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民++毛军　王蓓

摘要：利用1999～2012年样本数据，采用空间聚类分析方法研究了中国省域税收收入空间聚类分布格局以及通过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了税负水平、税收结构和税收不确定性对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在不同分位点上产生的区域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在参数异质性假设条件下，税收负担挤入居民消费水平，而税收不确定因素挤出居民消费水平；商品税、所得税与财产税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在不同税收收入水平下，呈现出具有差异性的区域空间特征。

关键词： 居民消费；税收政策；区域效应；分位数回归

中图分类号：F063.2；F810.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217（2015）02-0095-05

一、引言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长期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加剧了经济结构失衡，扩大内需成为支撑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规定应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局面，建立扩大居民消费需求长效机制。在中国税收保持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充分发挥税收政策的杠杆作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形成良好的居民消费预期，建立扩大居民消费需求长效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税收政策促进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现有研究中，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从税收收入总量视角分析宏观税负水平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李俊霖（2007）认为宏观税负可以通过增加公共产品供给拉动居民消费需求，也可以通过减少个人可支配收入抑制居民消费需求[1]。部分学者对税负与居民消费的数量关系进行了检验，杨文芳和方齐云（2010）采用全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过高的税负率对我国居民消费率具有负面影响[2]。武彦民和张远（2011）的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收入占比每增加1%，居民消费率下降0.53%[3]；而李文（2011）利用我国1985～2008年的数据实证表明，我国税收负担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有限，降低总体税负并不是促进居民消费的税收政策的最优选择[4]。二是从税收收入结构视角分析税收政策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一方面，税收政策对于不同地区居民消费水平具有差异效应。根据吴玉霞和侯文英（2009）的研究结论，税收政策因素对于城乡居民消费影响具有双重性，税收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而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负效应[5]；另一方面，不同的税种，影响居民消费的程度不尽一致。张振卿（2010）运用动态计量方法研究发现，个人所得税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制约作用，不同类型税收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6]；储德银和闫伟（2012）的研究发现，财产税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而商品税和所得税却存在挤出效应[7]；张斌（2012）指出税制结构会通过对不同消费品的差别征税对居民的消费结构产生影响[8]。

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在不同税收收入水平下的不同区域，税收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本文将区域因素纳入到税收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考量之中，此外，在实证分析过程中，针对税收政策因素，除了考察宏观税负的总量效应与税制的结构效应外，还关注税收收入不确定性因素对居民消费所带来的影响。因此，将通过对中国31个省域的税收收入水平运用空间聚类分析方法进行区域划分，利用1999～2012年中国区域居民消费水平、税负水平、税收结构以及税收不确定性的相关数据，采用分位数回归法对税收政策影响不同区域居民消费水平的效应进行综合分析。

二、基于税收收入水平的区域空间聚类分析

由于传统的区域划分方法存在一定程度的缺陷，仅仅根据地理差异难以准确划分区域差异。本文摈弃传统地理区域分类方法，根据我国区域税收收入空间分布，利用Moran散点图将我国31个省域划分为高高（H-H）、高低（H-L）、低高（L-H）和低低（L-L）四种类型。为了揭示中国省域税收收入集聚与空间差异格局，使用1999～2012年中国31个省域税收收入值计算相关的Morans I值，测算和检验中国省域税收收入的空间相关性。

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15年第2期2015年第2期（总第194期）刘建民，毛军等：税收政策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区域效应研究

根据空间聚类分析测算2012年Moran指数散点图，可将各省域税收收入分为四个象限的集群模式：“高高”象限表示高税收收入省域被其他高税收收入省域所包围，经济发达地区税收收入处于“高高”象限有5个省份，包括天津、北京、江苏、上海、浙江；“高低”象限有4个省份，包括辽宁、重庆、内蒙古、广东，该类型区域自身税收收入水平较高，周边省域税收收入水平较低；“低高”象限有6个省份，包括吉林、山东、河北、黑龙江、海南、福建，该类型表示低税收收入地区被周边其他高税收收入水平地区所包围；“低低”象限有16个省份，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大部分地区处于“低低”象限，包括安徽、河南、山西、江西、广西、四川、甘肃、湖北、湖南、青海、宁夏、贵州、云南、西藏、陕西、新疆。依据样本期间中国省域税收收入的集聚区域与传统的四大经济地带划分方法存在一定的不匹配性。“高高”类型和“低低”类型的区域单元较多，约为总数67.74%，表现出正的空间自相关。

图1中国省域税收收入水平分位图（1999）

图2中国省域税收收入水平分位图（2012）

三、税收政策影响不同区域居民消费水平的分位数回归分析

（一）分位数回归模型设定

分位数回归是由Koenker and Bassett[9]提出的，是一种采用加权绝对残差最小方法（Weighted Least Absolute， WLA）对面板数据固定效应分位数进行的估计方法，考察因变量在不同分位数下对自变量反应系数的变化，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的数学表达式如下：

