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岚芳

摘 要：《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是邓小平就党和国家领导制度问题所做的讲话。这篇讲话抓住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体制中五大弊端，并针对这些弊端，发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呼声。无论在当时还是现今，这篇讲话都足以让人振聋发聩，其中蕴含的关于党的建设的宝贵思想，值得深入挖掘和学习。

关键词：邓小平；党和国家；党建思想

中图分类号：D26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4-0007-02

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大决策。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力，经济领域已经开始改革并取得一些成效。然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导致经济体制改革无法继续向前推进。在这种形式下，政治体制就不得不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而改革，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相应的配套服务。邓小平在分析我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弊病和原因时，给出革除弊病的良策，并指出衡量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三个方面的标准。很显然，开展这些举措与达到这些标准实际上就蕴含着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思想。

一、畅通领导干部进退渠道，加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

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是党的正确路线得以贯彻执行的一大关键因素。干部队伍建设的重点就是把优秀的中青年干部聚集到党的各级组织中，发挥他们在各级岗位上的先进作用。邓小平非常重视选拔、使用优秀中青年干部，他认为能否解决好新老干部交替的问题，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正确领导的连续性、稳定性。心急如焚的邓小平喊出干部提拔太慢“也要误现代化建设的大事”[1]。然而当时党内提拔优秀的人才困难重重。在主观方面，主要是一些干部论资排辈的用人观影响着年轻干部的培养选拔。在客观方面，主要是领导干部进退渠道不畅通，尤其是当时中国没有建立退休制度，再加上领导干部兼职副职过多，权力过分集中，这就导致老干部退出的出口堵塞，阻滞年轻干部的选拔任用。针对这两大问题，邓小平认为我们必须扫除思想障碍，打破唯资历、唯台阶的老框框。他呼吁“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坚决同一切压制和摧残人才的现象做斗争”[1]。这就表明邓小平要求把干部人才一般的成长规律同年轻干部人才成长的特殊规律结合起来，勇于改革不适用现代化需要的人事制度。至于干部的退出问题，邓小平强调领导干部要有“出”的机制，即建立退休制度。但考虑到我党一直没有辞职退休的办法，邓小平设想用中央顾问委员这样的过渡性机构渐进性实行退休制度。这样的过渡既有利于年轻干部在工作第一线发光发热，也有利于发挥老同志经验丰富，做好参谋工作的长处。针对“有些同志担心，在提拔中青年干部的时候，也许会把一些帮派分子甚至打砸抢分子选上来”的忧虑[1]，邓小平赞成陈云同志提出的选干部要按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出的干部既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勇于肩负起现代化建设的巨大任务并为之奋斗，又要具有足够的文化知识和专业能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建设开创新局面[2]。

二、约束权力过分集中，改善党的领导工作

权力过分集中只会导致个人领导代替集体领导，不利于调动普通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进而不利于做出有利于社会现代化建设的正确决策。权力过分集中表现在多方面。一是党委领导机关的权力太集中。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阶级斗争比较尖锐，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一般行政事务和经济管理工作都被带到党内讨论，党主管各级组织中的一切事务，形成了党政不分，党企不分的局面。二是中央过分集权。在党的领导机关和政府管理系统中，地方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不利于地方根据自己的特殊条件制定出适宜的政策和做出合适的行动。三是个人高度集权。党的领导骨干与广大党员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没有集中，党失去强大战斗力，就不能担负起无产阶级使命；没有民主，党内就容易形成个人专断，就不能做出正确的领导。党内民主集中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遭到抛弃，“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1]

