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燕

“这一刻，我感觉自己站在时光隧道里，回到世纪初。十几年前，我还在自己生命的五十年代。当我走进这个小小的依水环山、人文深厚、世外桃源般的小山村，便深深地爱上这里。这个深藏在黄土高原皱折里的小山村，不声不响地数历了六百年以上的岁月，不经意地成为了农耕历史和人文的经典。”

冯骥才口中的这里，说的是山西省榆次后沟村。他把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举行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采样考察放在这里；将那年在北师大一次会议上，由季羡林、启功、于光远等近百位学者签名的关于抢救民间文化的“紧急声明”，从这里付诸实现。

“近百年来，这种集体的文化行动有两次。一次是1900年首都文化界知识分子为保卫敦煌藏经洞宝藏而发起的可歌可泣的集体抢救行动。另一次是2000年社会转型期间，农耕文明受到空前冲击时，有历史责任和文化眼光的知识分子及时向自己母体的和根性的文化伸以援手。每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有自己特定的时代使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冯骥才在后沟村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巡礼上说道，“我们与上一代知识分子不同的是，到了我们这个社会转型的时代，民间文化有了遗产的性质。性质变了，我们就要重新认识它。因此，我们必须启动民间文化遗产的全面普查。”这次普查历时十余年，参加者数以万计。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空前的，冯骥才认为，它的意义已超出其遗产抢救的本身，一方面，它得到国家和政府的支持，成为国家的文化方略；另一方面，它得到公众的理解与呼应，唤起了全社会的文化自觉。

每一个村落都是一部厚重的历史。众多学者取得共识，传统村落是农村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国民的集体乡愁。然而，30多年城市的快速发展，近10年间90万个自然村消失，农村文化生态遭到致命破坏，村民失去了固有的传统和家乡的归属。因此，在城镇化进程中，务必要守住农村的文化底线，从根本上说，传统村落保护是一个文化战略问题。

传统村落，顾名思义，指村落形成较早，拥有较丰富的文化与自然资源，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经济、社会价值，应予以保护的村落。自2014年6月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启动以来，目前已完成200多个村落的立档调查。预计今年年底前，中国传统村落档案的第一卷将推出。

由冯骥才主持编写的《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手册》，作为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的重要工具书，包括前言、说明、立档调查体例、工作程序、图片范例、调查对象等六大部分。在200多个已完成立档调查的村落中，多数来自目前已评选出的三批传统村落国家名录。“已有超过2500个传统村落列入国家‘保护清单’。”冯骥才说。

传统村落立档调查工作从人类学、民俗学、遗产学等学术视角切入，分为8大类、25项信息，档案主要以文字、图像相结合的方式，盘清和抢救传统村落的家底，清晰全面地记录各类传统村落的多样性原生态信息。目前，我国传统村落保护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从专家学者呼吁保护到政府与村民开始自觉保护，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拓展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从文化遗产保护到改善民生的整体保护。

就如何保护好传统村落，冯骥才指出：首先要从立档调查入手，建立科学的保护体系，制定保护标准，建立完善村落规划，制订和实施《传统村落保护法》。同时，要解决好农民的收入来源问题，让广大农民享受到现代文明带来的便捷，把农民留在村庄，让人们热爱村落。他呼吁文化界发挥好启蒙作用，帮助人们认识传统村落的价值，在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过程中保护好文化遗产。

不可否认的是，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记录村落活态优秀传统的重要切入点。著名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家、中国民俗学会名誉理事长乌丙安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今天，在我们的城市里，既有高楼大厦，也有千百年前的古建筑；既有高科技的现代流行影音视听享受，同时也传播着千百年的传统音乐、舞蹈、戏曲。传统和现代并不矛盾，它们或并行不悖，或融于一体，最传统的发展到今天也可能是最现代的，最现代的生活中也留存有最传统的元素。我们的生活质量现代化，但表现形式仍是地道的民族传统特色。文化遗产是我们的文化根基，也是维系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

一直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民俗文化遗产保护的乌丙安认为，保护传统村落和保护非遗等民俗文化是相辅相成的、相得益彰的关系。“文革”期间把村落里的庙毁坏了，庙会的民俗没了文化空间活动。保护了庙会非遗，就得优先把庙修好。保护好村里祭祀祖先的民俗，就要把村里的祖庙祠堂维护好。传统村落的各种设施都是为村民各种社火民俗活动而设置的，民俗文化保护好了，村落设施就派上了用场。村落保护是硬件保护，民俗非遗保护是软件保护。这就是联合国保护公约提出的文化空间保护的重要性，也是我国非遗法提出的整体保护，即文化生态的保护。

同时，乌丙安也表示了对于非遗法践行效果的担忧，他认为非遗法远远没有发挥出它应有的法律效应。不能执行的法律就会变成一纸空文，所以，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出台非遗法的实施细则，建立健全执法队伍和强化执法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