式中，yt和xt（t=1，2，…，n）分别为因变量和自变量，n为样本量，βθ为各分位点估计系数值，回归线上方的点权重为θ，下方的点权重为（1-θ），也是估计中所取的各分位点值（0<θ<1）。本文研究所运用的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选择以下三个变量刻画与反映税收政策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税收负担变量（Tax-burden-it），以税收收入占本省域GDP的比重来表示；税制结构变量，按照IMF和OECD的税收制度分类方法，将税收结构大致可以分为货物与劳务税（以下称之为商品税）、所得税、财产税和其他税等四大类：商品税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和关税；所得税包括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财产税包括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车船税、契税和土地增值税；其他税类包括没有被纳入到商品税、所得税和财产税的其他税种。鉴于其他税的类型不统一性并且波动较大，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相对较小，不列入本文分析范围。以下主要分析商品税、所得税和财产税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作用，分别用商品税（Product-tax-it）、所得税（Income-tax-it）、财产税（Property-tax-it）占税收收入的比重来表示。第三是税收不确定性变量（Uncertain-it），反映税收收入波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借鉴陈守东和杨东亮（2009）[10]的作法，选择以人均税收收入的拟合值构造税收收入不确定性因素变量，以随机性税收收入的平方项（LnTax-LnTax）2作为税收收入不确定性的测度指标。其中，LnTax为人均税收收入的对数，LnTax为人均税收收入趋势值的对数，并通过对带有常数项和时间趋势的模型进行拟合回归。被解释变量为居民消费水平（Consume-it），用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表示，借鉴楚尔鸣和鲁旭（2008）[11]的做法：居民人均消费=（城镇人口×城镇人均消费+农村人口×农村人均消费）/总人口。本文数据来源于1999～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和《中国税务年鉴》，使用R计量软件进行分位数实证分析。

（二）基于区域空间特征的分位数回归分析

本文分别对全国及根据我国税收收入区域空间分布划分的高税收地区（高高H-H、高低H-L）和低税收地区（包括低高L-H、低低L-L）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税收政策因素进行分位数回归，分位点选取为0.1、0.25、0.5、0.75和0.9，同时运用自助抽样法（bootstrap）进行100次抽样来求得标准误，以削弱分位数回归模型误差项未知的干扰。

首先，在税收负担因素的影响方面。在各分位点上，税收负担对全国及其区域居民消费水平均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且估计系数均大于零，这与李普亮和贾卫丽（2013）[12]的研究结果一致。税收收入增加使得政府拥有更多的财力并通过政府转移性支付达到提高低收入水平居民群体的支付能力，从而有助于缓解我国区域居民收入不平等现象，促使国民收入分配从“政府偏向型”向“居民偏向型”转变，减少了“国富民穷”现象的产生，促进了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从而最大限度地提升了我国整体的居民消费水平。

其次，在税制结构因素的影响方面。（1）商品税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在低税收地区估计系数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估计系数为正，说明商品税占比的变动在税收收入水平较低的地区才会产生明显的引致作用，而且随着分位点的上升，商品税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系数是递减的，这表明我国此类地区居民消费水平越高，其受商品税占比变动的影响越小。近年来政府改变商品税的征收方式，商品税通过在不同商品间征税行为对居民消费结构进行调节，从而有利于提升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和加快居民即期消费水平的扩张。商品税对居民消费水平在全国及高税收地区估计系数为负值，且估计结果各分位点上都通过了0.0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商品税占比在全国及税收较高的地区会对居民消费水平产生明显的抑制效应。由于商品税在市场经济运行中通常都通过转嫁由消费者承担，从而商品税会通过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在消费者的即期消费与未来消费（储蓄）之间产生负效应，从而会因商品税的累退效应降低全国及其高税收地区居民消费水平。（2）所得税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此类税对全国及低税收地区居民消费水平估计系数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估计系数为正，表明所得税对此类地区居民消费水平具有挤入效应。所得税具有调节收入的功能，从而能够提高此类地区的居民消费倾向及其居民消费水平。所得税对居民消费水平估计系数在高税收地区估计系数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估计系数为负。高税收地区事实投资较旺，间接抑制了居民消费水平。同时，个人所得税对此类地区居民消费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个人所得税在高税收地区挤出了居民消费。（3）财产税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此类税对全国及低税收地区居民消费水平估计系数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估计系数为正。财产税具有明显的财富效应，并且财产税的征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居民贫富差距，从而提高低收入者当期消费水平。财产税对居民消费水平估计系数在高税收地区估计系数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估计系数为负。收入及财富在居民中的分配结构是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财产税的税基较窄以及税率较低，显著地提高了高税收地区居民进行储蓄和积累财富的积极性，减少了居民的即期消费水平。

