因功封侯，其中吕泽为周吕侯，吕释之为建成侯。据《史记·吕后本纪》载：“长兄周吕侯死事，封其子吕台为郦侯。”及《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曰：“九年，（吕泽）子台封郦侯。”可知九年时吕泽业已去世，故辅助吕后劫持张良、聘请四皓的当是吕释之。

张良为吕后所作之谋划，包含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倾尽全力地聘请四皓出山，其理由是“上高此四人”；第二个步骤是四皓出山之后，将以太子宾客的身份入朝面君，汉高祖“知此四人贤，则一助也”。由此引人深思的是，究竟是何缘由会让汉高祖“高此四人”？所谓“上知此四人贤，则一助也”又当作何理解？关于这两个问题，下文将分别展开讨论。

二、“求聘四皓”之缘由

《汉书·外戚恩泽侯表》序曰：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必兴灭继绝，修废举逸，然后天下归仁，四方之政行焉。传称武王克殷，追存贤圣，至乎不及下车。世代虽殊，其揆一也。高帝拨乱诛暴，庶事草创，日不暇给，然犹修祀六国，求聘四皓，过魏则宠无忌之墓，适赵则封乐毅之后。

上引第一句，唐代学者颜师古注解道：“《论语》孔子陈帝王之法云：‘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人归心焉。故此序引之也。”〔10〕班固、颜师古皆为儒家学者，经典习用自不必说，可是刘邦素来憎恶儒生，骂儒溺冠的名声在外，那么其“修祀六国”、“求聘四皓”、“封乐毅之后”等一系列的举动，就不应该简单地理解为“兴灭继绝”、“举逸民”之类的礼治教化了。

“修祀六国”指的是高祖十二年十二月，刘邦在平定了陈豨叛乱之后，回转长安下诏曰：“秦始皇帝、楚隐王陈涉、魏安釐王、齐湣王、赵悼襄王，皆绝无后，予守冢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无忌五家。”与之并行的是赦免了“代地吏民为陈豨、赵利所劫掠者”〔11〕。“封乐毅之后”发生于高祖十年，与之并行的还有封赵地四壮士为千户侯。当时陈豨占据赵、代之地发动叛乱，刘邦亲征却“羽檄征天下兵，未有至者”，为了让邯郸驻兵响应平叛，才有了这类“慰赵子弟”之举〔12〕。由此我们可以获知两点信息，一是汉高祖“修祀六国”及“封乐毅之后”，皆发生于其执政末期。二是这两项“兴灭继绝”的举措，都与赵代之地和陈豨叛乱有关。

刘邦之所以能在楚汉之争中获胜，拉拢各地武装力量结成反楚联盟是主要原因之一。待到项羽败亡后，刘邦于高祖五年（公元前202）称帝，便因此分封了许多诸侯王，其中有齐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韩王信、燕王臧荼、赵王张耳等异姓王七人，雄踞一方，具有很强的独立性，严重地影响到了西汉的中央集权。于是，历史上就出现了汉高祖剪灭异姓王的一幕。从刘邦称帝前夕“驰入齐王信壁，夺其军”，〔13〕将韩信改封为楚王开始，到十二年其去世的在位期间，几乎年年都有针对异姓王的徙封、贬爵和平叛。伴随其中的还有六国贵族的复辟，如高祖七年冬十月，汉高祖击走韩王信，其将曼丘臣、王黄便与匈奴“共立故赵后赵利为王，收信散兵，与匈奴共距汉”。〔14〕高祖十年，陈豨与曼丘臣、王黄等人一起举兵反汉，一直持续到十二年冬才被汉军彻底歼灭。由此看来，陈豨叛乱亦是汉高祖剪除异姓王的一部分，那么“修祀六国”及“封乐毅之后”便是配合武力征讨而实施的“安抚”之举了。endprint

汉高祖在剪除异姓王的最后阶段，之所以会有“修祀六国”、“封乐毅之后”之类的软手段，则与其晚年去武趋文的方略转变大有关联。

汉高祖自诩为马上皇帝，汉初功臣受封王侯也是以军功作为主要标准，故而朝中普遍崇尚“武功”，例如高祖五年，在安排所封列侯位次的时候，群臣就都认为：“平阳侯曹参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15〕尚武自然导致轻文，诸家学派的有识之士一度遭到排斥和压抑，如叔孙通曾为秦朝博士，本着儒服，因汉高祖厌恶，被迫依照楚人风俗，“变其服，服短衣”。〔16〕

