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前进

萨德，对于现代人是遥远的传说，在现代启蒙解释学里是道德怪物、恶的象征。他出身于一个有六百年家族谱系的贵族家庭，年轻时为非作歹，不顾家族荣誉，冒险挑战传统伦理，这是他品性顽劣，天生没有责任感与荣誉心，还是时代风俗积弊太多，善与恶的界限已模糊？时至中年，数次牢狱之灾后，他是共和主义革命家，勇敢雄辩，对于现代政治有深入思考。前后迥异的人生境遇是因为什么？是他天生喜好动荡，只有在动荡里，心中的恶才会平静？

十二世纪，萨德远祖以商业起家，这个家族前后培养了多名主教、骑士、上尉、市政官、外交官、修道院院长、教皇内侍主管。一七四○年六月二日，萨德生于巴黎，母亲与波旁王室有血缘关系，父亲曾任布莱斯（Bresse）、布格（Bugey）、瓦罗梅（Valromey）、莱克斯（Gex）四省总督，后任法国驻科隆公使、驻俄大使。一七九三年，萨德忆及童年时光：“我与孔代亲王年龄相仿，经常一起玩，我傲慢无礼，有次做游戏争执起来，我给了他一顿拳头。”萨德入读路易大帝中学，三年后毕业，成绩平平。路易十五时代，贵族青年轻浮懈怠，像流行病，有识之士深感担忧。“他们对过去不留恋，对未来没有不安，在鲜花掩盖的悬崖边上快乐前行……漫不经心地享受旧体制的便利，感受新风俗的自由，两类道德准则恭维着我们的虚荣心。”

法国旧制度时代，父亲的意愿对于孩子是绝对权威，萨德二十岁时遵从父愿加入国王卫队，一七五六年七年战争期间在路易十六哥哥的率领下参战，担任勃艮第驻军上尉，有人说他异常疯狂，有人说他特别勇敢。那时，军队荣誉感日益消解，一伙贵族子弟，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与之相识的不少是轻浮之徒，“欺诈、告密、做伪证，从事间谍勾当”，在放荡与伪善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风俗里，萨德深陷其中：“我生于巴黎，自从我能思考，就觉得出身与命运能满足我的所有要求……那些偏颇的讽刺让我自豪、愤怒又独断，一切得为我让路，整个世界要恭维我的任性。”

成年后，萨德遭受二十九年牢狱之灾，在十五个监狱或精神病收容所待过，革命前多因行为放荡或对女性无礼。一七六三年十月二十九日晚，他强迫珍妮（Jeanne Testard）辱骂上帝、耶稣和圣玛丽，珍妮事后向巴黎警察局告发，他被囚于文森城堡（Vincennes）。其父向国王求情，他很快被释放。一七六七年父亲去世后，萨德心理失控，最严重的是一七六八年四月的阿尔科伊（Arcueil）事件，他将一个三十二岁的贫困寡妇哄骗到远离人迹的乡间别墅，伪善、谎言、胁迫和暴力接连上演，趁他外出，这个可怜的女人逃走了，向当地驻军法庭报案。萨德岳父一家得知后设法化解，巴黎高等法院法官布耶（Boyer）驳回控诉，打算赔偿两千四百利弗尔了事，国王得知后将之逮捕：“这是法国十八世纪最卑劣的罪行，法律若不能主持正义，以儆效尤，会给后代留下徇私枉法的坏典范。”萨德以为这是一场“冒险”，放纵者的冒险、不信教者的冒险，不是谋杀；但在普通人眼里，那是贵族制的堕落，萨德从此是“恶的象征”。

一七七八至一七九○年是萨德受囚禁最长的一段，他的乱伦触怒岳母蒙特勒伊（Montreuil）夫人，相继关押于文森城堡、巴士底狱和夏朗东收容所。众叛亲离，无人搭救，他起初陷入绝望：“何时以上帝的名义，我能从活埋我的墓地走出来？没什么比我糟糕的命运更凄惨的，没什么能描述我的焦虑，只有眼泪与哭喊支撑着我，所有人熟视无睹。”出人意料的是，他开始勤奋读书，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让他安静下来：“慢慢读，生怕理解错误，劳拉（即萨德远祖）在我的脑袋里回旋，我像她的孩子……由于我的落寞与对她的温情，我搂住她，希望留住她，跟随她，幻梦消散，给我留下的是悲伤。”

萨德的妻子勒奈（Renée）禀性安静，忍受他的沉默、暴怒与埋怨，写信宽慰他，不断寄送书籍，帮他整理狱中手稿，告诉他孩子的进步，托关系改善生活条件，从“狗窝”转到大屋，为他寻医问药：“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健康状况……你要保重，我一直这样要求你，因为这一点比我的生命还珍贵，尽力消解你的悲伤情绪，只有这样我才能看到你健康地出来。”一七七九年七月写信说：“你的孩子很好，他们努力弥补失去的时间，希望为你的幸福做有用的事……这一次我寄来《希腊罗马名人传》，一根香肠、一块药膏、一瓶糖浸橘子、六块硬饼干、六块糖面饼干。”一七八一年十二月，萨德的小儿子路易（Louis-Marie de Sade）写信说：“亲爱的爸爸，新年在我心里激起最温和、最崇敬的情感，希望您收下这个心灵的祝福……我何时能怀着崇敬之情拥抱您的双膝？”

这段时光是萨德转变的开始，他不再在现实中作恶，要在思想世界里反叛。他以启蒙哲学、民族历史、戏剧作品自我教育，从中发现生命的意义：写作色情小说。十二年里，他以之对抗死寂。若仅是个人癖好，在现代历史中，他的价值会归于无。听到他的粗鲁语言，想到他的劣迹，几乎没人愿意接近他，但荒诞与放荡里是锐利的批判精神，以及关于美好社会的想象。这样的文字有对抗时间的力量，萨德能超越世俗意义的善恶观，作为尘世之恶的象征，让那些走在善恶边缘的人反思：心底的恶何时会爆发。

