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当代文论建设中具有指导地位，成为批评年选收录的重点。新世纪以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因之成为作协版《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文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从文论建设与发展史、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的再思考、批评方法的运用等角度丰富了当代的文学理论。

关键词：《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文选》 马克思主义文论 基本问题 研究特点

“马克思主义文论作为一个跨时空、跨文化的复杂理论系统涵盖了诸多理论形态与思想文本。”[1]马克思主义文论不仅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经典理论文本，也包括在不同时代、民族、地域等语境中形成的对马恩经典文本的阐释与发展。新时期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逐渐摆脱教条化，吸取当代马克思主义诸多形态的优秀成果，呈现出中国特色。为了反映年度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现状，促进文学理论批评工作的发展，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从2001年开始编选《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文选》。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文章是其编选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学界对于建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努力。总的来说，文选中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文章的关注点集中在：对社会主义文学、文学理论的回顾与前瞻，文学与文化建设问题研究，文学基本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批评方法思考、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等，呈现出多样性、政策导向性、学理性、争鸣性的特点。

一、对社会主义文学及其理论建设的历史回顾与发展前瞻

在该批评年选收录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相关文章中，既有对社会主义文学及其理论建设的历史回顾，也有前瞻性的研究。历史为当下提供经验，回顾与前瞻皆旨在促进当下文学更好地发展。

对文学发展的回顾主要是对中国文学发展的不同阶段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展望文学发展前景。在这一类文章中，张炯的文章入选次数最多[2]，其主要集中于对文学发展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运用马克思主义于实践产生的历史和文艺的变化的回顾，同时指向当下的文学发展。而郑伯农的《风风雨雨 是是非非——对革命文艺运动中若干问题的思考》关注中国文学中特殊而且重要的革命文艺的若干问题，并主张文艺工作者要把创作个性和创作的民族性、人民性相结合。此类社会主义文学回顾性文章，强调坚持党对文艺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方向是一以贯之的。

对新时期文学理论发展的回顾与反思也是旨在总结经验教训，以便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董学文的《新时期文学理论回顾与反思的几个问题——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分析新时期三十年中国文学理论经历复苏、探索、建构三个阶段，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文学理论建设，加强文学基本理论研究，开拓中国化方向。金永兵、马前的《文学理论“苏联模式”及其在新时期的价值变迁》一文借着对“苏联模式”的重新审视和改造，旨在理解当今的时代语境，更积极地获取思想的启迪，建设中国文论。此外，钱中文、陆贵山等学者探讨了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论发展的方向问题，并对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当代中国文论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建构的方法做了学理性探讨。

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回顾性文章则有黄念然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历史进程》，此文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发生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发展与变异、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多元建构实践三个基本阶段的描述来展现这一历史进程。对社会主义文学及理论建设的历史回顾是建设当代中国文论的前提，具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此类文章不同阶段被作协版文选较多地收入。

二、对社会主义文学与文化建设关系的思考

文学与文化建设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关注点之一。此系列文选中文学与文化建设的理论部分更多关注的是文学对于文化的导向作用，尤其是党领导下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学创作的意义指向。

优秀的文学作品体现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能够更好地发挥文学的社会意义，因此文学与文化建设的研究文章在该文选中也得到了重视。文选中金炳华的一系列发言、会议讲话，与同时期党的政治路线、文艺方针一致，都是强调发挥文学对文化建设的意义。[3]陈晋《发展当代中国先进文化需要梳理的几个问题》一文通过梳理党内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精神与先进文化、主流与非主流、积累与创新、先进性与广泛性五个问题，对先进文化的建设提出具体性思考。陆贵山《文学与先进文化》和《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和文论建设》对文化与先进文化建设进行具体的方法论思考，有较高的学理性价值。正如有研究者指出，“文化艺术的领导权与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必然要面对的重要问题。”[4]因此，对文学与文化建设问题的讨论大多都是指向文学的社会意义，马克思主义的导向性以及党的领导。

民族精神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精神血脉，对于民族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关注民族精神的选文中，金炳华的《高举民族精神的火炬》提倡作家艺术家的创作要弘扬民族精神。《抗战文学：民族精神的火炬》是在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之际，对抗战以及抗战文学进行回顾、反思，强调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精神。为了民族精神的提倡，也是为了更好地发挥文学的文化建设意义。

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的文学与文化建设这一研究点在新的历史语境中不断被强调。其中，文学对于文化的引领，文学的大众化、人民性等核心观点与原则具有较强的时代性与政治导向性，因此得到文化界更多的重视。

