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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抗日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

2015-09-25郭秀翔

党史文汇 2015年9期
关键词:晋西北新民主主义边区

郭秀翔

抗战时期,以山西为中心的各抗日根据地实行的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和政策,使广大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思想文化建设上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从而焕发出极大的抗战和生产热情,使抗日根据地呈现出政治清明、经济自足、文化繁荣的崭新面貌。根据地老百姓由衷地唱道:“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在考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后,赞叹抗日根据地“象征着中华民族解放的胜利,象征着新中国光明灿烂的前景”,它已“形成为一个新中国的雏形”,“具体地说明了争取最后胜利,以及建国成功的方法和步骤”。毛泽东也指出:“现在各根据地的政治,是一切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人民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其经济是基本上排除了半殖民地因素和半封建因素的经济,其文化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因此,只实行减租减息的各抗日根据地,和实行了彻底的土地革命的陕甘宁边区,同样是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根据国共合作达成的协议,决定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日军不断增兵、华北战局极端危急的形势下,八路军先后开赴山西抗日前线,迅速实行以山西为中心的战略展开,分别以五台山、管涔山、太行山、吕梁山为依托,从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向晋察冀、晋察绥、晋冀豫边区和晋西南地区扩展。一面开展游击战争,一面组成地方工作团和游击支队,深入敌后,与地方党组织一道,广泛发动群众,建立各级群众团体,发展地方武装。同时,以牺盟会、战动总会这些合法组织作掩护,普遍恢复与建立党的基层组织,逐步改造旧政权,组建抗日民主新政权。在山西7个行政区里就有5个行政区的权力掌握在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手里。由于政治主任和督察专员管理包括直接委派县长在内的一切行政事务,所以,在共产党员担任政治主任的行政区内,各县县长绝大多数由牺盟会和战动总会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再加上其他行政区里由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负责人的县,在全省105个县中就有70个县政权掌握在共产党员手中。在这些县中,逐步改造了区、村政权,废除了苛捐杂税,推行了合理负担和减租减息,建立了工农青妇等抗日救国团体,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参加了抗战的各项工作。不仅青壮年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中,就连从前足不出户的妇女也走出家庭,纷纷参加到抗日运动中。在广大的战区农村,到处都有抗日宣传的标语,一位日本兵在其日记中曾这样写道:“据我山东、河南、河北行军的经验,要算山西对日本恶宣传最厉害,各民房之墙上,都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驱逐日寇出中国去……”广大人民群众在抗日政权的发动组织下,纷纷成立了抗日武装,各县普遍建立了人民武装自卫队,就连五台山的僧人也建立了抗日自卫队,有力地维护了抗战秩序。

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问题已越来越迫切地提到日程上来。为此,周恩来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聂荣臻,指出:“关于政权民主化的实施步骤,我意第一步应从县区作起,先成立县、区、乡政委员会,以抗日名义,从各团体中推举代表,然后民选议会;第二步由各县的民主政权成立省区的民主政权,但在目前可依情况成立临时的行政委员会。”根据周恩来等的指示,1938年1月,经阎锡山呈报国民党中央政府批准,成立了由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敌后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成立后,先后颁布了《政治主任公署组织法》《县政府组织大纲》《边区村镇公所组织法暨区长、村长、镇长、闾邻长选举法》,逐步健全了县、区政权系统,广泛开展了民选村长运动,巩固了晋察冀边区抗日民主政治的基础。随后,晋西北、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民主建政工作也逐步展开。

在晋西北区,共产党掌握政权的地方,较好地实行了政治改革,委派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担任了区长、村长。共产党不掌握政权的地方,主要靠牺盟会和战动总会开展工作,把民主政治的精神贯彻到各项工作中。1940年1月,全区召开了由各抗日党派、军队和群众团体代表参加的军政民大会,成立了晋西北行署。从此,晋西北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进入新的阶段。首先,对专、县、区政治机构进行了改造,建立和健全了行政领导机关,委派了一批新的专员、县长、区长,随后颁布了《晋西北村选暂行条例》和《晋西北村政权组织暂行条例》,揭开了全面建设民主政治的序幕。

