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哲

那一天，苞谷把院子占满了。地上堆的，墙上树上挂的，全是苞谷。所不同的是，地上堆着的带着壳子，拥拥挤挤的，闷头闷脑地睡成一堆;而树上或者墙上挂着的就不一样了，一个个去了壳子摘了须子，精精神神的，像是刚刚刮了头脸换了新衣的小伙子，在秋日明晃晃的阳光下露出一排排黄灿灿的牙齿舒心地笑。

我母亲坐在那一堆玉米前剥玉米壳，我父亲站在梯子上往一棵树上拴玉米，我负责把我母亲剥好的玉米给我父亲手里递。我母亲腰间勒着一条蓝色的围腰，衣袖上戴着一副黑乎乎的袖套。她拿起一个玉米先是揪了顶部的须子，然后两只手把玉米的壳子往两边扯;扯完了感觉壳子留得有些重，一只手在根部只一旋，最外边的那一层壳子就剥落了，剩下的则齐刷刷倒竖着，像是玉米的尾巴。我母亲把这些剥好的玉米整整齐齐地码放在身边，我只要一伸手就能抓着那些“尾巴”提起来好几个。

我父亲站在梯子上仰着头，两只手拼命地朝上够，他身上破了一个洞的汗衫就也跟着朝上缩，以至于肚皮就一下一下地露出来。明晃晃的。

我听见我爷爷在灶房的土炕上一声声地咳嗽，我看见我三弟和我小妹在墙根处专心致志地数蚂蚁。

1985年秋天的那个下午，阳光暖融融地洒下来，黏黏稠稠的，院子里飘满了一股甜滋滋的味道。

我吸了一下鼻子，我又打了一个喷嚏，我就听见我父亲在喊：“苞谷。”

我父亲的喊声似乎并没有把我从某个遥远的地方拉回来，因为我站在那一堆玉米前并没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