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侃

大革命失败后，在一边倒的指责陈独秀的大环境下，惟有托洛茨基对陈独秀表示同情和理解，认为共产国际、斯大林“没有公平对待陈独秀”。

陈独秀获悉托洛茨基的态度，是在两年之后。外甥吴季俨由莫斯科归来，向他介绍了苏共党内斗争的情况，说托洛茨基是列宁的战友，是杰出的革命家、思想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在苏共党内很有基础；斯大林是“专政暴君”“红色沙皇”等等。外甥还建议他读读托洛茨基的著作。

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中的阶级关系》中指出，国共分裂的危机已是“不可避免”，呼吁“共产党完全独立”，并赞扬陈独秀等一再提出退出国民党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他的这些意见立即遭到斯大林的批评。正是由于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分歧，才导致共产国际撤销托洛茨基的共产国际执委。1927年11月，又被开除出党。次年1月被流放到阿拉木图。

托洛茨基极为关注陈独秀的情况，从1929年11月至1940年8月，给中国托派和陈独秀写了22封信，其中直接谈陈独秀的信件就有17封。托洛茨基在中国年青的托派对陈独秀群起而攻之时，极力为之开脱，托洛茨基还在信中说，希望能读到陈独秀“纲领式的声明书”。

这份被称为“纲领式的声明书”，便是陈独秀的《告全党同志书》。这封信批评斯大林犯了“可耻的机会主义”。托洛茨基高度评价《告全党同志书》是“一篇极好的文件，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采取了完全清楚与正确的立场”。托洛茨基还让刘仁静转去对陈独秀的亲切问候，并说，他的《告全党同志书》，“我非常喜欢，我相信我们在将来是能够一起工作的。”

恰在此时，中国和苏联之间发生了中东路事件（是指1929年中国为收回苏联在中国东北铁路的特权而发生的中苏军事冲突），这一事件深深的挫伤了陈独秀的民族感情，而托洛茨基在这一事件中的态度，又为他们日后的政治关系设置了重重阴影。只是由于此时的陈独秀在政治上形单影只，如今好不容易觅得知音，当然不会轻易放弃，于是，矛盾也就暂时隐而未发。

中东路事件后，托洛茨基指示中国托派“要完全牺牲自己来保护十月的胜利”，陈独秀虽没有公开批评托洛茨基，但却始终没有加入“保卫苏联”的大合唱。

托洛茨基自以为懂得陈独秀，却独独忽视了陈独秀的独立见解和自主意识。有过一段默契和合作后，陈独秀的任何人任何党派也左右不了的，即他所称的“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便凸显出来。如他的“二次革命”论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不和谐；托洛茨基始终认为苏联是“工人国家”，而他认为苏联已不是“工人国家”，甚至认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苏联已是“法西斯主义格柏乌政治”的国家。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对托洛茨基不切实际的左倾口号不以为然。

陈独秀担任中国托派总书记不到一年半，便在上海被捕。中国托派本是个乱哄哄的草台班子，陈独秀却自作多情，还在狱中间或发出一些指示，可却几乎没有一点号召力，相反，他的许多顺乎国情民意的言论，却屡屡召来警告，上海托派甚至扬言要将他开除出组织。8月，美国托派分子伊罗生，专此去挪威奥斯陆向托洛茨基汇报这一情况。托洛茨基非常不安，认为对陈独秀的批评是“大大地夸大了的”。

卢沟桥事变后，全民抗战已成历史的必然，可托洛茨基仍然指示中国托派，“对于蒋介石和他的党，以及整个中国统治阶级”，“无须要有丝毫的幻想”，要在“政治上准备推翻蒋介石”。陈独秀是赞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当然不能认同托洛茨基的观点。

陈独秀是个重感情的人，几年来的实际交往，使他对托洛茨基有着一种由衷的感激之情。在与中国托派的多次争执中，他都能感受到托洛茨基的理解、宽容和关怀。在前程未卜的政治流亡中，托洛茨基还时时牵挂着远在中国的他，这使他深受感动。他思忖良久，觉得有必要给托洛茨基去封信，真实地反映中国年青的托派的“极左派的倾向”。

托洛茨基很欣赏他的坦诚，在给中国托派的指示中说：“我非常欢喜，我们的老朋友在政治上仍然是我们的朋友，虽然含有若干可能的分歧。”托洛茨基虽和陈独秀从未谋面，可却一直将陈独秀视为老朋友。根据莫斯科的经历，托洛茨基担心陈独秀的人身安全，一再表示：“我非常关心的问题是陈独秀的人身安全。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我毫不怀疑斯大林派会在战争期间暗杀他。……他应该到美国去。”耐人寻味的是，遭到暗杀的不是陈独秀，而恰恰是他自己，1940年8月20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遭到暗杀。

此时，陈独秀已全然否定托洛茨基，说：“列（宁）托（洛茨基）之见解，在中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现在应“重新估定布尔塞维克的理论及其人物（老托也在内）之价值”。

（摘自《新青年： 时代巨变中的人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