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庆新　陈超凡

摘要 大气污染治理问题受到了政府和公众的广泛关注，然而传统研究并未对政府、公众行为和大气污染治理之间的关系予以足够重视。文章构建了一个制度软化、公众认同与大气污染治理之间的理论模型并提出研究假说，采用SuperSBM模型对我国各省份大气污染治理效率进行测算，通过构建面板分位数模型对研究假说进行经验论证，得到以下结论：首先，大气污染治理效率测算结果表明，研究期内我国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省际格局变化不大，中部地区大气污染治理效率高于东部和西部地区。其次，全国、中部及西部经验结论符合研究假说，即财政分权和晋升锦标赛引致的制度软化对区域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具有负向冲击，公众认同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有正向影响，且公众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制度软化引致的效率下降，但东部经验与研究假说相反。最后，晋升激励使得地方政府容易忽视大气污染治理的供给；环境规制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在条件分位上具有“波特拐点”特征；产业转型升级的环境效应在东部地区并不明显，但在中西部地区显著；技术进步促进大气污染治理效率提升在全国范围内显著；外商投资能通过技术外溢、严格的规制标准提升大气污染治理效率，但目前这种正向影响只存在于东部地区。故需要将环境质量指标及相关要素纳入地方政府的政治考评体系、改革和完善我国的财政分税制体制、引导公民自觉参与和监督大气污染治理、推进传统产业发展与现代服务业的有机融合等。

关键词 制度软化；公众认同；大气污染治理效率；SuperSBM模型；分位数回归

中图分类号 F0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5）09-0145-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5.09.019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大气污染问题日益突出且呈现出区域性、复合型等新特点。以京津冀为代表的我国东中部地区连续经历多次重度大气污染事件，各项指标均严重超过二级标准，空气质量恶化给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随着大气环境质量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刚性约束愈发明显，涵盖环境规制在内的政府制度与污染排放问题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1-2]。

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是否有意愿和动机执行环境规制等正式制度来提升环境绩效？特别是在中国特色政府治理模式下，经济上的财政分权和政治上的晋升激励引发地方政府激烈竞争，地方政府是否还会关注大气污染等环境问题的治理？一方面，环境联邦主义认为财政分权监管环境会产生“竞次”现象，地方政府无暇顾及长远、全局利益而选择放松环境管制标准，导致环境质量下降[3-4]。另一方面，晋升锦标赛是中国官员重要的激励模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但晋升博弈的存在会导致地方政府的预算软约束，从而引致地方官员对环境、教育及医疗卫生等公共事业的忽视。也就是说，中国式分权和经济增长的绩效考核体制引致地方政府之间展开互攀式竞争[5]，虽然能促进经济增长却使得地方政府具有了非完全执行中央环境政策的动机，使得相关制度出现“软化”现象，导致地方政府对环境治理偏好不断下降，带来了环境质量的恶化。李斌、彭星[6]847-855分析了中国特色政府治理模式下制度软约束对技术进步和中国经济低碳转型的影响，研究表明，制度软化会使政府放松碳减排规制，是工业碳排放增加的重要原因。就环境治理中颇为重要的大气污染治理而言，由于地方强势政府引致的制度软化[7]44，政府对大气污染治理的供给势必不足，对大气污染规制的力度会进一步放松，从而使大气污染治理流于形式。一些学者研究在地方政府竞争条件下，正式制度的软化是否可以通过非正式约束来弥补。Qian & Roland[8]的研究强调通过引入“激励相容”机制，推动 “为增长而竞争”的地方政府决策与居民意愿达成一致，由此体现公众意愿在环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彭星等[9]分析了文化非正式制度对碳排放的非线性影响，认为文化非正式制度有利于经济的低碳转型和绿色发展。

上述分析表明，尽管已经有学者开始关注地方政府行为、文化非正式制度对环境问题的影响，但针对大气环境问题的研究却十分稀缺。首先，尽管一些文献对政府制度、公众价值观以及环境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但并没有深入探究政府行为、公众行为与环境治理之间的互动机理，因而无法提出严密的研究假设；其次，学者们对我国的大气污染治理问题的研究多停留于对策探讨层面，尽管有不少学者对我国区域或行业的环境效率进行测算[10]，但鲜有文献针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进行研究；最后，在对制度软化、公众认同与环境治理的有关经验研究中，学者们多数采用均值回归法，不能有效解决因变量的条件分布问题，而准确描述自变量对因变量变化范围及条件分布的影响能使我们得到更加精确的结论[11]。基于此，本文试图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以下三方面的拓展：第一，构建制度软化、公众认同与大气污染治理效率之间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说；第二，采用SuperSBM方法测度在规模报酬可变下我国各省份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妥善解决传统效率测度中投入产出变量的松弛性问题；第三，建立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对核心假说进行检验，弥补相关经验研究的空白与不足。