在晋东南区,从1938年开始,在专、县、区、村各级便开始设立行政会议,吸收各界代表参加,共商政事。1939年,通过反贪污、反恶霸、反摊派、反投降、反分裂的斗争,既改革了县区政权机构,又改造了村政权,使村政权掌握在共产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手中,为新民主主义政治的进一步建设创造了条件。

民选运动的开展和各地临参会的召开

1940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布《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明确指出:“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这一《指示》对根据地政权的性质、构成、组织原则等问题均作了具体而详尽的论述,从而为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政策依据和行动方针。从此,山西抗日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各抗日根据地依照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三三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指示精神,发动组织了规模空前的民主选举运动,使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揭开了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各级党政机关组成工作团深入乡村,广泛宣传党的“三三制”政策,发动群众踊跃参选。广大抗日民众,特别是为数最多的劳苦大众,从一向被压抑的社会底层第一次解放出来,开始走上政治舞台,造成了有史以来空前的民主参政热潮。流行在抗日根据地的一首民歌热情地讴歌了根据地的村选制度,反映了老百姓对民选运动的欢迎。歌词唱道:“旧年过去是新年,边区民选大开展,村民代表大家选,还选村长和委员。公民登记事当先,不论男女和财产。年纪到了十八岁,都有选举被选权。自由投票当场开,村民代表选出来。男女老少都说好,朵朵红花戴胸前。成立村民代表会,村长委员选出来。代表群众办好事,咱们大家都痛快。”

为了从根本上实行人民民主,各边区政府都制定和颁布了民选条例。明确规定:凡属根据地抗日政权所辖境内的人民,只要不是汉奸、被剥夺公民权者、通缉有案者和神经病患者,凡年满18岁,不分性别、职业、民族、阶级,不分党派、信仰、文化程度和居住年限,经选举委员会登记后,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采取普遍平等的无记名投票的直接选举制。由于这种民主选举制度的普遍推行,各阶层民众、各党派人士都争先恐后地参加选举活动。尤其是世世代代受压迫的农民,把自己有权选举政府官吏、有权讨论政府工作,看成是一件特别重要的大事,积极参加。晋察冀边区在1940年大选中,全边区之三级(区、县、边区)选举,参加选举的公民占公民总数的81.9%。太行区和太岳区在1941年进行村选时,有的村庄参加选举的公民甚至达到95%以上。穆欣在《晋绥解放区鸟瞰》中记述1941年晋西北区所开展的村选运动时写道:“全体人民以无比热忱迎接这一伟大的事件……保德77岁的老人曹振勋每次选举集会扶杖参加,不住地说,‘这是一辈子没有见过的事……”宁武的选举代表大会是在距敌据点8里的地方举行的。敌占区一位年过60的老先生,越过敌人的封锁线赴会,当他当选参议员时,致辞说:“我今天看见大家心心相印,开诚布公,共同一心为国为民的精神,实在感动。我身在敌占区,心在根据地,愿尽残生之力,来赞助抗日政府。”

山西各抗日根据地开展的村选运动进一步削弱了封建政治统治,使村政权真正成为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抗日民主政权。在这种政权之下,农民的革命热情被充分地调动起来,彻底改变了农村的面貌,同时也改变了农民自己的面貌。这是近代史上中国农村最大的最深刻的变化,一种由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变化。在广泛发动群众参选的基础上,各抗日根据地先后召开了参议会。

1941年7月,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召开,由于大会决定将鲁西33县(即冀鲁豫区)划入晋冀豫区,临参会遂改名为晋冀鲁豫边区临参会。会议通过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施政纲领》及《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组织条例》等一系列条例、法令,选举产生了临参会议长、副议长和驻会委员,选举成立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

1942年10月,晋西北边区临时参议会召开,大会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巩固与建设晋西北的施政纲领》《晋西北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等一系列有关条例、法令,从而在法律上和制度上将边区的新民主主义政体予以完善。大会选举了临参会议长、副议长和晋西北行政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等,建立和健全了边区最高一级的民意机关与行政领导机关。

