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玲英

摘 要：东胡是我国古代东北部多支游牧民族的总称，在其后来演变的过程中亦分化为多个不同的民族，关于东胡族系的族属和源流问题一直颇受争议，梳理东胡族属的发展和演变的脉络以及早期的宗教信仰等问题，对于认识人类文化的本质和起源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同时，对于这部分内容的研究也可推动草原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更有益于多民族文化的研究。

东胡是居于中国东北部的多支古老游牧民族的总称。东胡这一名词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民族称谓，它的含义囊括了这一名称自产生之时同族属的许多部落。而当时这些部落因为主要居于匈奴以东，而匈奴又多被称为胡，因而得名东胡。东胡所含纳的民族在历史演变的过程中包括许多部落和民族以及后来的民族分支。如乌桓、鲜卑以及由鲜卑分化出的慕容、宇文、拓跋、吐谷浑等各部，此外还有柔然、库莫奚、契丹、室韦以及今天的蒙古。这些民族在中华民族发展历程当中都有过辉煌的历史，他们所创造的物质及精神财富不仅成为草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当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关于东胡的族属和源流问题，在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但由于资料匮乏、年代久远、地域范围混杂等因素这一问题一直未得到一致的答案。

一、东胡的族属及其演变

东胡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是极为强盛的北方多个民族部落的总称，一般认为其居匈奴（胡）以东，而得名东胡。从今天的地域范围看主要居今辽河的上游老哈河、西拉木伦河流域。由于其实力强大，经常侵扰相邻的国家和民族，故燕筑长城以防其侵袭。秦末东胡最为强盛之时，其首领曾向匈奴要求名马、阏氏和土地，后为匈奴冒顿单于击败。退居乌桓山的一支称为乌桓;退居鲜卑山的一支称鲜卑。以上即为东胡族在3世纪以前的发展简史。《二十六大辞典》中这样解释东胡：“古代民族名。‘胡是中国古代对分布在北方塞外诸少数民族的总称。因其居于匈奴之东，故名。《赵世家》：自常山以至代、上党，东有燕、东胡之境。春秋战国时期，东胡居燕国北部，与匈奴为邻，两族经济、语言、文化习俗等方面有着密切关系。从事畜牧业，兼营狩猎。战国末，为赵国所破，北却2000余里，秦代末，与匈奴争夺土地，终为匈奴冒顿单于击败，退居乌桓山和鲜卑山。后由此发展成为乌桓、鲜卑两族。东胡长期活动的额尔古纳河上游地区，亦是蒙古族的发源地。因此许多学者认为蒙古族的先民同东胡族有直接的渊源关系。”而《日知录》对于东胡的由来有自己的见解：“《史记·匈奴传》曰：‘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盖必时人因此名戎为胡。而下文遂云‘筑长城以拒胡，是以二国之人而概北方之种，一时之号而蒙千载之呼也。盖北狄之名胡自此始。”[1]东胡族系在发展演变过程中演化为多个不同的民族和部落。主要包括乌桓、鲜卑以及后来由鲜卑分化出的慕容、宇文、段部、拓跋、乞伏、秃发、吐谷浑各部，此外在中国古代历史的不同阶段，东胡族系还包括柔然、库莫奚、契丹、室韦、蒙古等多个民族。

二、早期文化及信仰

东胡可以说是最早出现在中国古代史籍上的北方游牧民族的总称，《周逸书》中就对这一名称的由来有着明确的记载。当时东胡这一名称应是商周时期中原民族对活跃于内蒙古草原东部众多游牧部落的泛称，因此，东胡自产生之日起就不是一个民族或者一个部落的单独称谓，而是多个民族和部落的总称。

到战国时期，东胡逐渐发展成为内蒙古草原东部最强盛的民族部落联盟，形成庞大的部落联盟。因为地缘的关系与中原的燕国和赵国的接触相对比较频繁。东胡史书记载曾打败过燕国，燕国的东北从上谷（今河北怀来县一带）至辽东一带，就经常遭受东胡的侵扰。在《史记·匈奴列传》曾经有这样的一段记述：“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2]当时的东胡已有燕国的人质，这可以说明当时东胡的势力要比相邻的燕国更为强大。而历史上著名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又有力的证明当时的胡人军事力量的强大。东胡和赵国战事频繁，匈奴刚刚兴起时，也经常受东胡的敲诈勒索。赵国的大将李牧在击败匈奴的同时，又一次战败东胡。关于李牧击败东胡的事迹不仅详于史料，甚至在《三十六计》当中也有详细的记载[3]。

东胡以游牧生活为主，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畜牧业比较发达，牧放马、牛、羊等，尤其重视养马业，马是其日常生产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尤其在军事方面，马的作用不可小觑。从出土的动物骨骼有猪、狗、羊、马、鹿、兔等来看，说明当时东胡的畜牧业相当的发达，而且东胡还兼狩猎;从出土的农业工具有石锄、石铲等来看，说明当时的农业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发展，但在社会经济中未必占有重要的地位。“1985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对位于赤峰市宁城县甸子乡西南的小黑石沟遗址进行了清理、钻探和发掘，获得了包括十多座墓葬在内的大量古代文化遗存。该遗址属夏家店上层文化，其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墓葬出土的青铜器中，有大量适宜北方民族游牧、狩猎的生活用具和善于骑射征战的兵器及车马具。其中有一套完整的青铜马具，包括当卢、镳、衔、十字形饰件等。当卢为马额面具，中部有一脊，边槽用凹框勾出，背面有3个桥形钮。镳为夹紧马头两侧之用，呈钉形，上端为圆形平帽顶，下端为三角形，上套两个横条，横条两端各饰一环钮。衔为马嘴所含之物，分两节，中间有套环可活动，两端各饰3个环钮，用以与镳相接。十字型饰中空，用以固紧笼头。”[4]这套马具的出土最主要可以说明在当时东胡族的畜牧业是相当兴盛，而且能够进一步说明在当时内蒙古地区青铜器的冶炼和制作技术，在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影响之下已经开始起步并逐步走向成熟。从东胡活动地区出土各类货币可以说明东胡在当时与中原地区保持频繁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上的往来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东胡的发展。