1 理论模型及研究假说

借鉴李斌、彭星[6]的研究思想，假设有三类经济行为主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S个同质的社会公众。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拥有绝对权威，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及晋升起主导作用，但中央政府本身并不参与博弈。地方政府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对地方经济发展有充分的控制力与决策权。假设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考察主要有经济绩效、环境绩效等指标，但由于短期内中央政府不能察知地方政府对环境质量改善所做的努力，因而只能以地方GDP作为对地方官员考察的主要手段，引发地方政府之间的晋升锦标赛。社会公众的效用水平不仅取决于自身的经济利益，也取决于参与大气污染治理而产生的满足感。设定全社会减少大气污染排放的总数量为D=Dv+Dz，其中政府进行大气污染治理减少的排放数量为Dv，公众出于社会认同而减少大气污染排放数量为Dz。

首先，考虑地方政府的大气污染治理行为。假设地方政府可支配的投资总量为1，且地方政府只存在经济增长和大气污染治理两个目标，其分别将份额1-λ用于经济增长和份额λ用于大气污染治理。由此构建地方政府的收益函数式（1）。

在财政分权的晋升激励模式下，地方政府认为用于经济增长的投资收益δ12是可以预期的，而用于大气污染治理的投资δ22收益则是不可预期的，甚至在极端条件下，大气污染治理投资的不确定性趋于无穷大即δ22→∞，此时，地方政府会将所有的投资用于经济增长，而用于治理大气污染的投资趋于零，见式（8）。由于地方政府需要参与激烈地竞争博弈，且大气污染治理收益的不确定性是明显的，则保证经济投资收益的最大化而放弃大气污染治理将是优选。而中央政府由于在短期内无法察觉与评估地方政府的大气污染治理成效，故只好选择默认地方政府追求短期经济利益的行为，从而产生制度软化。在制度软化下，地方政府将各类资源用于经济发展，忽视甚至放弃对大气污染的治理。

λ=limδ22→∞（κα2β2δ12+β-αβ2）κ（α2β2δ12+δ22）→0（8）

如果假设地方政府自身不实现大气污染治理投资的收益，而是将其要求获得的污染治理投资收益以大气污染规制的形式转移给当地企业，由企业实现大气污染治理的目标。设定大气污染规制ER=ER（λ/β），且ER′>0，即地方政府以期获得越高的大气污染治理收益，其对企业施加的规制力度就越强。当企业面临地方政府严苛的大气污染规制时，用于大气污染治理的投资支出增加，污染物排放减少。但由于制度软化的存在，造成大气污染治理的投资量λ不断下降，由于ER′>0，则ER不断减小。因此，制度软化使得地方政府对大气污染治理漠不关心，从而放松环境规制标准以发展本地企业。结合以上分析，提出本文研究的核心假说1。

假说1：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展开激烈地晋升锦标赛，且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治理大气污染短期内不可察知，由此产生制度软化。制度软化使得地方政府具有非完全执行中央政府加强大气污染治理的动机，同时制度软化使得地方政府放松大气污染规制标准，从而使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增加。制度软化将使大气污染治理效率下降。

其次，我们分析公众认同对大气污染治理的影响，并假设社会公众的劳动供给及收入水平为外生变量，得到同质社会公众的效用函数为（9）。

假说2：社会公众对大气污染治理的认同感越强，其参与感就越强，愿意付出的努力就越多。即公众认同有利于减少大气污染排放，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由于制度软化造成的地方政府大气污染治理供给的不足，提高大气污染治理的效率。

