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婧婉

摘 要：“新闻学”这一名词并不是中国文化背景中自然滋生出来的，而是在启蒙时期和辛亥革命后从欧美引进的。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启蒙时期，由于新闻业太过专注于报纸的政治实用价值，将其作为纯粹的政治宣传工具，新闻学被紧紧地桎梏在想象力缺失的政治空间。因此，中国新闻学感染的想像力缺失、理性与创造性匮乏、视野狭窄、感染力不足和开拓方向不明确的疟疾似乎是可以归结于先天不足。

关键词：新闻学；想象力；缺乏；成因

1 引言

北京奥运会的时候，一群体育摄影师挤在一个平台上，用着同样的角度对准菲尔普斯。对于新闻人士来说，这样的场景无疑是惊悚的。惊悚之处就在于这些媒体有着昂贵的摄像机和一群才华横溢的摄像师等资源，却只拍摄几张大同小异的新闻照片。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发布的《后工业时代的新闻业》中这样评价道“这是荒谬的甚至是有害的”[1]。

对于这样的评价我是赞成的。这个场景不正是对我国新闻行业现状最真实的注脚：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同样的平台上压榨同样的资源，最后换来千篇一律的结果。不可想象的是，在社交网络发达的今天，观众甚至菲尔普斯都能拍摄到同样的照片，然后将其上传到社交网站上，于是有人会问，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新闻行业存在的价值在哪，我国新闻行业发展的方向在哪。

2 新闻学内涵

从传统意义上来讲，新闻是对社会生活、政治、经济、文化的及时报道[2]。简单说来，新闻学就是研究新闻的社会学科。如此说来，新闻学跟社会学倒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社会学的想象力》是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一部批判传统学科抽象和僵化界限的著作。在本书中，他强调“社会学想像力”的重要。与其他追求“理论的诠释力”的学者相比较，他所提出的“理论的想像力”承载着更加丰富的内涵。毫不夸张地说，它是一种独特的心智体验，这种体验能够帮助人们超越内心的桎梏。利用好这种社会的想象力，能增加信息的理性感染力，更能让人们看清世事。同时，它还有转变和迁移视线的能力。它有效地帮助人们从单一地涵盖整体信息的交流到纯粹的个人化感受，使得人们能清楚地认识到个人在信息交流和传递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显然，理论对现实的诠释力度在社会想象力中不仅能完美呈现，而且还展现着人们理论创造的精神空间。由于新闻学与社会学相近的理论机制，这种存在于社会学中理论和现实的转换，理论对现实的想象，无疑对新闻学也是有效的。

从这个观点出发，我国新闻学的现状：想象力不足、理性和创造力匮乏、感染力不足都是有迹可循的。所以，在国外的同行看来，中国的新闻报道不过是各色各样的媒体在狭小的定义范围内装饰出来的对时事缺乏理性创造力的报道。中国的新闻学无非就是将媒体装饰出来的学术话语简化为意识形态话语，让人似懂非懂。综上所诉，中国新闻学已经被禁锢在了僵化和古板的密室中。

3 我国新闻学想象力缺失的历史渊源

1.启蒙时期自由与局限共存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新闻学在启蒙时期的准备虽然谈不上充分，但也是有那么一些的。在奋发求变，发愤图强和变革救国的洋流冲击下，像王韬、梁启超这样有着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走上了一条开辟新的政治环境，救亡图存，强国富民的新道路。报业也在这种思潮中发展起来。越来越多的人通过阅读报纸来了解国事，掌握国家动态。越来越多的学者文人撰写文章，各抒己见，以推动国家的创新和发展。

而对于当时的新闻业来说，与这种‘变革思潮并驾齐驱，开辟一条把“新闻学引向人类精神交往的广阔时空”的可能途径，便成了先进学者们的目标。大批维新新闻人士在撰写的文章时就明确地指出了报业的发展方向。他们认为应该把国家的发展和报业的兴起联系起来，把新闻传播的范围和新闻传播的方向联系起来，把新闻传播的路径和保障新闻传播的效果联系起来.....但最根本的是，他们认为新闻的传播和发展都应该是自由的。

王韬和梁启超便是维新派新闻人士中的代表人物。王韬更是第一位在中国提出新闻自由的学者。他认为报纸要“指陈时事，无所忌讳”，“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所以他一再呼吁清政府放宽言禁，允许民间办报。梁启超早期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兴民权”是报纸的一大功能，他认为，“自由者，权利之表证也”[3]。 可以看出，新闻学想象力已经初步地展现了出来。《中国报学史》的历史分析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的新闻自由思想始于这个时期。