权力过分集中带来的教训是深刻的，邓小平对“权力不宜过分集中”做了众多思考[1]。首先，在各级党组织中要坚持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包含民主和集中，是防止个人专断的有效方法。就如何恢复民主集中制，邓小平认为最重要的是在党内形成集体讨论和表决的制度。全体党员在参与党的领导工作和管理党的一切事务时都应该按着平等原则来进行。遇到重大问题，要严格按照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表决，任何个人都无权决定或改变集体通过的决议。在明确重大问题由集体讨论决定的同时，他还进一步补充到要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分到个人头上的事，要不折不挠去执行，不得互相扯皮，并且对执行不力者要进行责任追究。把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具体到党内民主生活的开展上，表现邓小平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其次，明确党政职能、党企职责。在过去，政党包揽了国家机关许多行政事务和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这样一来就党同国家、企业之间应有的工作界限就模糊不清了。邓小平认为：“党委的领导，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1]这句话强调了要解决好权力划分不清的问题。党与国家、企业的关系，主要是各级组织通过党员的先进模范作用，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国家、企业中得到贯彻，从而形成强有力的国家行政系统和自主经营的有活力的企业。由此可见，邓小平约束权力过分集中的总体思路是通过对权力进行科学界定和划分以达到改进党的领导。

三、健全党纪国法，改进党的工作制度

社会意识具有独立性，即社会意识有时落后于社会存在。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但在我国一些地区和人的观念中还存在封建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这些思想横行其道，对党和国家的工作产生不利的影响。邓小平敏锐地察觉出封建主义残存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使国家和人民遭受重大损失。他以宗法观念为例指出：“甚至现在，任人唯亲、任人唯派的恶劣作风，在有些地区、有些部门、有些单位，还没有得到纠正。一些干部利用职权，非法安排家属亲友进城、就业、提干等现象还很不少。”[1]对于如何消除封建主义残余对党和国家工作制度影响，邓小平认为在党和国家的方方面面建立科学的工作制度是非常必要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在党的工作制度方面，要以党章为核心，加强与之相应的具体党内法规建设，确保党的各项工作顺利进行；在国家的工作制度方面，要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保障广大人民群众享有民主权利，有效监督各级领导干部[3]。在肃清封建残余影响的同时，也不能放松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随着国际交往的增多，一些人受到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一切“钱”看，甚至非法谋取私利。扭转这种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现象就不得不改变现行的经济政策，修复经济管理工作中漏洞，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党和国家工作的健康运行关键要建立党纪国法，做到有章可循。

四、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我党“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4]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就是加强和巩固党的思想建设。

邓小平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积极运用到实践中，这主要表现在：第一，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要兼顾他伟大的历史功绩和他晚年的错误。邓小平郑重指出：“因为他的功绩而讳言他的错误，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因为他的错误而否定他的功绩，同样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经过长期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不但在历史上曾经引导我们取得胜利，而且在今后长期的斗争中，仍将是我们的指导思想。”[1]我们要坚决否定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以及抵制其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也要肯定毛泽东在建国治国方面的贡献以及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在邓小平的带领下，全党和全国人民从实事求是的原则出发，基本统一了对毛泽东功过是非的认识。第二，一分为二对待资本主义以及资产阶级思想。邓小平用科学的方法总结出几点对待资本主义以及资产阶级思想的方法。一是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一级的社会阶段。资本主义社会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是一个充满自私贪婪、损人利己的社会；而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公有制替代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使得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从根本上达到一致，从而避免资本主义缺点。二是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创造出的积极成果。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个扬弃的过程，资本主义国家创造出的先进科技和管理手段，是我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客观需要，也是赶上和超越资本主义国家的必要条件[5]。“兴资灭无”还是“兴无灭资”的口号都是不切实际的，都不利于我们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文明成果，阻碍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因此，我们应该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明确哪些资产阶级思想需要坚决批判和防止蔓延，哪些需要我们借鉴学习和发展提高。事实证明，这一辨明是非的思想为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及在建立社会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吸收利用资本主义社会创造出的文明成果奠定了思想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在这篇讲话精神的指导下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党的建设任务还任重道远。这既需要我们几十代人艰苦的实践，也离不开科学的理论指导。在未来岁月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仍对我党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发挥着不可以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李宝国.坚持德才兼备的选干原则——学习邓小平同志新时期干部标准的论述[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5（1）.

[3]田恒国.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三个维度思想[J].党史研究与教学，2015（5）.

[4]赵志奎.改革开放30年思想史（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5]徐崇温.邓小平用科学的态度对待资本主义的理论研究[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