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王仲奋

神秘鸳鸯尺：皇家坛台度量衡

撰文/王仲奋

尽管大秦国早早地统一了度量衡，但是华夏神州幅员辽阔，不同地方、不同时期的丈量工具及标准仍然存在很多差别。在各种各样的尺子之中，有一种神秘的尺子从未走进过大众视野，那就是只用于皇家祭祀坛台建筑中的鸳鸯尺。

东南西北中 用尺不相同

尺既是长度单位，又是量取长度的工具。我国古代曾以黍子颗粒定尺度标准（以一百粒黍子成直线排列的总长度为一尺），也曾以草棍、手、足作为丈量的工具。后来，随时代的发展又先后以藤皮、竹、木、铜、钢等材料制作尺具，分别称为藤尺、蔑尺、竹尺、木尺、铜尺、钢尺、卷尺等。但不论其材质和形状如何，通称为尺子。

尺子的时代性、地域性及神秘性体现在尺子的实际长度上，有10寸为1尺的，有8寸为1尺的；有1尺折合公制10余厘米的，也有一尺折合公制20余厘米、30余厘米、40余厘米的。手艺行当不同，所用尺子也不同，如裁缝用的是布帛尺，箍桶匠用的是鲁班尺，营造业用的是营造尺，规格各不相同。

在我国，各地对尺子的称谓也很不统一，有的是同一尺子，名称不同；有的是同一尺名，尺的长度不同。除了以夏、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等朝代命名的尺子外，更有鲁班尺、营造尺、工部尺、木工尺、角尺、曲尺、门尺、压（紫）白尺、阴阳尺、淮尺、浙尺、玄女尺、丁兰尺、布帛（三元）尺、律尺、市尺、公尺等种种尺名。

北京地坛方泽坛（方丘）

鲁班尺

北京天坛圜丘

神秘鸳鸯尺 藏身坛台中

依据典籍史志记载，又经过专家考证，在北京皇家坛庙的坛台建筑中，隐藏着一种鲜为人知的神秘营造尺—— 鸳鸯尺。

众所周知，鸳鸯是雌雄偶居永不分离的“匹鸟”，民间喻之为“配偶”，又泛指“成双成对”。民间常把左右对称的两把锁称之为鸳鸯锁，一对夫妻的枕头谓之鸳鸯枕，拆散婚姻叫作棒打鸳鸯，鸳鸯尺之名就由此引申而来。但鸳鸯是有形的实体动物，鸳鸯尺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形尺子，是喻义的、虚拟的形象尺。它本身没有长度概念，只象征在同一建筑物上，建造时垂直和水平方向各采用了两种不同的尺子，又叫双尺制，即垂直（高度）方向用古之周尺，水平（方广）方向用今之营造尺。因它是成双成对的存在，匠师们就借喻民间喜爱的鸳鸯而形象地雅称其为鸳鸯尺。

鸳鸯尺只应用于皇家坛庙建筑中的祭祀坛台，如北京天坛的圜丘、地坛的方丘以及其他坛庙的拜台等。坛庙中的其他建筑，诸如皇上在先农坛观礼臣民共耕“籍田”的观耕台都不使用鸳鸯尺。

鸳鸯尺既无官方文字记载，又很少在民间故事中听闻，这是为何？笔者推测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官方制度只规定坛台建筑用尺采取高用古尺、余用今尺的双尺制，并没有明确是用鸳鸯尺。鸳鸯尺只是石匠师傅给双尺制用尺所起的雅称，并非官方命名，不被官方重视，自然就不可能见于官方的文字记载。二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废除了封建王朝的祀典礼制，为数不多的祭祀坛台有的被毁，有的被改作他用，留下的也多荒芜失修。没有修缮工程，工匠没有活可干，依靠口传心授的手艺技术就得不到传承，造成了后继无人的局面。为数不多的曾经参加过坛台修缮的老石匠，也多因年迈，带着鸳鸯尺的秘密先后辞世。其他工种的匠师因不涉及此类工程，不接触鸳鸯尺，自然也无传承可言。

红圈处为坛台所在，即使用鸳鸯尺的位置。

天坛祈年殿望柱

《大明会典钞略》记载：“方泽坛二成，一成面方六丈，高六尺，二成面方十丈六尺，高六尺。坛高用周尺，余用今尺。”

修复古方丘 重显鸳鸯尺

1981年，北京市园林局下拨66万元，对已面貌全非的北京地坛方丘（祭地坛台）进行修复。笔者主持地坛的古建修复。承接施工的是当时北京房山县石窝村的近百人施工队伍。元、明、清时期修建北京皇家建筑所用的汉白玉、艾青石等石料及石作匠师主要来自该村。

施工期间，笔者与师傅们聊天时，工程技术总负责人老丁头谈到他师傅曾提过“地坛有鸳鸯尺”。但可惜的是，他师傅并没有向他详细描述，就已经辞世。

老丁头“地坛有鸳鸯尺”这句话，如一粒火花点燃了明灯，照亮鸳鸯尺的重现“江湖”之路。可是笔者找遍了地坛的各类文字记注，问遍了曾经在北京老营造作坊工作过的孙永林、管凤山等老师傅，以及单士元、罗哲文、杜仙洲等老专家，都一无所获。