然而可惜的是，当时的报业人士在时政的影响下，太过在意报纸所具备的政治实用价值，太过强调报纸必须要为政治服务，创办报纸只是作为政治舆论宣传的手段。这样功利性的目的直接限制了中国新闻学想象空间的扩展，使得新闻学想象力在接下来较长的时间里被遏制，甚至成了新闻学想象力长期缺乏的原因之一。

2.辛亥革命以后“术业专攻”

辛亥革命以后，我国逐渐开放了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新闻开始充当民众舆论监督的角色。在这期间涌现了大量出色的新闻人士。辛亥革命带来的开放、民主、自由的社会环境给予诸如徐宝璜、邵飘萍、戈公振、任白涛等人将报纸和新闻融入世界这样一个大的体系中加以考察的历史平台。他们也关注新闻与政治的关系。但是，强调新闻超越阶级和党派、服务于公众的职业使命使得他们的新闻理念更易被大众接受。

然而，在后人的眼光看来，当时的新闻学依旧缺少宽阔的学术视野。“新闻业之对象，即为极复杂之全社会”， 徐宝璜的评价似乎说明新闻学不仅在政治空间定义了维度，更是在社会各学科中找准了精神拓展方向。然而并非是这样的，在这条看似渐入佳境的路上，新闻学因为先天不足，后天营养不良的原因，逐渐遗失了该有的想象力。

3 我国新闻学想象力缺失的成因

1.先天不足

“新闻学”这一名词并不是中国文化背景中自然滋生出来的，而是由欧美引进的。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民众无法真正把握和平衡新闻自由和民族政治间相互存在的关系，也就无法真正懂得民众、自由、新闻三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担当。

显然，在西方文化里，从新闻中体现出来的自由便成了我国新闻学中的盲点。因此，这种文化背景严重束缚了新闻人士在从事新闻工作时理性想象的空间。显而易见，少了新闻自由的逻辑，新闻学在对新闻进行研究时怎么可能展开理论想像的翅膀，开拓更加广阔的想象空间？新闻学缺少内在的理论底蕴，就像人缺少骨架，只剩一滩扶不起的血肉。

2.研究表象化

民国以后，报纸的企业化已经成为我国新闻行业的一大特点，但针对这一想象的研究可以说是相当肤浅的。5000年来，传统的农耕经济已经在我国这篇沃土上扎根发芽，甚至是开花结果。习惯自给自足，实用勤劳的中国人逐渐缺失了想象和创造的能力。于是，在缺乏对西方自由经济概念的了解的背景下，国民也就难以切入对报业经济的理性探讨；更加糟糕的是，一些学者在进行新闻研究时对报纸商业化的批评又常常因为各种原因陷入表像化和情绪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新闻学发展滞留和退后的原因。于是，在中国新闻学领域里，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和明显缺乏个人主义的陶冶，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常常用集体主义的理念消解个体的新闻传播权，用公共兴趣取代个人的参与和互动，使得新闻学难以透视现代人的新闻需要[3]。

3.纯粹的经验描述

必须注意的是，新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然而大多数学者在研究新闻学的时候并没有按照在研究社会科学所遵循的规范对新闻学进行理论探究，而是将自我经验强加在新闻学研究上，然后程序性地作出纯经验化的表述。大多数关于新闻学的研究就仅仅停留在自我经验理论陈述的水平上。这样，新闻学想要成为描述普遍的新闻传播知识就变得困难起来。于是，这种仅仅依靠经验描述和单向的理论与观念流向在新闻学研究中形成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新闻学缺乏理性想象力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于此。这同样也是抑制新闻学在现代政治的想象空间的源头之一。

4 结语

新闻学作为社会科学发展至今一直面临着想象力缺失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个滞留已久的问题还需要新闻人士和研究学者持之以恒的努力。作为新闻人士，需要更加理性地想象，新闻学才能不再显得抽象和僵化；更需要全面的分析和理性的想象，新闻学才能摆脱僵化和想象力缺失的漩涡。与其它人文社会学科一样，新闻学在对新闻的研究上决不能固化并且必须充分利用好理论想象力在新闻学研究上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方汉奇： 《中国新闻传播史》[M]：中国人民大学，2003年版

[2]米尔斯：《社会学的想像力》[M]：北京三联书店，2001

[3]单波：重建新闻客观性原理[J]：现代传播，199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