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在明清时期创作繁荣，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戏剧家，“古典四大名剧”也应运而生。清人孔尚任的传奇《桃花扇》便是其一，它“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以侯李二人爱情的悲欢离合来表现南明兴亡的历史。此后，《桃花扇》历经了京剧、话剧、昆曲等多种剧种的改编。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昆曲重获新生，《桃花扇》又重归昆曲的舞台。90年代，由张弘、王海清改编的《桃花扇》引起很大反响。本文以新版昆曲《桃花扇》与清传奇的侯李二人故事结局进行比较研究。

一、清传奇与新版昆曲中侯李结局的相同之处

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别号岸堂，自称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1]他年轻时曾在南明故地游历，又与遗民结交颇多，这就为他后来创作《桃花扇》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张弘、王海清在改编孔尚任的《桃花扇》时，对原著情节的保留较多。所以，我们不难发现，新版昆曲《桃花扇》的结局与清传奇的结局有着相同之处。

（一）侯方域：家国意识，爱国情怀

无论是清传奇还是昆曲中的侯方域，最终都选择了出世入道的归宿，体现了一个进步文人在面对南明灭亡时的爱国思想。

之前，侯方域在反对拥立福王、修札阻止左兵东下、调停四镇之争、迁移高杰之兵的斗争中，就表现了他忠于明朝的思想。在清传奇结尾处，作者写了侯李二人在南明覆亡之后意外重逢，传道法师当头棒喝，二人猛然惊醒，斩断情根，双双入道：“呵呸！两个痴虫，你看国在那里，家在那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生揖介）几句话，说的小生冷汗淋漓，如梦忽醒。”[2]（P257）

在天崩地坼的改朝换代之际，这种儿女私情、个人家室的基础是封建国家与王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只有断情入道，将离合之情归入兴亡之叹，将个人的情爱服从爱国之情，才是找到了作者认可的出路。[3]侯方域的入道抒发了亡国之恨，又表现了他的爱国思想。

而新版昆曲《桃花扇》中的侯方域在史可法沉江后，暗想自己一介书生，无法力挽狂澜，无颜投靠新主，如今国在哪里？家在哪里？他的香君又在哪里？然而他又清醒地认识到家国已逝，爱情迷蒙。所以当他听到栖霞山传来的钟声时，经过内心挣扎和思想困惑后，脱去一身官袍，入道出家。这同样体现了作者与他的爱国情怀和家国意识。

（二）李香君：为爱痴情，矢志不渝

无论是清传奇还是昆曲《桃花扇》，都表现了李香君对爱情的坚贞和执着。

李香君虽是秦淮歌妓，但是她对侯方域却执着痴情，坚贞不渝。在杨龙友让她嫁给权贵田仰时，她表示“奴家已嫁侯郎，岂肯改志”[2]（P116），“呸！我立志守节，岂在温饱。”“奴家就死不下此楼。”[2]（P151）。李香君舌战群媒，维护的是她神圣的爱情和做人的尊严，她将温饱置之度外，死守着媚香楼，媚香楼绝不“媚”奸党，绝不“媚”自己不爱的人[4]。自李贞丽走后，她只身孤影，卧病空楼，以扇为伴，苦等侯郎。

昆曲虽然省略了《拒媒》和《守楼》两出，但是，在结尾的《余韵》中，描写李香君与苏昆生四处寻找侯方域，见出她对侯郎思念不已。最终，一道庙门的相隔，使得不知情的李香君坚信自己的侯郎仍在战场上，为了心中的良人，她再一次踏上了寻觅的路途。这一份对爱情的执着和痴情，令人感动。

二、清传奇与新版昆曲中侯李结局的不同之处

新版昆曲《桃花扇》忠于原著，但也另有创新，最令人称道的便是对于侯李二人结局的独到改编。

（一）新版昆曲：侯方域的入道更为主动

清传奇中侯方域的入道是由道士张瑶星点破，而新版昆曲中侯方域的形象更加光彩照人，他是在面对史可法沉江、目睹白龙驹殉主后，自身经过内心的斗争，主动选择了入道出家，这是一种自悟入道。侯方域：“侯方域啊侯方域，想俺一介书生，挽狂澜无力，投新主无颜，空有壮志报国无门。到如今，国在哪里？家在哪里？史公在哪里？俺那香君又在哪里？茫茫世界，孑然一身，叫我身归何地，心归何处？”[5]

“江风渺渺送残钟”，这栖霞钟声使侯方域很自然地产生了“归去桃源事梵宫”的出世之念。侯方域的入道，相比清传奇更加令人感慨、感伤，他的自悟入道也是当时进步知识分子的一种必然选择。作为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他无力挽狂澜于既倒；作为崇尚民族气节的文人，他无颜再投新主，只空有一腔报国壮志。所以他在南明王朝覆灭之后，选择了遁入空门、隐迹林泉。

（二）清传奇：李香君的家国意识更为强烈

众所周知，孔尚任的清传奇《桃花扇》的结局脱尽团圆俗套，二人经张道士当头棒喝，双双入道，一在山南，一在山北，定情信物桃花扇也撕裂在张道士手中：“（旦）弟子也晓得了。（外）既然也晓得，就此拜卞玉京为师罢。（旦拜老旦介。外吩咐副净、老旦介）与他换了道扮。（生、旦换衣介）”[2]（P257）李香君虽是个女子，但她却和侯方域一样有着浓重的家国意识，经过张道士的点拨，她明白了这残酷的现实意味着他们爱情的幻灭，因此决定撒手红尘。

