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杨

《钦差大臣》是俄国讽刺作家果戈里著名的喜剧作品，19世纪初这样直面社会腐败问题的喜剧，无疑会凭借那充满力道的讽刺，征服当时的俄国舞台。然而时至今日，这出戏的批判魅力虽然不减当年，但是考虑到今天的观众不同往日，这种由批判所引发出的艺术魅力必然会在剧场接受上遇到一定程度的阻碍。当今社会，对于腐败的揭露和贪官污吏的讽刺，已然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如果导演仍把搬演《钦差大臣》的“最高任务”设定成“讽刺喜剧”，那么势必会有很多观众觉得：新闻都比戏剧要精彩得多。我们无意去质疑果戈里作品的经典意义，因为任何时代都需要这种批判性的精神力量；但我们有必要为19世纪的经典戏剧寻求站立在21世纪舞台上的可能，因为戏剧的舞台必须要对当代的观众负责，上演经典作品更当如此。

如何让《钦差大臣》不失果戈里的批判精神又能继续在舞台艺术上被今天的观众接受？这个问题的背后我们要追问的是：所谓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戏剧在今天的舞台上是否可以获得新的生命，以让其文学生命和舞台生命都得以延续。俄罗斯亚历山德琳娜大剧院此次带来中国的第十版《钦差大臣》正在这个问题上给我们以启示。俄罗斯人民艺术家、著名导演瓦列里·福金用他的才华回答了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要用一句话概括此版《钦差大臣》成功的原因，那便是：回到了喜剧的应有之意。喜剧的本质是让人获得精神上的愉悦，这种愉悦可以是一种通俗的逗乐搞笑，也可以是一种高雅的幽默爽朗。该版《钦差大臣》把这两种愉悦在舞台上统一了起来：它在人物的表演和情节的铺排上采用近乎闹剧式的表现手法，但是在人物的心理和主旨的揭示上却保留喜剧独有的批判精神，从而让坐在剧场里的观众，脸部的微笑和脑中的思考同时到来、相互叠加，增强了喜剧的艺术效果。而这两者之所以能够自然衔接，得益于导演在人物心理上的深入把握和舞台效果上的现代观念。我们从两个方面来介绍。

一、别具一格的表演风格

在原作中，果戈里为我们构建了一个荒诞的俄国小城：法官罔顾公正、玩忽职守，慈善院长满脸伪善、阴险残忍；督学昏庸无德、胆小愚昧；邮政局长窥私成癖、偷拆信件……这些人物凑在一起出现，本身就够荒诞了。传统（斯坦尼）的表演方法是往真实的路子上演，把他们一个个演得像生活中的大贪官，激起观众的愤怒，产生讽刺的艺术效果。于是当他们得知钦差大臣要来的时候，斯坦尼式的演法是，贪官们需要在慌乱中不乏老谋深算的镇定自若。但是该版《钦差大臣》反其道而行之，它故意采用夸张的表演风格。与其说他们是几个贪官在商量如何应付钦差，不如说是几个小丑在舞台上展示自己内心的惊恐和烦躁。导演对演员表演的定位正介于夸张的小丑和真实的贪官之间。于是这就产生了不同于原著的美学效果：传统表演要求演员表演贪官，但我们主观把他们看扁成小丑；而现在舞台上的演员则客观上就是在表演一种介于贪官和小丑之间的形象——身份是贪官，行为是小丑，内心是两者的结合。于是所有夸张的表演都可以看作是贪官内心世界的小丑式外化，这就使得表演手段能够大胆地化用各种闹剧的方法，又不至于流于单纯的插科打诨。因为每一个夸张的动作都有内心的真实作为凭据，表演从而被赋予一种有意味的浮夸。这种有意味的浮夸在当今的观众中，最能收获雅俗共赏的评价。

二、匠心独运的舞台效果

果戈里在剧本《钦差大臣》中所构建的世界是一个黑暗现实世界的缩影，按照他的意思，他希望能在最应该主持公正的地方把所有不公正的事情统统集中起来，一起加以鞭挞和嘲讽，这是一个具有高度抽象意味的文学世界。然而导演瓦列里·福金的《钦差大臣》却不止于果戈里的高度，他在保留戏剧实现批判意义的同时，充分调用各种舞台艺术语言的穿透力，挖掘人物的潜意识世界，借用传统的文学剧本，营造现代意义的剧场艺术。

我们知道所有的官员都被假钦差在宴会上的口若悬河给骗了，相信了他在彼得堡是如何的飞扬跋扈。导演就在此时，让舞台上降下一个金色的宫殿背景墙和四根宫殿立柱（假钦差在首都的官邸），象征着众官员完全沉浸于假钦差所编织的谎言之中。背景的转换使得整个剧场的气氛为之一变，所有人都处于一种着魔的状态中。如此一来，更多夸张的表演手段都显得和当下的氛围无比贴合，导演也正是在这里做足了戏剧性。演员的表演手段已经突破了对白的局限，他们可以歌唱，可以跳舞，可以做各种夸张的动作，可以醉酒，可以模仿狗，可以尽情地失态、尽情地调情。在这里，从市长宴会的觥筹交错，到当地官员的贿赂迎合，到调戏市长妻女，再到和市长女儿订婚，一气呵成。整个舞台的每一个节奏点上都充满着迷醉、疯狂、夸张和怪诞。当谎言告破，金色的背景墙和立柱被收去，整个环境瞬间回到现实，所有的欢闹一下子从舞台上抽离，巨大的幽默效果和舞台氛围的转换配合得丝丝入扣。导演还别出心裁地将一个小型合唱团放在了观众席的包厢，他们和舞台上的演员相互辉映，让包括观众在内的整个剧场都处于这种集体的狂欢之中。这类舞台艺术毫无疑问是现代剧场观念下的产物，它一方面揭示了贪官内心那种巴结和逢迎到近乎变态的心理状态，另一方面又在这种表演的背后赋予了比原著更值得回味的讽刺意蕴。

研究戏剧理论的人时常试图在闹剧和严肃喜剧之间划分一个界限，也许在理论上，这个工作是有意义的，但此版《钦差大臣》却给予这个问题一个新的视角：喜剧的一半是闹剧，另一半是严肃；在闹剧的舞台上，观众收获欢笑，在严肃的精神中，观众收获崇高；而这种带着笑的批判就是喜剧的核心特质——幽默。此版《钦差大臣》正是把握了喜剧的本质，让一个19世纪的喜剧作品熠熠生辉地站在了21世纪的舞台上，无关它所上演的时代背景，它在艺术上都会收获成功。

（作者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戏剧学在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