1943年1月,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召开,大会讨论通过了《晋察冀边区选举条例》《晋察冀边区参议会组织条例》《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组织条例》《晋察冀边区县区村组织条例》等一系列条例、法令,使晋察冀边区的新民主主义政体法律化、制度化。大会选举产生了晋察冀边区参议会正副议长、驻会办事处和新的边区行政委员会。

各根据地“三三制”政策的实施和临参会的召开,充分调动了参议员的参政议政积极性,以无记名投票的方法选举产生了各地的最高权力机构和政府组成人员,通过了各地党组织建议的施政纲领和有关法令、条例,体现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纲领。《解放日报》的社论指出:“临参会不是咨询机关,而是权力机关,它有权选举公正的廉洁的能干的人士,任用政府的长官,罢免贪污渎职的人员;它有权制定各种民主政权的法令条例。这种真正的各抗日阶层机关联合专政的权力机关的建立,乃是真正实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杨尚昆在《论华北现状》中也指出:“三年多以来,已经使华北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于敌后,象征着新民主主义中华共和国的将来。”

由于参议会是根据地的权力机构,参议员是人民群众意志的代表,因此,人民群众对参议员和参议会的召开寄予很大的期望。在1941年太岳区选举临参会参议员时,沁源县群众向大会送了六件礼物:第一件是自卫队送来的扫帚,希望选出的参议员拿起扫帚,把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反动、贪官污吏、日本汉奸一扫而光;第二件是妇女送的镜子,希望参议员像一面明镜,把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反映给民主政府;第三件是农会送的从各家各户收集起来的一包小米,希望参议员吃饭时不要忘记群众,时刻想到农民的疾苦;第四件是一瓶清水,希望参议员廉洁如水,真正替老百姓说话,为老百姓办事;第五件是一块肉,希望参议员采纳群众的意见,与群众血肉相连;第六件是一朵大红花,庆祝大会如花之鲜艳,结下的果实味美香甜。

根据地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的重要意义

(一)山西抗日根据地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坚持和贯彻“三三制”政策,调动了各阶层人民群众抗战和生产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三三制”政策的实施是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的重要一环。邓小平在《关于成立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的提议》中指出:“‘三三制政权形式,不仅是抗日民主政权的最好形式,是符合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形式,而且为将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最好形式……我们共产党人认为在今天民族危机异常严重的关头,必须集中全民族一切抗日阶级抗日党派的力量,才能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所以,必须有代表各抗日阶级抗日党派的‘三三制政权,才能实现这样伟大的任务。”各根据地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坚决贯彻“三三制”政策,使新民主主义政治得以实现。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的134名议员中,共产党员46人,占34%,国民党员及无党派民主人士88人,占66%;晋西北边区临时参议会145名参议员中,共产党员47人,占32%,国民党员和无党派民主人士98人,占68%。

“三三制”政策的实施赢得了一切抗日人士的高度赞扬。晋西北边区参议会议员牛友兰先生曾指出:“我们的议员有各种不同的来历和成分,在发扬民主中形成了各阶层的团结。”晋察冀边区一位曾多次参加民国国会和地方议会的老议员说:这是数十年来阅历人间第一次见到的真正的民主选举,那些被选出的人都是才德两全的有关人物。这位老议员盛赞这次民主选举的结果“完全证明共产党所提出的三三制,实出于一片真诚”,他表示“十二万分的钦佩”。“三三制”政策的实施不仅充分反映了根据地人民民主运动的广度和深度,而且极大地显示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的力量,吸引各革命阶级和阶层团聚在抗日民主政府周围,结成了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这种吸收各党派、各阶层人员共同参与政府工作的做法是中国历史上天翻地覆的政治大变革,广泛团结了各阶级、各阶层人士,巩固与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调动了他们坚持抗战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开明士绅、晋西北边区临参会副议长刘少白先生在就职典礼上说:“我的誓也宣了,职也就了,人民献的花也戴了,就只丢下我对人民要负的责任了。”