2 基于SuperSBM模型的大气污染治理效率测算

2.1 指标与数据

SuperSBM是在SBM模型基础上拓展而来的，模型允许效率值大于或等于1，既克服了传统包络分析的缺陷，又进一步解决了有效单元之间的排序及差别比较问题。本文利用SuperSBM模型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进行测算。首先，需要选择合适的投入和产出指标，以准确反映大气污染治理的特征。本文选取废气治理设施数作为大气污染治理固定资产投入的表征指标，该指标间接反映了历年大气污染治理投资在当年发挥作用的固定资产存量；选取废气治理运行费用作为大气污染治理中人力物力投入的代理指标，该指标包括人员工资以及治理废气的相关费用，能够反映出大气污染治理中流动要素的投入情况。同时，大气污染治理效果直接体现为大气污染物的去除量，因此，选择二氧化硫去除量、烟尘去除量、粉尘去除量三个指标作为该系统的产出要素。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及完整性，数据样本为2002-2011年中国30个省级单位（不含西藏、港澳台）。相关统计数据来自各年份《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以及各省市有关统计年鉴。

2.2 测度结果与分析

考虑到大气污染治理过程中的边际成本递增现象，故利用SuperSBM模型，测算基于规模报酬可变情况下我国各省份2002-2011年的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值，在此基础上绘制效率均值图1。

根据图1，从省际维度来看，2002-2011年，各地区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海南、江西、吉林等省份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相对较高，而川渝、北京、天津等省份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相对较低。从大气污染治理的区域维度来看，中部地区平均治理效率最高，东部次之，西部最后。究其原因在于：就东部而言，伴随着工业化及城市化的高速发展，资源、能源消耗量巨大，大气污染物排放集中，排放量巨大的一次污染物在城市间输送、转化、叠加、耦合，大气环境形势进一步恶化。而且，东部地区虽然对大气污染治理投入了较多的资金与设备，但由于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目标很难协调统一，导致对大气污染治理资金与设备的使用效率较低；就中部区域而言，“十一五”以来，中部大气污染治理效率保持稳定的上升态势。由于各省市不断加强大气污染治理的资金与设备投入，在中央鼓励和地方联控下，纷纷转变传统产业发展模式，探寻清洁化、绿色化增长道路，使得大气污染物排放减少。同时，中部地区大气污染物相对单一，以工业废气排放为主，去除和治理较易，因此大气污染治理效率有了显著提升；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大气污染治理效率低下主要与地方政府的投入不足有关，但甘肃、内蒙古、贵州等省份由于近年来重视经济结构转型，推进资源的集约高效利用，在大气污染治理中取得了显著成效。

3 制度软约束、公众认同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影响研究

3.1 分位数回归模型设定

分位数回归是一种基于因变量y的条件分布来拟合自变量x的线性函数回归法，是对OLS均值回归的拓展。运用分位数回归，我们能更好地考察在条件分布的不同位置上，制度软化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方向及影响程度。基于此，本文建立的实证模型如（13）。

3.2 数据与变量

根据本文实证研究采用的面板分位数模型，选取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2-2011年的样本数据进行经验估计，西藏由于数据资料缺失严重，故未纳入样本范畴。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涉及到的主要变量有：

（1）大气污染治理效率（zlxl）。采用前文SuperSBM估算出的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值作为分位数回归的被解释变量。

（2）制度软化（sys）。在实际研究中，由于无法直接获得制度软化的数据，故需要寻找合适的代理变量综合反映各省市的制度软化现象。根据本文的数理推导，由于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存在激烈地晋升博弈，导致在大气污染治理实际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制度软化。基于此，本文选择地方政府强势程度的综合指标作为制度软化的代理变量，即地方政府越强势，越有可能产生制度软化[7]。鉴于大多数学者在研究政府强势问题时已广泛运用《中国市场化指数》[12]，且市场化是形成地方政府“竞次”的重要原因之一，故本文使用该指数中“市场分配经济资源的比重”、“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程度”、“价格由市场决定的程度”、“减少商品地方保护”、“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五大指数衡量地方政府的强势程度。在此基础上，采用平均增幅法将原始数据进行扩展，并构建反向指标与制度软化直接挂钩，最终通过熵权法将五大指数合并为一个综合指数。

（3）公众认同（gzrt）。本文重点关注的是公众对大气污染治理的参与行动，即如果公众对大气污染治理的参与动机越强，履行的监督职能越多，说明公众认同感越强。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环境污染来信数中大气污染问题的来信，以及环境污染来访人次中大气污染问题的来访人次两个指标作为衡量公众认同的代理变量，同样采用熵权法构建公众认同的综合指标。

