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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新闻人的梁启超，素有舆论界骄子之称。在他56年的人生中，有长达27年的新闻实践。他亲自创办、协助和支持过的报刊有29家。他的新闻理念主要解决了十个方面的问题，今天仍然有可以借鉴的地方。

关键词：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新闻人；梁启超的新闻理念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和新闻工作者，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之一，国内外研究他的著述、论文可谓汗牛充栋。

然而，作为新闻人的梁启超，素有舆论界骄子之称。在他56年（1873-1929）的人生中，就有长达27年（1895年—1922年）的新闻实践。他亲自创办、协助和支持过的报刊就有29家。他的新闻理念，大体解决了十方面的问题，今天仍然有可以借鉴的地方。

新闻的使命。梁启超在《〈时报〉发刊例》中，提出了“论说”四条、“纪事”五条。“论说”四条：“公”、“要”、“周”、“适”。“公”，就是要以社会利益为重，不附于一党之见；“要”，就是要拣“一国一群之大问题”，不能用小事来误导读者；“周”，就是要分清主次；“适”，就是内容要适合中国国情。纪事五条：“博”、“速”、“确”、“真”、“正”。“博”，就是广博；“速”，就是讲求时效；“确”即准确；“真”，就是真实；“正”即正直。以上内容，基本诠释了新闻的时效、广泛、客观、公正等使命。

为谁办报刊。梁启超说：“有一人之报，有一党之报，有一国之报，有世界之报。以一人或一公司之利为目的者，一人之报也；以一党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党之报也；以国家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国之报也；以全世界人类之利益为目的者，世界之报也。”

报刊的宗旨。梁启超为《时务报》所定的办报宗旨：一是“广译五洲近事”，即报道世界形势；二是“详录各省新政”，即报道全国各地实施的“新法”；三是“博搜交涉要案”，使读者“奋励新学，思洗前耻”；四是“旁载政治学艺要书”，使读者懂得学习的趋势、内容和方法……

报刊的职责。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第一期发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他认为国家的强弱，取决于内外上下是通是塞。中国落后受侮，原因在于上下内外不通。他将报纸的作用概括为“去塞求通”。梁启超认为，一张好的报纸，“一曰宗旨定而高，二曰思想新而正，三曰材料富而当，四曰报事确而速”。

1902年10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7期上发表了《敬告我同业诸君》。文中阐述：“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

关于“耳目喉舌”。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还写道：“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起天下废疾者，则报馆之谓也。”报纸是“耳目喉舌”，首创者当是梁启超。

关于新闻文风。梁启超所处的时代，文章多为文言文。在诸多报人固守“之乎者也”时，他打破陈规，采用通俗自由的新文体，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启超素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致不检束，学者竟效之，号为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启超的文章浅显易懂，便于读者理解，并坚持以情动人。他的新闻实践，近乎现在倡导的“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黄遵宪曾评价梁启超说：“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由此可见新民体的魅力。

关于舆论监督。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梁启超呼吁朝廷允许报刊“上自朝廷之措施，下及闾阎之善恶，耳闻目见，莫不兼收并论”。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中，梁启超提出了具体的监督方法：“抑所谓监督之者，宜务其大者远者，勿务其小者近者。”就是说，监督对象必须舍小取大。梁启超敢说敢为。他在《京报》发表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就是批评袁世凯的杰作。这篇文章还没有公开发表，袁世凯就派人带着20万元银票，去贿赂梁启超，为梁启超断然拒绝。

关于报刊“独立”。梁启超认为：经济独立乃报刊独立的保证。他说：“凡办报者于营业收入以外，别求不可告人之收入，则其报馆不得自存……无论受何方面金钱之补助，自然要受该方面势力支配，最少亦受牵掣。吾侪确认现在之中国，势力即罪恶。任受何方面势力之支配或牵掣，即与罪恶为邻。”又说，“无论经费若何困难，（我）终不肯与势力家发生一文钱之关系。”“强学会”刊物《中外纪闻》盛名京城时，李鸿章要求捐赠白银两千两加入“强学会”。康有为和梁启超预防“得了人家的笔软”，拒绝了李鸿章的入会和捐资。

何为“新闻自由”。1901年，梁启超在《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一文中说：“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为一切自由之保障。”不过，梁启超认为，自由可分为“文明人”的自由和“野蛮人”的自由，两者的区别是有无受到制裁：“无制裁之自由，群之贼也；有制裁之自由，群之宝也。”就是说，新闻自由是自由和制裁的统一。报人在享受自由权利时，必须对社会承担义务；一切报道，必须在服从制裁的前提下进行，“服从之点有三：一曰服从公理，二曰服从本群所自定之法律，三曰服从多数之决议。”只有服从社会公理，服从社会法律规范与群体的整体利益，才是真自由。

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1910年2月，《国风报》（旬刊）在上海创刊出版。梁启超在《国风报叙例》中，阐述了办报的“五本”、“八德”。“五本”：“一曰常识”，应当具备丰富的知识；“二曰真诚”，要以真诚的态度发表意见；“三曰直道”，必须不畏强权；“四曰公心”，不能怀有党派偏见；“五曰节制”，不要狂热炒作。“八德”：“一曰忠告”，无论对政府还是国民，都不能偏袒；“二曰向导”，政府、国民兼而俱之；“三曰浸润”，以和风细雨的方式宣传；“四曰强聒”，不能因为对象一时不能接受自己的观点而放弃；“五曰见大”，新闻舆论的对象要有所选择，分清先后主次；“六曰主一”，形式可多样，但要围绕一大主旨；“七曰旁通”，广泛收集各种资料，帮助民众形成正确的判断；“八曰下逮”：采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便于受众接受。“五本”、“八德”，是一套比较完整的职业道德要点。

梁启超还提出了报刊宣传的两种方法：“浸润”法、“骇”（煽动）法。“浸润”法就是让读者耳濡目染；“骇”法就是“故作惊人之语，造极端之诃”。后一种方法由于过分夸张，往往会使文章失去了准确性，不利于新闻报道。

由上可见，梁启超的新闻思想闪烁着时代的光芒。对于政党办报、舆论健全、以及新闻工作者的素质培养等问题，梁启超的新闻观点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当然，在回顾时，我们需要保持辩证的态度，学习其中符合时代的先进的新闻理念，以达到促进当今新闻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戈公振著，《中国报学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

[2]吴其昌著，《梁启超传》，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年版。

[3]孟祥才著，《梁启超传》，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

[4]谷长岭、俞家庆编，《中国新闻事业史》，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5]方汉奇、丁淦林、黄瑚、薛飞著，《中国新闻传播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6]（美）勒文森著，《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刘伟等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