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功++刘圣兰++陶杨

[提 要]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作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过程中的一次伟大尝试，它的转制变更无疑是职业教育探索上的一大悲剧。在管理学视域下探索它转制变更的原因有助于为当今的职业教育管理提供一定启发。通过从管理学的角度去阅读相关文献与采访亲历者，不难发现，除了管理环境混乱带给江西共大不可避免的冲击外，其办学过程中缺乏一套科学的管理理论指导及由此引发的使命目标不明确、组织结构不协调和领导体制的不完善是造成其“悲剧”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管理学；江西共大；职业教育

[作者简介]陈 功（1992—），男，江西农业大学政治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研究；刘圣兰（1971—），女，江西农业大学职业师范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职业教育史研究；陶 杨（1988—），女，江西农业大学政治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研究。（江西南昌 330045）

[基金项目]江西省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项目“高等农林教育服务‘三农的艰辛探索——以江西共大为例”（YC2014—S189）

五十余年前，江西的土地上建立起了一所全新的大学——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以下简称江西共大），它如同一声春雷，激起了全社会关于办属于社会主义自己的大学的向往。在其办学历史中，受到了来自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进而声名遐迩、举世瞩目。然而这么一所传奇的学校，却仿佛在一夜之间改旗易帜，瓦解了其延续二十多年的总校加分校、半工半读的办学模式，走上了曾被其批判的全日制大学道路。历史的发展在看似偶然中有其必然，江西共大的“悲剧”有其深刻的根源。时光荏苒，转眼之间江西共大已经转制变更35年，如今再把目光投入到这所学校，会发现江西共大的“悲剧”不仅是其个体的悲剧，更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大损失，本文力图在管理学视域下，对江西共大“悲剧”产生的原因进行一次探源，以史为鉴，警示后人。

一、管理环境的混乱是江西共大“悲剧”的社会根源

“组织作为一个与外界保持密切联系的开放系统，需要与外界环境不断进行各种资源和信息的交换，其运行和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环境力量的影响”[1]。江西共大的历史贯穿了新中国最跌宕起伏的年代，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所犯的种种错误在江西共大的办学过程中都加以影响发酵。江西共大成立于1958年，正是大跃进的起步之年，传统全日制高校人才培养方式的弊端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即理论与实践相对脱节。同时，全日制高校的高门槛也让很多工农子弟望而却步。建设一批符合中国实际，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满足广大工农子弟入学需求的大学逐渐成为许多教育工作者和决策人员的共同期望。时任江西省省长的邵式平同志果断提出了建立江西省劳动大学，利用大跃进期间大批干部、知识青年和转业军人上山下乡带来的人力资源优势和原有垦殖场的物质资源迅速构建了江西共大的办学体系。但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受浮夸风的影响，许多不具备自给自足条件的地方也纷纷建立了共大分校。这种盲目的扩张必然不能长久，大跃进结束后，原有的一百余所分校只剩下46所，号称的三万余人实际上也只有12126人[2]。此时江西共大已经走到了一个关口，正是在这一时期，毛主席的“7.30指示”迅速的挽救了处于困境中的江西共大。可以说，毛主席的指示对江西共大的帮助是巨大的，不但使江西共大获得了国家每年300万元和省里100万元共计400万元的补助[3]，而且由此形成的无形政治优势帮助江西共大解决了许多实际工作中的困难。此后江西共大在教学和管理方式上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如系场合一、班队组合一等，学校逐步进入正轨。然而，文革的不期而遇打乱这些进程，原有的教学管理安排遭到了极大破坏，学校各项有益的探索活动不得不中止。十年浩劫结束后，全中国都期待着新生，江西共大亦是如此，可是，失去了其红色优势又没能建立起一套完整封闭的管理体系的江西共大，似乎难以找到出路，只能像全日制大学靠拢，最终转制变更。时势造就了江西共大，时势也终结了江西共大，在对共大命运无限惋惜的同时，也要看到其在整个时代浪潮下的被动接受。作为一个组织，要学会利用有益于自己的外部环境，同时也要自觉抵制不利的外部环境对自身的影响，江西共大作为一所受政治因素影响而建立起来的学校，在其建立以后没能逐渐褪去其浓厚的政治色彩，努力营造适合自己的内部环境，就必然在风云变化的年代随波逐流，当赖以生存的环境出现大的变动时，不得不转制变更，失去自身特色，一切努力付诸东流。