(二)山西抗日根据地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保障了人民群众应有的合法权利,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与大力支持,从而使各根据地呈现出团结抗战的政治局面。

为保障人民应有的合法权利,抗日民主政府都相应地陆续制定和颁布了法令、条例、办法等法规。这些政策和法令有:施政纲领、保障人权条例、选举条例、政权机构组织条例、劳动条例、教育条例、婚姻条例、民族政策等等。这些政策法令的制定、颁布以及付诸实施从根本上保障了根据地人民群众的人权、政权、财权、地权等,使广大人民群众在政治上实现了民主平等的权利,在人身方面享受了自由的权利;在土地关系上实行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既使农民有所收又使地主有所得;在劳资关系上扶助工人与发展实业相结合,既使工人有工作又使资本家有利图;在男女关系上坚持男女平等的原则,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提高妇女的地位;在婚姻问题上坚持一夫一妻制,实行自由结婚;在民族问题上强调各族人民平等,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等。这些政策、法令、条例等,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与大力支持,从而使各根据地都呈现出团结抗战的政治局面。政治上得到解放、经济上各得其所的劳苦大众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中。李公朴在《华北敌后——晋察冀》一书中赞叹道:新民主主义政治的实施使“过去向来不敢说话的五台人民,今天有了自己的政治生活了。过去见了军队就跑的五台人民,今天敢正当地和不法的顽固队伍作斗争了。向来足不出户,没有‘人的地位的五台妇女,今天也到识字班认字,高唱救亡歌曲,能在村头站岗放哨了。抗战三年,敌后完全改变了一个样子,变成了一个新的世界,由退步到进步,由愚昧到明智,由黑暗的氛围中,到达了光明的境界。”

(三)山西抗日根据地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从根本上打破了“官贵民贱”的封建主义传统,真正实现了“还政于民”的廉洁政治。

抗日民主政权的工作人员完全不同于过去站在人民头上压迫人民的旧政权的官吏,他们是由人民自己选出来的,密切与群众联系着的,他们完全生活在群众当中,与当地群众同生死、共患难,他们的生活与工作都是非常艰苦的。不但严禁贪污腐化,而且取消高额薪俸制,实行低额津贴制。这种低额津贴制和生活费的实行,是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的历史变革,从根本上打破了“官贵民贱”的封建主义传统。彭德怀在谈及“抗日民主政府表现廉洁奉公与人民关系密切”时指出:“根据地内取消了高官厚禄,打破了官贵民贱的封建官僚传统制度,行政人员的生活费与津贴,甚至比雇农的工资还低,这是真正自觉地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了金钱名位,只有人类先进才能做到这一点。敌后根据地取消了薪俸制,奠定了廉洁政府的基础,这不仅为全国今天之模范,亦为中华民族前途开辟了光明灿烂自由幸福之鲜花。”

山西抗日根据地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使广大人民群众拥有了当家做主的地位,巩固和扩大了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了坚持敌后抗战和夺取最后胜利的稳固基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有实行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才能充分调动各阶层抗战和生产的积极性,才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抗日民主政权之所以能够在敌后艰苦卓绝的斗争形势下存在和发展,靠的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热烈拥护、坚决支持和全力保卫。正是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的不断加强和完善,各抗日根据地才能不断巩固发展和壮大,最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正如王若飞在《我们是怎样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起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一文中所指出的:“五年来我们在坚持敌后抗战中,这种新民主主义政权,起着非常大的作用。由于有了这种政权,才能维系人心,才使我们易于去把敌后一切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并动员他们的一切人力去对敌斗争,去和敌伪政权鲜明对抗;由于有了这种政权,才能保障一切抗日人民的生命财产、政治权利,安定社会秩序;由于有了这种政权,才能保障抗日部队的供给,并进行各种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建设工作;由于有了这种政权,才能适当调剂各阶级内部关系,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于有了这种政权,才能有巩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才能坚持敌后抗战。”(责编 孟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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