然而，尔虞我诈、血腥残忍的秦末动乱时代，养成了汉高祖“明达，好谋能听”〔17〕的性格。因此，虽然受个人修养的局限，他难以自觉地运用诸家学说为自家帝国服务，但是如同空杯子理论一般，也容易接受各类有益于己的献策。就像他讨厌儒生，主要是不喜欢其不务实际的空谈，若是颇有助益，也欣然任用。楚汉对峙之际，儒生郦食其倚仗口才伶俐，“常为说客，驰使诸侯”，〔18〕在外交上为高祖争取了不少利益，故而受到重用，获封为广野君。还有前面提及的叔孙通，他在对楚作战中只字不提儒家的仁政学说，反而经常举荐盗寇出身的勇壮之士，由此得到认可，重任博士一职，并封为稷嗣君。

随着汉朝的建立，汉高祖实现了从一方诸侯到天下共主的角色转变，所需所求自是大为不同。肇基之后如何维系，促使他反思起届时的治国方式。

陆贾原先与郦食其一样，是以说客辩士的身份追随汉高祖左右的儒生，后于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五月出使南越，敕封赵佗为王。陆贾出使南越归来，便被汉高祖下令“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19〕且著成之后备受推崇，钦赐书名为“新语”。

在《新语》之中，陆贾通过描述古今诸国的兴亡成败，表达了自己“以武得之、以文守之”的治国主张，如《无为》篇即是批判秦朝亡国于“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来阐发“无为而不为之旨”。〔20〕而汉高祖对这些观点赞赏有加，反映出其执政晚年，面对异姓王势力日薄西山，和亲让北方匈奴暂缓兵事，南越赵佗也表示臣服，汉王朝统治秩序渐趋稳定的局面，已经从“开创”的努力阶段过渡到了“守成”的探索时期，萌生出由“武功”向“文治”转变的想法。

与“修祀六国”、“封乐毅之后”一样，“求聘四皓”亦是汉高祖晚年去武趋文的一大表现。既然汉高祖欲以“文治”守备天下，就需要往尚武轻文的朝廷里引进大量如陆贾、叔孙通那样的饱学之士。四皓即是这类人才中的佼佼者，理由有以下几点：

首先，四皓年长，拥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据《史记·留侯世家》载，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等四人于十二年面见汉高祖时“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如此就年龄而言，四皓是刘邦父辈一代的人物。那么自其壮年开始，就亲身经历了秦灭六国、二世覆亡、楚汉之争等一系列重大历史变故。

其次，四皓通晓政事，具有渊博的学识。十一年，淮南王黥布反叛，汉高祖因为生病，想派太子刘盈率军平乱。对此，四皓清楚地认识到其中的危机，即太子将兵有功无益于己、无功则惹祸上身的两难境地。并且还进一步指出，跟随太子平乱的将领，都是与汉高祖一起平定天下的“枭将”，太子率领他们出征，无异于“使羊将狼”，〔21〕必然无功而返。

除了对朝中局势洞若观火，四皓对戚姬、赵王如意得宠的讨论也是鞭辟入里。他们引用“母爱者子抱”这一出自《韩非子·备内》的典故，切中要害地揭示了汉高祖“以爱欲易太子”〔22〕的真相，可见其对宫廷斗争亦十分熟悉。据《陈留耆旧传》载：“圈公为秦博士，避地南山，惠太子以为司徒。”〔23〕圈公即东园公，从以上表现来看，其出仕秦朝、担任“掌通古今”〔24〕博士一职的说法颇具可信度。