（4）控制变量。jsjl代表晋升激励，采用GDP增长率作为代理变量；rz代表环境规制，选择各省份废气治理投资额作为代理变量；inr代表产业升级，关于产业升级的测度，构建产业结构升级综合系数：inr=y1·1+y2·2+y3·3，1≤inr≤3，该指数分别体现一、二、三产业在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系数值越大，说明产业结构越优化；js代表技术进步，采用各省市R&D研发经费来衡量；ws代表外商投资，采用各省份外商直接投资额作为代理变量。

3.3 估计结果与分析

为验证本文的核心假说，根据分位数回归模型（13），在0.01-0.99之间设置9个主要分位点，得到在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不同分位上，制度软化对其产生的影响。同时，采用bootstrap重复抽样技术，在每个分位进行回归时均进行100次重复抽样，增强估计、推断效能。由此，得到全样本、东中西部分位数回归结果，见表1、表2。

表1显示，就全国而言，制度软化的分位数系数呈负向显著，且在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9个分位点上，系数绝对值呈上升趋势，说明制度软化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存在稳定的负向冲击。这与研究假说1相符，即在财政分权模式下，地方强势政府之间进行激烈地晋升博弈，对中央政府大气污染治理目标具有非完全执行动机，对大气污染治理持消极态度，通过放松大气污染管制和“向底线赛跑”效应引致制度软化，从而既无法高效利用治污资源，又难以采取严格规制标准减少污染排放，进而降低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公众认同系数值在分位点上正向显著，且具有“螺旋式”上升的态势，可见公众对大气污染治理的强烈参与感，能够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反馈效应，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起到正向推动。同时，我们关注到公众认同的系数绝对值比制度软化大，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公众对大气污染治理的关注引起的治理效率提升能够弥补制度软化引致的治理效率下降，即二者相互作用的“净效益”为正，验证了研究假说2。同时，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受到多种因素的作用，特别是以下几点：

①晋升激励（jsjl）系数值均不显著，进一步说明在我国垂直型政治体制下，地方政府热衷于“为增长而竞争”，诸如大气污染治理等项目的投资大且见效较慢，难以实现与GDP的有效对接，因而被地方长期忽视。②环境规制（rz）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在分位点上由正转负，一方面说明政府对大气污染的规制能够刺激出企业的“创新补偿效应”，从而实现有效的减排；另一方面，在条件分布的后期环境规制的影响为负，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对大气污染治理资金、设备的投入缺乏持续性和稳定性，形成了不少大气污染治理的形象工程。③产业升级（inr）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提升并不显著，说明当前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环境效应并不明显，④技术进步（js）的系数值表现为负向冲击，并在第6个分位上转为正向冲击。说明政府、企业对大气污染治理技术的研发和投入刚开始可能产生一定的成本开支，但到后期这种成本的损失将会被由技术进步带来的治理效率的提升所弥补。⑤外商投资（ws）系数总体而言也呈现出由负向正的演变过程。一方面，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更多的外资流入，往往放松环境规制的标准，更多地从事“肮脏行业”的生产。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引资质量的不断提升，先进外资企业在地方所推行的国际环保标准能够促进环保技术的发展，产生污染“晕轮效应”，从而实现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提升。

在全样本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探讨东部、中部、西部区域层面的分位数回归结果。从表2分位数系数来看，东部地区核心变量sys、gzrt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并不支持研究假说，中部和西部地区分位数回归结果支持研究假说。东部地区与假说相反的根源在于，东部沿海省市是我国经济驱动的先行力量，财政分权体制发挥的积极作用要大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同时，中央对地方尤其是对东部经济发达省份的考核指标逐渐纳入了环境绩效等因素，因而东部执行中央大气污染治理政策具有更强烈的动机，在多种因素综合之下，大气污染治理效率有一定的提升。相较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财政实力明显落后，因而追逐经济效益而产生的晋升锦标赛更为激烈，制度软化引致的大气污染治理供给下降问题更为突出，中部和西部地区普遍存在排斥执行大气污染治理政策的动机，从而使得大气污染治理效率下降。