1986年，笔者在对北京地坛所有建筑进行实测普查时，意外发现方丘的实测高度与史料记载尺寸相差1/3。据《明嘉靖祀典》《大清会典》《春明夢余录》《日下旧闻考》《天府广记》《震垣识略》等古籍史志记载，都是“方泽坛（方丘）……制二成（层），一成（上层）面方六丈，高六尺；二成（下层）面方十丈六尺，高六尺”。明清时期的营造尺，1尺合公制32厘米，6尺应是192厘米，而实测高度（台沿高）是128厘米，折合营造尺仅为4尺，低1/3。长宽的实测尺寸和其他建筑一样，用营造尺折合都与史志记载的尺寸基本相符。笔者立刻联想到这个谜，可能与老丁头说的鸳鸯尺有关。

地坛钟楼

揭秘鸳鸯尺 工艺永流传

笔者在查找史料考证期间，发现清康熙四十一年六月手写本《太常纪要》中有“方泽……以上高用周尺，余为今营造尺”的注记。这说明地坛的祭坛方丘建造时采用了双尺制，并明确了所用的古尺是周尺，今尺是营造尺。为验证所述，笔者又根据文献记载，对天坛、日坛、社稷坛、先农坛的坛台进行实测考证。其结果与地坛方丘完全一样，都在始建时采用了双尺制，高用的是周尺，方广长度用的是今之营造尺。

《大清会典》记载载：“先农坛东南观耕台，方广五丈，高五尺，面甃金甎，四围黄绿琉璃，东南西三出陛，各八级，绕以白石栏柱。”

所谓周尺，是指周后期之“周大尺”（1尺合公制23.1厘米），而非周前期之“周小尺”（1尺合15.8厘米），也不是中期之“武王尺”（1尺合18.96厘米）。因为坛庙的礼仪规制是以《周礼》为宗，《周礼》著于周末春秋战国时期（或更晚一点），此时的建筑用尺已由周小尺演化至周大尺，《周礼》所规定的用尺，必然是当时流行的周大尺，而不可能再用武王尺或周小尺。并且现存坛台的实际高度，以周大尺折合与史志所记载尺寸基本一致，若用武王尺或周小尺折合则相差很大。至于营造尺，因北京现存的坛庙建筑都是明清时期所建或重新修缮，所以应该采用的是明清时期营造尺（1尺合公制32厘米）。

坛台建筑为什么要采用双尺制呢？这个问题文献史料中未见记载，推测原因可能有二：

其一是遵循《周礼》规制。我国设坛祭祀天地之礼远在夏、商时就已形成，至周代著于《周礼》成为定制。此后，历朝历代都以《周礼》为宗进行礼仪活动和完善礼仪设置。随着时代的发展，礼仪规模、等级的提升，建筑材料的更新（由最初的扫土为台到秦汉以后的砖台、明代的琉璃砖台、清乾隆时的石面台），祭坛设施的追求不断提高，而对周时所定坛台规制进行升级改造也就顺理成章。比如，礼仪规模的扩大，参加礼仪人数的增加，势必导致场地的扩大；在升级、改造、扩建中，为了既不违《周礼》规制，保持礼制传承的严肃、系统、连续性，又不影响场地规模的扩大，而采取高向仍保留原尺原制，方广向则保持原制的尺数，换用长度更大的今之营造尺以扩展实际尺寸的做法。若在扩展方广尺寸的同时也相应增加高度，则会带来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日坛的拜台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拆毁时没有进行测绘，也就没有留下新的档案资料。于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重建时只能按照《日下旧闻考》中记载的“坛高五尺九寸”进行恢复，其高和长宽均使用明清营造尺，结果重建后的拜台比例严重失调，每步台级的高度比原来增高了1/3。这样的台级，老迈年高的帝王大臣们根本迈不上去。

其二为妙用数值效应。周大尺比明清时期的营造尺约短1/3，周大尺的9尺，只相当于明清营造尺6尺，所以坛台建筑中的高9尺和高6尺，其实际高度是相等的，但从文字数值上看，显然9尺比6尺要高昂雄伟得多。笔者推测明清时期修坛台时，可能考虑了这一数字效应，而保留坛台的高度仍以周尺计。

今天的鸳鸯尺是复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建筑文化、中国用尺文化的一朵奇葩。中华儿女，特别是业内志士，当共同弘扬保护，永远传承。

《周易》上说“阳卦奇，阴卦偶”，天为阳，天坛圜丘又是祭天的地方，所以其建筑尺寸只能使用“天数”（ 奇数），不能用“地数”（偶数）。所以圜丘修建时，全部结构都是用鸳鸯尺丈量出来的。坛三层，顶层直径九丈。

天坛内宫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