东胡的遗址在东北地区老哈河流域也有大范围的存在。考古人员在挖掘的过程中，出土的随葬物和兵器等多为青铜制品，进一步证明东胡族也应经历过青铜文化时代，但东胡族的青铜文明仍具有本民族的特征，这从其出土的文物就可以明显的看出来。东胡遗址出土的双侧曲刃青铜短剑就与中原地区的形制完全不同，它具有浓厚的地区和民族特色，被认为是东胡早期最具特色的器物。

另外，于辽宁朝阳十二台子出土的铜饰具以及人面形铜饰牌，也堪称是东胡早期拥有典型特征的器物。东胡早期的青铜器物除受到中原地区的影响，1958年在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南山根出土青铜短剑还说明东胡的青铜器物还受到匈奴等少数民族的影响，这批出土的短剑虽仍然保存双侧曲刃的特点，但部分刃部已成直线型，同一时期匈奴所制造的剑，刃部基本以直线型为主，这也可以说明东胡文化也曾逐渐受到匈奴文化的熏陶，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因素是地缘因素。

草原游牧民族无一例外具有强悍、善骑射的特点，而东胡民族最早利用这一特点组建了勇猛的东胡骑兵。东胡骑兵的出现不仅在中国军事史有着重大的影响，在世界军事史上也具划时代的意义。秦始皇统一中国之时，东胡就已经雄居内蒙古草原东部。而在公元前206年，也就是汉高祖登基之初，东胡族却因为统治者的骄狂轻敌，妄自尊大，被匈奴冒顿单于彻底击溃，遭到致命的打击。这次决战导致东胡部族分散，大量的牲畜被掠夺，联盟也由此解体，东胡王国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东胡的血统却没有就此消失，而其后裔又演变成多支新的游牧民族。

东胡有自己的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大漠南北诸多民族都曾使用东胡的语言，现在的蒙古族语言，也源自东胡语。

中国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早期的信仰崇拜形式无一例外为萨满信仰，东胡亦如此。尤其在其传承的过程中，后世演化的民族都明显的可以看到信仰萨满文化的痕迹。

如《后汉书》记载：“其俗贵兵死，敛尸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则歌舞相送。肥养一犬，以彩绳缨牵，并取死者所乘马衣物，皆烧而送之，言以属累犬，使护死者神灵归赤山。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如中国人死者魂神归贷山也。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祠用牛、羊，毕皆烧之。其约法：违大人言者，罪至死;若相贼杀者，令部落自相报，不止，诣大人告之，听出马、牛、羊以赎死;其自杀父兄则无罪;若亡畔为大人所捕者，邑落不得受之，皆徙逐于雍狂之地，沙漠之中。其土多蝮蛇，在于令西南，乌孙东北焉。”

而《文献通考》中也记载：“有病以艾炙或烧石自熨，烧地卧上，或随痛病处，以刀决脉出血，及祝天地山川之神，无针药。俗贵兵死，有哭故之哀，至葬则歌舞相送。肥养一犬，以采绳缨牵，并取死者所乘马、衣物皆烧而送之，言以属累犬，使护死者神灵归赤山。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如中国人死者魂神归岱山也。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祠用牛羊，毕皆烧之。饮食必先祭。”[5]这段文字由于其中穿插有解释和介绍的文字，所以不是特别连贯，但我们仍旧可以从中清楚的分析到原始萨满文化的一些元素。

可以说，无论是东胡还是后来演变的鲜卑、乌桓乃至現代民族蒙古、达斡尔等民族都曾信仰原始萨满信仰，这一信仰文化不仅在这些民族形成的初期对其日常生产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甚至在后来这些民族建立国家后，为左右其政治统治和政权，萨满曾在其统治阶层中占据主要地位。时至今日，虽然由于多种因素导致萨满信仰已经淡出历史舞台，但在东胡的后裔民族中仍可见与之相关的民俗信仰，如科尔沁地区对火的崇拜、敖包祭祀等等。而今日的蒙医药，尤其是蒙医引以为傲的接骨术中都可见萨满信仰的影子和因素。

无论是东胡还是萨满信仰虽然随着历史的进程已经不再活跃在人们的视线中，但我们不能忽视其对后世民族和民俗的影响，对于这部分内容的研究涉及人类早期的精神文明，对于认识人类文化的本质和起源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同时，对于这部分内容的研究也可推动草原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更有益于多民族文化的研究。

参考文献：

〔1〕冯涛，等.二十六史大辞典.九洲图书出版社，1999.

〔2〕顾炎武.日知录.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

〔3〕张小梅.三十六计.同济大学出版社，1999.

〔4〕张雅图.东胡：马背上的民族.中国民族报，2007-7-18.

〔5〕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