三、对文学基本问题的研究

（一）文学本质论

80年代中期我国学界对文艺本质问题的认识走向综合，“钱中文、王元骧、童庆炳等学者提出审美意识形态论，并逐步得到学者认同。”[5]进入新世纪，伴随着新的社会文化现象以及学界对文学本质认识的深入，审美意识形态论重新受到审视。围绕审美意识形态论的争论在2006年达到高潮。[6]学界的这一动态在作协版《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文选》中得到反映。钱中文《对文学不是意识形态“考论”的考论》以及董学文《文学本质界定与唯物史观》是有指向的鲜明的论争。钱中文的文章是对之前董学文针对“文学审美意识形态”反对的否定，否认讨论者的马克思恩格斯从未将文学视为意识形态的观点。董学文的《文学本质界定与唯物史观》是对前者的再回复，再次指出“审美意识形态”是一个“拼凑起来的伪概念”，提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式的语言艺术生产”这一界定。此外，肖鹰的《美学与文学理论——对当前几个流行命题的反思》也对“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这一命题进行了反思，提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不能推论出一个普遍的和肯定的“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命题。文选选入对同一问题论争的文章，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面貌和新动态。

（二）文学价值论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其价值论就主要表现为人学价值论。”[7]人学问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探讨的重要问题，也是理论研究的目标和归宿。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思想的解放使得“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有了新的突破，特别是马克思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引发了人们探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的热情，由此也产生了争论和交锋”[8]。到了新世纪，受“以人为本”的政策性提倡和市场化对人的更大冲击等影响，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人学问题开始了新一轮探索。文学价值论集中在马克思主义人学问题的探讨上。朱立元的《略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人学基础》、《选择、激活、对接——以人学问题为例》都是对马克思主义人学问题的探讨，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研究首先应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人学问题入手，并建立当代中国文艺学的人学理论根基。而杨俊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立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一个侧面》认为马克思人本主义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具体指导，而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则是以历史唯心主义为基础。此外，任华东的《马克思人学思想的现实意义》基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艺理论由认识论、反映论向存在论、价值论的转换后，人的存在与意义、文学的本质在重新走入文艺学的研究视野的理论背景，侧重阐释对马克思人学思想的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的人学问题在文选中得到较为充分的体现。

（三）艺术生产论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学的生产机制也发生重大变化，马克思的艺术生产论得到进一步关注。刘旭光的《作为社会存在的艺术作品——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再思考》研究了作为产品的艺术品的生产、消费与分配问题，并深入思考了艺术作品的价值、艺术繁荣的原因等诸问题，提出了艺术生产史的新课题。艾斐《文艺创作是文化产业的芯源与动力》关注文化产业，评判文艺创作之现实状态与发展前景，给正确认识文化产业的现实与前景以启示。而姚鹤鸣的《法兰克福学派文艺技术化批判的批判——兼论网络文学存在的合理性》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文艺的技术化问题进行了思考，并探讨了网络文学存在的合理性，提出文学批评观、文学发展观应与时代同步。对马克思艺术生产论的探讨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具有现实意义。

四、对马克思主义批评方法的探讨

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研究给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提供具体的方法论指导。批评文选坚持理论与批评实践的结合，因此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也是批评年选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可分为对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标准与特征的思考、应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进行批评的两大类文章。

对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标准和特征的思考包括仲呈祥、张金尧的《坚持“美学的历史的”标准的和谐统一——关于艺术批评标准的若干思考》、董学文《马克思文艺批评方法的本质特征》、胡亚敏《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人民观》等文章。仲呈祥、张金尧解析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美学的历史的”标准的内涵，而董学文否定将“社会历史批评”或“美学和历史的批评”作为马克思文艺批评的本质，提出文艺“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审美批评”和“历史批评”相互联系与辩证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本质观。胡亚敏将“人民”概念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特质进行探讨。

文选还收录了具体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批评方法的文章。肖鹰的《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哲学自觉》提出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自觉，以期在哲学与文学统一的深层来把握当代文学运动，摆脱当代文学史叙述中二元对立的价值判断困境。此外，董学文《唯物史观与文艺创作思想》和赖大仁《当代文学批评的社会历史观问题》针对当前文学创作以及文学批评的现状，均提出要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

五、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解读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典，以及后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理论建构等。对马克思主义文论原典涉及的问题的再思考，对于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有重要意义。

对马克思恩格斯原典进行研究的文章有陈子谦的《重温马克思、恩格斯“创作情绪”论》，其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创作情绪”论内涵进行了阐释与论证。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性文本的经典理论的研究及运用包括冯宪光的《20世纪西马文论本体论的主要形态》，对20世纪西马文论的人类学文论、意识形态批评文论、艺术生产文论、政治学文论的四种具体形态及意义进行多方面阐释。在具体的批评文章中，姚鹤鸣的《法兰克福学派文艺技术化批判的批判——兼论网络文学存在的合理性》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文艺的技术化理论进行批判性反思，并运用到中国当代文学语境中，同时对网络文学这一最具技术性与科学含量的文学样式进行了分析研究。