但是，新版昆曲《桃花扇》却在结局的处理上造成了一种错位。侯方域惊悟后到栖霞山入道，而香君在苏昆生的陪同下四处寻找侯郎，正巧路过栖霞山，两人几乎不期而遇。改编者却让他们相隔在庙内庙外，不得相见。李香君：“想他此时，不在岭南定在闽北，不在粤东定在赣西，那里义旗云集，烽烟犹烈，正是男儿一展抱负之地，正是壮士戮力报国之时。哪怕千山万水、天涯海角，寻不着侯郎，香君死不瞑目。”昆曲中的李香君的形象显得略微暗淡，她仍然眷恋红尘，局限在个人的小家中，没有强烈的国家意识，她对两人的爱情仍存憧憬，所以她坚持苦寻情人，因而形象的突破意义不大。

三、两种戏曲中侯李结局不同的原因

清传奇与新版昆曲《桃花扇》侯李二人的结局有所不同，究其成因，我们可以从时代背景和作者创作意图两大方面切入分析。

（一）时代背景的不同

由于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他们所写的戏曲故事结局自然也就有所差异。

1.创作于清朝中叶的传奇剧本

孔尚任的《桃花扇》创作于康熙年间，满汉矛盾仍然存在：满清统治者推行民族征服的高压政策，通过屠城、剃发、易服强制改变汉民传统的生活方式，贵族们在京畿、河北、山东一带大量圈占土地，建为庄田，又推行投充、逃人法来强迫汉人为庄田奴仆，“民人失业，富室无产”，“妇子流离，哭声满路”。[6]一批批的南明遗民怀念故国，日夜思汉，他们痛恨满清贵族的铁血统治，却又无可奈何。面对南明灭亡的悲伤，当时官吏的贪赃枉法，以及人民的苦不堪言，孔尚任拿起笔奋力写作。但因南明已灭，王朝换主的无奈使得其结局只能以侯李二人爱情破碎、双双顿悟来含蓄地表达国恨家仇的感慨。

2.创作于20世纪末的新版昆曲

新版昆曲《桃花扇》创作于20世纪90年代，此时，社会日益开放，人文主义思想方兴未艾，人们普遍关心人、人性以及与人有关的道德伦理原则，而改编者正是从人性角度看到了侯方域的内心矛盾与挣扎。[7]此外，时代逐渐包容，文艺鼓励创新，所以编者站在男性角度上，对李香君的结局作了适当的修改。这也符合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李香君思想单纯，看重爱情。所以，她在南明灭亡之后，仍沉浸在红尘中，一心寻爱，不怕艰难。

（二）创作意图的不同

创作活动是一项主观能动性的活动，作为创作主体，作者受到内因和外因的影响，有着自身的创作目的和意图，《桃花扇》的作者也不例外。

九十年代，张弘和王海清在改编《桃花扇》时，达成了一个共识：既是改编古典名著，又是由昆曲搬演，就尽可能地忠于原著，适当创新。

众所周知，大团圆结局是中国戏曲中一种常见的编剧模式，反映了古代人追求理想中的圆满、和谐、均衡的文化心态和审美趣味。而昆曲《桃花扇》则故意造成一种“错位”，追求一种不对称的美。因为从当代人的审美观来看，不对称的美才是最丰富的美。昆曲《桃花扇》独辟蹊径地开创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留给观众的不仅是无穷的想象，还有理性的思考，更契合当代人日益趋于深刻、凝重和理性的审美特性。因此他们将结尾改成了侯方域悟破世情，出家入道。而李香君则一往情深地寻觅理想中的侯郎，尽管这个侯郎已不复存在。

总而言之，昆曲《桃花扇》自上映以来，有近十几个版本，很多版本的结局大同小异，基本上都保留了孔尚任侯李二人双双入道的结局。但是，这次由张弘、王海清改编的新版《桃花扇》保全原作精神，对结尾稍作改变，侯方域遁入空门，李香君盲目地相信侯郎仍在前线。昆曲和清传奇，虽各有千秋，但在结局处理上，昆曲是不如孔尚任本《桃花扇》的。二人在南明灭亡后双双入道，这样就赋予了他们的爱情深刻的政治意义，抒发了强烈的亡国之痛，也契合了“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艺术特色。通过二者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昆曲《桃花扇》的改编对当代戏曲的发展与保护有很大的启示。“尊重原著，有所创造，古今结合，古为今用。”这十六个字很好地诠释了如何在当今社会开辟一条保护传统戏曲的可行性途径。

（论文指导教师：王菊艳）

注释：

[1]游国恩：《中国文学史（四）》，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6页。

[2]孔尚任：《桃花扇》，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文中凡是清传奇《桃花扇》的文字均引自本书。

[3]徐振贵：《孔尚任与桃花扇》，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77页。

[4]翁敏华：《桃花扇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03页。

[5]石小梅、龚隐雷主演：昆曲桃花扇，http：//www.56.com/u62/v_NzQ2NjIyNDM.html。

[6]冯元魁：《二十五史新编清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2页。

[7]黄爱华：《一条改编古典名剧的成功之路——评张弘、王海清改编的昆剧<桃花扇>》，艺术百家，1991年，第2期，第22页。

（傅婷雯 常熟理工学院人文学院 215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