第三，四皓是秦地士人里的代表性人物。四皓并非来自同一区域，《史记索隐》引《陈留志》曰：“园公姓唐，字宣明，居园中，因以为号。夏黄公姓崔名广，字少通，齐人，隐居夏里修道，故号曰夏黄公。甪里先生河内轵人，太伯之后，姓周名术，字元道，京师号曰霸上先生，一曰甪里先生。”〔25〕而四个籍贯不一的士人之所以会一同“当秦之世，避而入商洛深山”，〔26〕很有可能就是四人原本入仕秦朝，因朝局动乱而被迫隐居在商洛深山之中，这点从东园公担任秦博士的事迹来看，是说得通的。

据《吴郡志·人物门》载：“前汉甪里先生，吴人，《史记正义》引周树《洞历》云：‘姓周，名术，字元道，太伯之后。汉高帝时于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俱出，定太子，号四皓。《史记正义》云：‘甪里先生，一号霸上先生。又云：‘今太湖中洞庭山西南，中有禄里村是。”〔27〕此处谓甪里先生为吴郡人，其它信息则与《陈留志》所记大致相同。经清代学者钱大昕考证，是“《史记正义》失传，宋人合索隐、正义两书散入正文之下，妄加删削”〔28〕所致。如此，甪里先生虽在籍贯上存有争议，但关于“霸上先生”的记载无误。霸上即灞上，“在长安东三十里”，〔29〕是著名历史事件“鸿门宴”的发生地。甪里先生“号曰霸上先生”，可见其在秦地的名望极高。四皓由于长期隐居于关中的商洛深山里，已然融入秦地士人群体之中。汉高祖“承秦立汉”，在建立汉朝的过程中除了据秦之地、承秦之制外，还有用秦之人〔30〕，而四皓作为秦地声名显赫的士人代表，无怪乎会“上高此四人”了。

三、“四皓”的“一助”效用

不可否认，《史记》里关于大臣固争未能消除高祖易储之意，四皓杯酒之间遂定太子之位的记载，容易引起质疑。如司马光《通鉴考异》就认为，四皓拱卫太子的事迹是“辩士欲夸大四叟之事，故云然，……凡此之类，皆非事实。司马迁好奇，多爱而采之。”〔31〕那么，我们该如何允当地评论易储事件中商山四皓的角色作用呢？

司马迁对四皓拱卫储君的事迹着以重墨，是与其撰写宗旨有关。《史记·太史公自序》曰：“运筹帷幄之中，制胜于无形。子房计谋其事，无知名，无勇功，图难于易，为大于细。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如此，从张良的角度来看，四皓拱卫储君实为其精心策划的一次攻心计。汉初三杰之中，唯有以智谋著称的张良出身于六国贵族，熟悉诡谲残酷的宫廷斗争。他深知废立太子一事“难以口舌争”，又洞悉高祖晚年的统治方略之转向，便因时制宜地设计了这么一出“山人劝酒”的戏码。endprint

汉高祖欲行废立之事，主要是基于个人“爱欲”，这既有对少妻幼子的宠爱，也有对太子刘盈“为人仁弱”、“不类我”〔32〕的失望。于是，继九年废立太子未果后，虽时隔三年有余，汉高祖仍于重病之际重提旧事，似有垂死一搏之意。然而，作为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汉高祖对此举是思绪混乱、犹豫不决的。自从再提易储，他一会儿听信旁人进谗，认为身为吕后妹夫的大将樊哙会对如意母子不利，便不顾其正率军征讨卢绾，临阵罢将也要让陈平前往将之羁押回京，一会儿又在太傅叔孙通以古鉴今的死谏之下假意应允，“犹欲易之”〔33〕。如此雷厉风行与敷衍搪塞的两类举止，形成鲜明对比。

就在汉高祖左右彷徨、难下决断的时候，四皓突然以太子门客的身份出现在汉高祖面前，不啻是一记重磅，改变了他的心理平秤。要知道四皓作为秦地士人代表，将其聘任辟用，是汉高祖晚年去武趋文的重要步骤，但受轻士名声和频繁战事所累，一直未能实现。汉高祖自己没有做到的事，却被素受轻视的太子达成了。于是宴席之上，面对四皓劝酒，汉高祖除了大惊之外，还有的便是对太子能力的改观乃至认可。《古文苑》录有汉高祖《手敕太子》一文，曰：“吾遭乱世，当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洎践祚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群臣咸称汝友四皓，吾所不能致，而为汝来，为可任大事也。今定汝为嗣。”〔34〕从中可以看到汉高祖晚年修文治学的转变，同时还揭露出“四皓”之于太子，其实是“可任大事”的证明，汉高祖对戚姬说太子“羽翼已成，难动矣”，〔35〕亦当作如是观。