曾镇南的《我们今天怎样看<讲话>》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这一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形态特别是影响深远的《讲话》的再思考。作者回到具体的民族化问题，回答怎样运用讲话的基本思想，应对全球化的世界背景。此外，还有郑伯农《<毛泽东文艺思想与中国现当代著名文艺家>序——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是为“毛泽东文艺思想与中国现当代著明文艺家学术研讨会”发言以及补充新选题所完成的书作序，包括对毛泽东文艺思想总评价、毛泽东文艺思想贡献的论述、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中国革命文学的重新估价以及毛泽东与鲁迅关系的重新考察。以上文章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再评价的现实意义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研究新情况，回答新问题。

六、本年选所选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整体特点

新世纪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日益多样，学理性逐渐加强，呈现出走向交流与对话的发展态势。批评年选中收入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呈现出多样化、政策导向性、学理性、争鸣性的特征，这既是新世纪以来学界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现状的体现，也是处于体制内的作协对于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导向。

（一）多样化

文选中呈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多种形态，前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与思考都被纳入。其中，重点在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阐发，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和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相对较少。这与西马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关系的论争和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与时代的脱节有关，也与意识形态有关。此外，将马克思主义文论作为建立中国文论的资源被很多研究者认可的同时，其他各种文论也得到重视，而文选以广阔的视野呈现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现状。

（二）政策导向性

在该系列文选的第一卷2001卷前言，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金炳华在系列书系的序中写到：“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就是我们的文学理论批评所要遵循的方向和根本原则”[9]，指明新世纪文艺发展的方向，体现着党对文艺的要求，具体来说也是该系列年选编选的方向指导。落实到年选的编选上，首篇文章多具有政策导向性的特点，且往往是对国家同时期的战略指导思想以及会议讲话精神等表态，有时候直接选入会议讲话的内容，这些具有政策导向性指向的文章的选入，体现着体制内的约束与导向。

（三）学理性

学理性体现在深入文学现象、问题的本质进行探讨，而不是主观的进行狭隘的定性。文学理论批评本身的反思性、批评性的特征使得文选编选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并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体现，而是更复杂的学理性的学术研究的呈现。此系列文选编选坚持“只选密切联系当代文学实践和文学创作、有独到见地、有代表性的理论批评文章”[10]，因此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文章更多选入的是学理性文章，对马克思文论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建设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路径，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成果。

（四）争鸣性

批评年选中收入对同一问题的不同探讨的文章，呈现出争鸣性。这种论争的体现是有限度的，收录的关注点还是放在对基本问题的争论的呈现。比如2006～2007（下）中钱中文《对文学不是意识形态“考论”的考论》以及董学文《文学本质界定与唯物史观》两篇文章，具有鲜明的论争倾向。而2008卷文选中朱立元《选择、激活、对接——以人学问题为例》和杨俊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立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一个侧面》，并没有鲜明的论争倾向，然而因其关注点呈现出对比的意义，是人学问题的多样呈现。论争的丰富性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活力。

与同时期其他年度文学理论、批评文选相比，作协版文选较多地选入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文章，这是该系列文选的一个鲜明特点，这些文章既体现了年度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现状，也体现了体制内的作协对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导向性。因此，对作协版的文选中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问题、研究特点的关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本文为兰州大学2015年“本科教学工程”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新世纪文学批评年选研究——以《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文选》与《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文学批评》为中心”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201510730014]。）

注释：

[1]孙盛涛：《行走于美学与政治之间——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语境干涉问题探讨》，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第25页。

[2]包括《中国新文艺与中国共产党——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而作》《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与百年中国文化反思》《新中国文学五十五年的成就和前瞻》《新时期三十年文学的回顾与前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文艺》等文章。

[3]主要体现在《创作文学精品 建设和谐文化》《高举旗帜，科学发展，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文学大发展大繁荣——在中国改革开放文学论坛上的致辞》与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系列战略思想的一致，《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学》是学习江泽民在第七次文代会、第六次作代会讲话精神的文章。

[4]张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文艺》，燕赵学刊，2002年，第25页。

[5]孙士聪：《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视阈下西马意识形态批评研究》，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141页。

[6]孙士聪：《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视阈下西马意识形态批评研究》，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157页。

[7]赖大仁：《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拓展》，《全国马列文艺论著研究会第十八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2年，第332页。

[8]胡亚敏：《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三十年》，文学评论，2008年，第5期，第6页。

[9]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文选·2001卷序言》，作家出版社，2002年，第2页。

[10]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文选·2001卷前言》，作家出版社，2002年，第3页。

（李亚婷 兰州大学文学院 73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