二、组织使命目标的不明确使江西共大的发展偏离了航道

“没有明确的使命，目标和计划的制定可能就是随意的，也不能把组织引向它应该的发展方向”。[4]组织使命是一个组织生存和发展的方向，而纵观江西共大的一生，却很难有一个确切的使命目标提出。江西共大建立之初，提出要培养“又红又专”的大批人才，实行勤工俭学、半工半读、学习与劳动相结合、政治与业务相结合的“又红又专”的办学方针。[5]但它没有指明江西共大要建成什么样，走向哪里，也就无法给全体师生提供一个明确的目标方向。此后邵式平同志曾提出“你有你的样，我有我的样”以显示江西共大不同于全日制大学，但其仍没能为江西共大确立一个明确的方向。组织使命目标的缺失必然会导致师生和管理者队伍的思想混乱，使江西共大的发展没有明确的方向和规划，以致很多决策都违背了江西共大建立之初的本愿与追求。1961年的教改存在盲目攀比全日制大学的现象就是老师和管理者队伍无法准确定位自身发展方向的展现，虽然后来因邵式平同志的干预这一现象得到了一定的抑制，但师生思想上的盲目并没有得到更正，以至1964年江西共大总校纳入国家统一招生分配，逐渐脱离建校初期提出的“社来社去”办学宗旨，这一违背建设者本愿的事件却得到了许多师生的支持拥护，病床上的邵式平同志对此只能焦灼不安[6]。1969年9月，作为全日制高校的江西农学院整体并入江西共大，这无疑又给江西共大原本已经混乱的办学使命目标增添了更多复杂的因素。大批全日制高校老师和管理人员的加入，加之长期以来社会上形成的对职业教育的轻视和偏见，使江西共大领导层中的许多人逐渐背离江西共大建校者们最初的想法。全国恢复统一高考后，江西共大总校处在了十分尬尴的境地，要求转制为全日制高校的呼声在师生间逐渐兴起。组织的使命目标是组织发展的方向，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使命目标，组织的发展必然不能长久，由于时代背景和管理者的忽视，江西共大始终没能为自己树立起明确的使命目标，也就很难将全体师生拧成一股绳朝既定目标前进，在时代背景发生变化的年代，人心思动，加之江西共大内部很大一部分原全日制高校老师和管理者的推动，“悲剧”的到来也就成了必然。

三、组织结构的不协调使江西共大自我掌控能力差

“组织的高效运行，首先要求设计的组织结构合理”[7]。江西共大的建立是时代的产物，属于典型的政府办学校，利用行政权力将现有的资源整合起来形成的一所大学。“总校加分校”的办学模式造就了江西共大庞大的规模，但其总校和分校之间似乎仅仅停留在同一个名字下，并没能继续开创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统一体，规模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的同时，也为这一模式的最终瓦解埋下伏笔。江西共大在建立初期，为了尽快实现自足自给和快速扩张，是在原江西省南昌林校和各综合垦殖场的基础上建立起的总校和分校，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将各分校从原有垦殖场中独立出来，而是实行各垦殖场自主管理。经过不断摸索，在这一现状下形成了江西共大“总校和各分校由省委、省人委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总校由省委、省人委直接领导，省属分校委托所在地的地委、专署领导或省属综合垦殖场领导，专属分校由地委、专属领导，县属分校由县委、县人委领导的管理体制”。[8]这种管理组织结构，使各分校无法参与到整个学校的管理事务中来，总校也无法对各分校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领导。为此，总校曾在1963年成立了调查研究室（后改为校务办公室和分校办公室），但这一机构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各分校的教学事务给予一定指导和实现一些具体情况的上传下达工作，没能真正意义上的成为联系总校和分校的枢纽。在二十余年的办学历程中江西共大这种总校与分校间的相互独立和封闭情况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而整个江西共大也始终没能实现一个专门机构的统一领导，总校从早期由农垦厅和教育厅共同负责具体事务到后来的由教育厅牵头管理，分校则一直归属于各农垦场，这种从属于不同机构领导的状况造成了总校与分校事实上的相互割裂。由于江西共大在其办学历史中始终没能建立起一套独立完整的组织结构，学校运行需要多个机构的协调，使总校转制变更时，很难为各分校找到统筹兼顾的处理方法，加上当时在处理方式上存在的操之过急等问题，随着总校的转制变更，各分校由于缺乏统一的领导机构，无力将整个分校体系完整的保存下来，“总校加分校”的办学模式不得不宣告终结，各分校随之纷纷消逝在历史长河中。

