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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笑钦差

2015-09-14臧保云

上海戏剧 2015年9期
关键词:列斯造景科夫

臧保云

第一次感到,俄罗斯经典戏剧距离年轻一代观众,并不遥远。

俄罗斯亚历山德琳娜大剧院的《钦差大臣》,无疑是一出“潮”剧。导演瓦列里·福金将此剧从“经典”的神坛上解放下来,既保留了原作的批判力度,又为其灌注了新的活力,不仅赢得有着俄罗斯情结的老一辈观众的赞叹,更有意义的是,它拉近了与当今年轻观者的距离,让他们在剧场里笑并反思。对于一部产生于19世纪的剧作,瓦列里·福金自有其21世纪的阐释系统,无论空间布置还是节奏把控,都散发出新时代气息。

导演以造景和调度传达的现代空间概念,首先打破了人们对于经典戏剧的既定印象。戏以市长向大家宣布钦差大臣要前来视察的消息开场,观众对碎碎念的语言机巧并不感兴趣,亮点在造景。一个简单的手绘景片,假定了故事发生的场景,众人被推至舞台前方,随景片的横向挪移进行调度,在揶揄、调侃中暴露慈善医院、邮局、教育、警察署等各个部门的腐败,直指批判的核心。布景上开出的一扇小门,又填补了平面调度带来的不足,一众有头有脸的官员从狭窄的小门中鱼贯而出,自然生出了视觉上的滑稽感,并于一开场便奠定了群像基调。时不时从门后冒出的仆人,也为相对沉闷的“交待戏”增添了不少生趣。

旅馆这场戏,则着重于纵向空间的延伸。立在空旷舞台上的,与其说是一间写实的小旅馆,不如说是一种功能性造景。正如同电影画面的内部蒙太奇,楼梯被巧妙地设置为纵向调度的手段,机智地对演出空间进行调控和布局。搞笑的旅馆伙计灵活地从下面钻出来,心虚的市长小心翼翼地迈下楼梯,不明就里的赫列斯塔科夫则躲在奥西普的身后瑟缩着,人物行为带动焦点变换,流畅又不失生动。这家旅馆低调、不考究,却因住着一位“大人物”而使市长等人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当错认赫列斯塔科夫为钦差之后,旅馆又成了可移动的身份标志,被众人推向舞台纵深处。在空旷的舞台上,让戏集中发生在一处逼仄的镜框里,聚焦局部带来更为饱满和张扬的戏剧性。此一场节奏轻快,引得笑声阵阵,少不了导演对于道具和空间的精当处理。

舞美原是走极简路线,却在进入市长家不久后,风格陡转。尽管依然是垂下来的景片,色调却华丽起来,巨大的柱子很是醒目。垂吊的两大片哈哈镜说明导演走的并不是写实的路子,舞台上是一个夸张、变形的空间。导演在此剧中突出的是“对心理主义的深度探究”。市长的家其实是众人的权欲之城,是他们梦想中的彼得堡。住到彼得堡是权势上升的象征,“钦差”的到来,使他们对这座城的想象更进一步。市长太太和女儿的表现尤其迫不及待,她们像小丑一样攀附在又大又粗的柱子上,期待获得荣宠。而当一封信件道出真相、市长一家的幻想落空,大柱子适时地升上去时,市长夫妇紧紧将其抱住,不舍得放开。全剧唯一的“豪华”造景终于道出了导演意图,他从极简走向华丽,是要借一个极端绚烂的美梦以及最终的美梦成空,犀利地嘲讽一群小丑的欲望和贪婪。同时,立体空间设计,方便导演进行交叉调度,各色人等与“钦差”从不同角度产生关联,舞台呈现力求丰富和动感。

从平行调度到纵深调度再到众人在“钦差大臣”的操控下满台乱转的交叉调度,充分阐释了导演的现代空间观念,他不刻意追求经典“再现”,而擅以舞台造景和空间调度的契合,延展叙事的层次。

“节奏感是导演最重要的素质之一。”讽刺喜剧的重心往往不在突出某个个体形象,而是通过整齐划一的滑稽群像反映世态,塑造类型化、符号化的群像因此成为该剧的主要戏剧任务。对于群像戏来说,节奏尤其关键。本台演出,导演以合唱队的人声伴奏这种简洁又有质感的形式,来控制节奏、辅助叙事。腐败已经侵蚀到这座城市的每个部门,代表各个部门的众官员为求自保并获得利益,必须在“钦差”到来时极尽所能地表演。于是,随赫列斯塔科夫手中教鞭的挥舞,合唱队介入叙事,众官员步履一致、丑态毕现,活生生一幅“群丑图”。漫画人物的同时,讽刺的力度亦被推向极致。

对整齐划一的节奏感的追求,实际是以突出动作性的现代剧场性,来代替文本中“重复”的力量。原剧中,法官、邮局局长、督学、慈善医院院长等人对赫列斯塔科夫的争相献媚,是一沓重复而同质的动作。重复当然是有力量的,它的力量在于强调和突出,以求众人丑态尽显;但同时,也难免冗长、拖沓。众官员无比漫长的行贿过程,在本次演出中被处理得干脆得当,只灭一次灯的功夫,就看到了行动的结果:赫列斯塔科夫手上拿着一堆塞了钱的信封。泽姆利亚尼卡则以夸张的贿赂行为,成为这群人的代表,解释了被省略的内容,批判力度丝毫不亚于一系列重复性动作。当得知市长与“钦差大臣”攀上亲之后,众人前来奉承的欢庆场面,便是以合唱队的歌唱和集体舞蹈来表现的;而当真相被揭露,他们又集体迸发出一阵刺耳而尖刻的嘲笑声。机械的、整齐如一的节奏,形成一种强烈的喜剧张力,在反讽之余,毫不客气地透视落井下石的滑稽官场。

将剧情删繁就简,以节奏感突出剧场性,是现代剧场美学理念的重要体现。在剧场里,观众暂时忘却了果戈里这位大师,而沉醉于瓦列里·福金新潮的批判体系中,并叹服于其与时俱进的戏剧理念。批判的意义不在于嘲笑,而在于反思。当骗局已成定局,真的钦差大臣就要前来时,市长整理好仪容,蹒跚走出已落空的“彼得堡”,来到舞台前方,景片落下,回复第一场的布景——他又在絮絮叨叨,开始了与众官员的第二次“战略部署”。一出丑态百出的讽刺喜剧在尾声竟引人心生悲悯,观众真正嘲讽的不是这些夸张到变形、滑稽可笑的喜剧人物,而是他们指涉的荒唐世相。讽刺喜剧的精神,大概就在于此。

聪明的导演应该知道,这是个解放经典,甚至“下放”经典的时代。戏剧演出的价值在于引动观众,我们需要放下“经典”的姿态,让它亲切地面世,而不是守着历史和时代给予作品的光环,困坐枯城。“潮”不是反叛经典,而是为经典寻求当下阐释的多种可能,是一种追求进步的态度。俄罗斯亚历山德琳娜大剧院带来的《钦差大臣》,并不是零瑕疵(比如第一场戏的处理依然相对保守),但整体地看,它是经典作品真正意义上的当代演绎,因为我们在一个模糊了时代感的城市,看着俄罗斯人,听着俄语,却并不感到陌生。回想起焦晃等前辈艺术家于五六年前在上戏剧院演出的《钦差大臣》,严肃、规矩、华丽,却高高在上。

也许,我们仍需一次戏剧观的大讨论。

(作者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师,上海戏剧学院在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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