综上所述，“四皓”在易储事件中的角色，犹如“四面楚歌”中的“楚歌”一般，所谓的“一助”效用，亦为上善伐谋的攻心之术。

参考文献：

〔1〕目前所见论文有：蒋波、朱战威：《商山四皓汉初事迹述论》，《商洛学院学报》，2010年第一期，该文将“四皓”拒绝征聘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汉高祖没有像太子那样采取实际行动打消其心理顾虑，并认为“四皓”拥立太子的行为是值得肯定的。蔡丹、郭小楠：《刘邦废太子事件发微》，《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一期，该文认为在汉高祖废太子事件中，“商山四皓”是吕氏家族和以张良为代表的功臣集团为显示其实力，让高祖知难而退而打出来的招牌。

〔2〕《汉书》卷七十二《王贡两龚鲍传》序，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056页。

〔3〕〔东汉〕东汉荀悦撰，张烈点校：《两汉纪》上册《汉纪》，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9页。

〔4〕太初历颁行（公元前103）之前，西汉是以十月为岁首的。

〔5〕《汉书》卷二《高祖纪下》，第65-66页。

〔6〕《史记》卷九《吕后本纪》：“戚姬幸，常从上之关东，……吕后年长，常留守。”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95页。按周昌向汉高祖进谏时，吕后“侧耳于东厢听”（《史记》卷九十六《张丞相列传》，第2677页），可知廷议地点为吕后留守之京师长安。

〔7〕《史记》卷九十六《张丞相列传》，第2678页。

〔8〕《史记》卷二十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1121页。

〔9〕〔21〕〔33〕《史记》卷五十五《留侯世家》，第2046页。

〔10〕《汉书》卷十八《外戚恩泽侯表》，第677页。

〔11〕《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391页。《汉书》卷2《高祖纪下》谓“赵及魏公子无忌各五家”，其余则大致相同，见第76页。

〔12〕《汉书》卷二《高祖纪下》，第69页。

〔13〕《汉书》卷二《高祖纪下》，第50页。

〔14〕《汉书》卷二《高祖纪下》，第63页。

〔15〕《史记》卷五十三《萧相国世家》，第2015页。

〔16〕《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第2721页。

〔17〕《汉书》卷二《高祖纪下》，第80页。

〔18〕《史记》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第2693页。

〔19〕《史记》卷九十七《俪生陆贾列传》，第2699页。

〔20〕王利器撰：《新语校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71、68页。

〔22〕〔25〕《史记》卷五十五《留侯世家》，第2045页。

〔23〕〔宋〕洪适撰：《隶释》卷十六《四老神坐、神祚机》，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9页下栏。

〔24〕《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第726页。

〔26〕《汉书》卷七十二《王贡两龚鲍传》序，第3056页。

〔27〕〔宋〕范成大：《吴郡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01页。

〔28〕〔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109页。

〔29〕《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裴骃《集解》引“应劭曰”，第276页。

〔30〕 关于刘邦“承秦立汉”的讨论，详见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8-66页。

〔31〕《资治通鉴》卷十二，汉高帝十一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400页。

〔32〕《史记》卷九《吕后本纪》，第395页。

〔34〕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31页上栏。关于《手勅太子》之真实性的考证，请参见姚军：《古文苑所收<汉高祖手勅太子>考论》，《求索》2013年第六期，第70-72页。

〔35〕《史记》卷五十五《留侯世家》，第2047页。

Shangshan Si Hao and Politics during the early Han Dynasty

YANG Y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History Shang Hai 200241）

Abstract： Han Gaozu recruited Shangshan Si Hao，which was an important step of the country strategy of transformation. It was made good use by Zhang Liang， he launched the“psychological warfare” to the Han Gaozu， and finally kept Liu Ying s Crown for the prince status.

Key words： Si Hao；Han Gaozu；Crown prince；Zhang Liang

责任编辑：张 翔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