四、领导体制的不完善使江西共大难以有效应对变动的环境

大教育家阿什比曾说“大学的兴旺与否取决于内部由谁控制”。[9]江西共大的建立带有十分浓厚的政治色彩，在领导人的选择上也一直没能脱离行政因素的影响，从早期的省政府主要领导人员挂职学校主要领导岗位，由几位专职副校长对日常工作进行管理，到后期受文化大革命冲击，成立江西共大革委会，在高层领导的人选上，一直都由非专业的行政人员从事着学校的管理工作。黎超同志，作为建校初期的三位副校长之一和后期的江西共大党委书记、校革委会主任，见证了江西共大从创立到走向转制变更的全程。其本人在组织调其去江西共大总校任职时曾说“到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去任副校长，我不行，我只是个农民出身，连小学也没有毕业，自己肚子里有几瓶墨水还不知道吗？我胜任不了这项工作，请组织上考虑一下吧”。[10]黎超同志后来一直为江西共大的发展呕心沥血，但由于自身专业知识和理论水平的影响，很遗憾的没能把握住江西共大发展的正确方向。类似于黎超同志的情况在江西共大的管理层很多，由于学校的政治色彩浓厚，大批非专业的管理人员参与到江西共大的管理工作中，许多不科学的管理方法一直客观存在于江西共大的办学始终。此外，由于江西共大建校背景的复杂，学校内部需要理清和协调的问题就比较凌乱繁多，但由于所处环境的动荡和领导人员能力水平的限制，许多问题都得不到妥善解决，没有形成一套制度化的领导手段。“长期以来，因为无章可循，无法可依，共大与有关部门的关系难以调整，教师的权益得不到法律的保障······共大山林被无偿划拨、企业被廉价变卖、教师被任意调出的现象不时发生”。[11]正是由于这种专业管理团队的缺失和制度的不完善，造成了江西共大在整个办学过程中极度依赖高层领导的重视，什么时候领导重视江西共大，学校就充满生气，什么时候领导忽视了江西共大，学校就出现异样。早期因为邵式平同志的重视和引导学校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迎来了新的发展，又随着邵式平同志的离世，学校的发展陷入困境，偏离初衷。最终因为时代的变化，“两个凡是”被否定，缺乏了高层领导支持的江西共大，不得不走向转制变更。

五、缺乏科学的管理理论指导是造成江西共大“悲剧”的深层次原因

江西共大的转制变更，是那一时期我国在各行各业探索失败的一个缩影。新中国建立后，需要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建立起一个崭新的国家，可是由于理论准备的不足和国际大环境的影响，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中走了许多弯路。江西共大作为我国在教育事业特别是职业教育事业上的一次伟大尝试，它的“悲剧”让人唏嘘不已。而纵观江西共大的发展历程，除了社会大背景下难以避免的冲击外，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都是由于缺乏一套科学管理理论的指导造成的。如江西共大在建校二十余年中始终未能给自身确定一个明确的组织使命和发展目标，这在今天看来是难以想象的，但在管理理论匮乏的当时，这种情况并不鲜见。由于建国初期，“左”倾思想的严重，我国各行各业都存在盲目拒绝国外先进理论经验的现象，江西共大虽然在自身的产生发展中积极总结和摸索出了一定的理论经验，但缺乏了对成熟教育理论和管理理论的吸收借鉴，想单纯通过自身的努力摸索在教育事业上取得成功是十分困难的，江西共大最终的“悲剧”也就不难预料。抚今追昔，江西共大办学的终止无疑是我国教育事业的一次重大损失，许多有益的办学方式和教学经验随着它的终止而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对于对高技能人力资源需求日益急迫的当今中国来说，这是十分遗憾的。历史已无法挽回，而对今天的中国职业教育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积极吸收借鉴国内外先进的教育理论和管理理论，学习江西共大人肯吃苦肯奉献的精神，积极总结前人和自身的经验教训，办好职业教育，为中国梦的实现添砖加瓦。

[参考文献]

[1]杨宝宏、杜红平.管理学原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2][8]黄定元.探索中国农村教育发展之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教育研究[M].江西：江西高校出版社，1997.

[3][5][10]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创立及其沿革[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4]达夫特（美）、马西克（美）.管理学原理[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6][11]李国强.共大悲剧探源[J].江西教育科研，1989，（5）.

[7]陈传明，周小虎.管理学原理[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9]伯顿·克拉克（美）.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浙江：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

[12]冯都.江西共大亲历记[J].钟山风雨，2008，（4）.

[13]刘圣兰.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艰辛探索——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研究[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刘忠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