最后，在税收不确定性因素方面。税收的不确定性对全国及低税收地区居民消费水平估计系数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估计系数为负；在高税收地区估计系数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税收收入不确定性主要是指社会居民对税收收入预期与实际税收收入偏差，会间接影响到居民消费行为选择。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总额处于上升趋势，但居民消费率却呈下降趋势，主要原因是税收收入的不确定性和浮动性影响居民对未来税后可支配收入的预期，带来对未来消费能力预期与风险预期的不稳定，加大了预防性储蓄并降低了居民消费水平。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采用空间聚类分析方法研究了中国省域税收收入水平空间分布特征以及利用分位数回归法分析了税负水平、税收结构以及税收不确定性对我国不同区域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发现，税收负担挤入居民消费水平，而税收不确定因素挤出居民消费水平；商品税、所得税与财产税在影响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上呈现出区域特征，具体而言，在低税收地区，商品税、所得税、财产税对居民消费水平具有正向的引致作用；在高税收地区则具有反向的抑制作用。因此，税收政策对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程度，与该区域自身税收收入水平高低存在关联性。根据分析结论，就如何合理运用税收工具扩大我国居民消费水平、构建促进内需增长的长效机制，提出如下建议。

1.控制税收增速，合理调整宏观税负。“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结构实现了由投资主导的粗放式发展战略向依靠消费引领的内源性可持续发展战略转变，并且为扭转国民收入分配失衡局面，国家提高了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比重和国民收入最终分配格局中居民收入比重，这些因素“合力”有效地促进了我国居民消费增长。在未来中国的税收政策取向上，地方政府应把握税收收入规模的合理区间，继续实施有增有减的税收政策，提升居民消费能力。

2.优化税制结构，调整商品税与所得税、财产税比例。2012年我国商品税占税收收入比重的58.47%，而所得税、财产税等占比为41.53%。就全国范围而言，以商品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尽管具有征管方面的优势，但商品税的转嫁性使中低收入群体成为主要的负税人且会推高物价从而抑制居民消费，同时商品税在公平分配方面的累退性抑制了居民的消费倾向，对扩大居民消费具有负面影响。因此，建立合理的税制结构是发挥税收扩大居民消费水平作用的重要制度基础。政府应本着量能负担、公平税负的原则，对现行税制进行调整、优化，逐步降低商品税比重，提高所得税、财产税的税收比重，通过所得税以及财产税等税种的改革，构建一个有效的综合税收调控体系。

3.适当赋予地方政府税收政策制定权，改变全国“一刀切”模式，实现税收政策与区域差异的匹配。实证回归结果表明，商品税、所得税、财产税对低税收地区居民消费水平具有正向的引致作用，对高税收地区居民消费水平具有反向的抑制作用。因此，税收政策的调整以及税收增长的幅度需要考虑地区经济水平的差异、物价因素、收入负担能力等因素，并应具有内在的动态调整功能。此外，应尽快改革与完善财产税制度，构建一个遗产税和赠与税等在内的税收调节体系，从居民消费支出、收入流量和收入存量各方面调节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多渠道缓解和缩小贫富差距的矛盾从而能够有效刺激低税收区域居民消费水平。对于高税收地区而言，必须依照“调结构、扩内需、惠民生”的大方针，全面推进“营改增”改革，在切实减轻企业税负同时，凸显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刺激居民消费的政策着力点，从根本上解决商品税累退性对此类地区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

4.增强税收政策的稳定性，稳定居民对未来税后可支配收入以及消费能力的预期。理性预期理论认为，居民对收入的预期直接影响着当前的消费水平，因此，降低税收收入的不确定性因素，对增加居民消费水平具有积极正向传导作用。同时，需要财政支出的密切配合，保障中低收入居民的基本生活条件，改善居民对未来收入的良好预期，增强居民的即期消费信心。

参考文献：

[1]李俊霖.宏观税负、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J].经济科学，2007，（4）：5-14.

[2]杨文芳，方齐云.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率[J].当代财经，2010，（2）：43-50.

[3]武彦民，张远.我国财税政策与居民消费的实证分析[J].税务研究，2011，（2）：24-29.

[4]李文.税收负担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J].税务研究，2011，（2）：29-32.

[5]吴玉霞，侯文英.启动农村居民消费的税收政策选择[J].经济经纬，2009，（6）：123-126.

[6]张振卿.个人所得税、城镇居民收入与消费关系实证研究[J].税务与经济，2010，（2）：90-94.

[7]储德银，闫伟.税收政策与居民消费需求[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2，（3）：53-63.

[8]张斌.扩大消费需求的税收政策[J].财贸经济，2012，（9）：33-39.

[9]Koenker R.，Bassett G W. Regression quantiles[J]. Econometrica，1978，（46）.

[10]陈守东，杨东亮.我国财政支出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9）：119-133.

[11]楚尔鸣，鲁旭.基于面板协整的地方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关系的实证检验[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8，（6）：5-10.

[12]李普亮，贾卫丽.税收负担挤出了居民消费吗[J].经济学家，2013，（6）：94-104.

（责任编辑：漆玲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