与此同时，东部地区的社会公众对大气污染问题的关注度和参与度是较高的，但由于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大气污染治理存在固有难题，加之新问题叠加，治理效果长期以来并不显著，因而社会公众的参与大都表现为“事后反馈”，决策的主体依然是地方强势政府，故不能对大气污染治理起到有效地促进。中西部地区大气污染治理问题相对单一，治理难度相对较低，因而社会公众的参与和监督能够较快地转变为地方政府的治理行动，在政府目标和社会目标达成有效统一时，就能够较快地增加治理投入和落实治理行动，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制度软化的负面影响，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提升起到关键作用。

4 主要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及政策启示如下：

（1）总体而言，我国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呈现出不同的省际变化格局，中部大气污染治理效率最高，东部次之，西部最后。其中，京津冀、上海等省市治理效率较低，而海南、江西、吉林等省市在大气污染治理中表现不俗。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大气污染治理效率，东部地区应当更加重视提升大气污染治理资金和设备的使用效率。同时，东部各省份之间应进一步完善区域大气污染治理的联防联控机制，建立区域统一的大气污染防治法规、产业准入标准及污染监控网络等方式，形成联防联控合力。对中西部地区而言，政府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大气污染治理的资金、基础设施、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投入，推广及普及大气污染治理的关键、适用技术和成果，实现生产和产出过程的清洁化与绿色化。

（2）就全国而言，财政分权及晋升博弈下的地方强势政府具有非完全执行中央大气污染治理政策的动机从而引致制度软化，制度软化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具有负向冲击。公众认同表现为一种文化非正式制度的影响，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制度软化引致的治理效率下降。分地域而言，中部及西部经验结论符合研究假说，但东部经验与研究假说相反。以上的研究结论对我国如何规避制度软化以实现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提升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首先，改革与完善地方政府的政治晋升考评体系，由较为单一的经济增长指标变成更具综合性的指标体系，特别需要将环境指标及相关要素纳入到考评范畴，而作为绿色发展重要指标之一的大气环境指标更应当在政府考核奖惩体系中占据重要的份额。其次，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的财政分税制体制。地方财权与事权的不统一无法保障地方政府在晋升博弈之下有余力提供事关民生的大气污染治理公共服务。因此，要进一步加大对基层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并形成规范化、透明化管理，同时精简财政级次，构建一个具有自律机制的能有效运行的基层财政体制。第三，引导公民自觉参与和监督大气污染治理行动。公众认同的树立，可从自身做起，培养正确、环保的生活消费模式，同时充分发挥监督职能，联合社会媒体积极宣传与披露区域大气污染治理的成绩与不足，形成公众对政府、企业履行职能的多向反馈机制。第四，对东部地区而言，应当注重利用现代的科技与管理手段，努力提升大气污染治理各项资源的使用效率。针对大气污染治理的固有难题，要妥善解决好产业转移过程中承接地污染“回流”问题。要在充分尊重公众意愿的基础上，切实履行大气污染治理职能。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特别是中部的能源资源大省，尽管政府治理投入的增加带来了一定的成效，但仍然存在晋升锦标赛之下的制度软化问题，因此要通过政府考核模式和财政分权体制的改革以进一步减少制度软化的负面影响，也需要政府对绿色环保项目给予更多的支持。

（3）基于各控制变量影响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分位数回归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首先，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环境规制体系。应当进一步提高政府环境规制的强度，刺激企业在治污技术和生产技术中实现创新，还应针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发展的实际，制定差异化的，合理的、动态的环境规制标准。东部地区应当更多地利用市场化激励与规制手段，采用环境税、排污权交易、环境补贴等形式，更好地诱导企业主动承担污染减排责任。中西部应当注意行业发展的实际，制定不同的行业规制标准。第二，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推进传统产业与现代服务业的有机融合。传统产业在现代服务业的助推下通过管理、技术、生产方法、产出目标等方面创新与升级，能有效促进污染排放的减少并实现生产与产出的高效化、清洁化、绿色化，进而实现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提升。第三，加强政府对大气污染治理技术研发的投入，并注重引资质量的提升。要进一步增强我国大气污染治理自主研发技术能力，引导和鼓励政府与私人资本共同进入大气污染治理技术的研发领域。同时吸收和借鉴国外企业在治理大气污染过程中的先进技术成果、管理经验、环保标准，并加以内化吸收，形成对我国大气环境保护的有利力量。对于中西部而言，要特别注重提升引资质量，避免“污染型”项目的引进，更多地利用技术溢出效应和效仿国外先进的污染治理措施，以提高大气污染治理效率。

（编辑：田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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