出狱时韶华已逝，风湿、胃炎、偏头痛时常发作，眼睛问题困扰他很久，但为之确定身份的作品完成了：《变化无常的人》（Le Métamiste， ou l'Homme changeant）、《轻信的丈夫》（Le Mari crédule）、《让娜·莱奈》（Jeanne Lainé）、《索多姆一百二十天》（Les 120 journées de Sodome）、《阿丽娜与瓦尔库》（Aline et Valcour）、《美德的不幸》（Les Infortunes de la vertu）。入狱前惊慌失措、无所适从，此时他接受了现状，用文字颠覆虚伪的风俗。《美德的不幸》是朱斯蒂娜和朱丽埃特的故事，一个是温和善良的姑娘，一个是蔑视道德的女人，善良不为上帝奖赏，朱斯蒂娜举步维艰，萨德在绝望中尚存一点希望：“社会公约受充分尊重，我们与之没有理解障碍。但我们遇到的是荆棘，坏人收获的是玫瑰，那些失去美德依靠的人无力克服不良迹象，他们会不会同流合污？……这部作品将美德遭遇不幸的事呈现给堕落的心灵，它若尚存良善，则能挽救之。”

批驳旧制度的同时能满足好奇心，《美德的不幸》畅销一时，很多人在书摊前迫不及待读起来。在现代思想界，它标志萨德神话的诞生，那是一套关于恶的话语体系。一八三四年，博斯特（Boiste）主编《法语通用词典》，收录施虐（sadisme）、虐待狂（sadique）、施虐受虐症（sadomasochisme）等词语，等同于放荡与残忍的快感，“违背自然，对抗社会”。他的后代承受指责，有人被迫更改姓氏，一个古老家族的名誉消亡了。

一七八五年十月，萨德被关在巴士底狱，每天晚上写那部色情史上难出其右的作品《索多姆一百二十天》，人物肮脏、情节血腥，主题不正经，其中一段为罪行辩护的话让人觉得他是堕落者：“一桩罪行若能制造快乐，就不会有悔恨，若罪行不能带来快乐，悔恨就会出现……要让罪行无可挽回，这是消除悔恨的方式。”萨德式的场景由此而来：“组合的复杂、同伙的扭曲、欢乐的代价和受虐者的忍耐力，一切超出人性的可能。”（罗兰·巴尔特）在理性意义上，萨德是异类，在非理性意义上，那意味着他要恢复人的本性，荒唐、严酷、血腥是自然的。理性主义者以之为虚无的反抗，非理性主义者以之为反抗虚无。

一七九三年出版的书信体小说《阿丽娜与瓦尔库》是萨德的自传。出版商说它“风格纯净多彩，一切是原创的”，但有人觉得“到处是下流与谋杀，让人反胃，作者疯了”。文辞间引人注目的不是老生常谈的色情故事，而是改善风俗的意图：“避免年轻人腐化，减轻赋税，敬重农业，倡导诚实，减少奢华，因其让身处险境的人更危急，却不会减轻不幸者的重担。”

恶的生存空间是黑暗、隐秘和窃窃私语，总之要逃避因果关系的追踪。它在旧制度有气力时极力奉承，趁机取利，在旧制度危急时极力保护它，伺其坍塌就迅速变形，以维新者的面貌在新时代里支撑着旧风俗。不断变形的恶是旧制度的敌人，依附、投机、隐瞒使之成为封闭体系。萨德早期对恶的迷恋表现在对无辜者的祸害，他服从恶的要求，将之隐藏，消除因果关系，为此口是心非、提心吊胆；后期，他打破恶的逻辑，将之放在公开空间和明确的因果关系里，他不再是恶的仆从，而是恶的陈述者。

所以，萨德是现代历史上恶的第一个主人，但在教会伦理和世俗伦理中，他是恶的化身。他的作品在十九世纪仍被禁止出版，但越来越多的人想理解他，年轻作家从中发现灵感，夏多布里昂、福楼拜、乔治·桑、缪塞、龚古尔兄弟都读过，波德莱尔读后视之为“注释人性之恶的自然人”。二十世纪，对萨德的理解有了新视野。世界战争后的人目睹生活的荒诞，在超现实主义时代，莫里斯·海涅（M. Heine）、吉尔伯特·莱利（G. Lely）和克洛索夫斯基（P. Klossowski）以之为影响深远的思想家，“尼采、马克斯·施蒂纳（M. Stirne）、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和卡拉夫特-埃宾（Krafft-Ebing）的先驱”。一九三八年，曼·雷伊（M. Ray）为配合萨德作品出版完成一幅画像，石质的脸庞，面向燃烧的巴士底狱，雷伊觉得那是最自由的人。

那是什么样的自由，让一个人不顾一切？以极端的恶证明人性中的晦暗，以荒诞对抗荒诞？法国旧制度末期，贵族没落不可挽回，丧失了社会影响力。在新财富体系里，他们受第三等级冲击，地产收入贬值，破产悲剧时有出现。贵族青年风光不再，高傲却未减少，蔑视行政体系，看不起新兴阶级。有些贵族逆反心理强，以违背常理的方式表明自身存在，色情与批判结合是发泄怨气的途径，极力讽刺国王、王后和教士。阿尔让（Argens）侯爵是十八世纪初的外省贵族，十五岁参军，三十岁退役，父亲剥夺了他的长子继承权，一七三四年，他离家赴荷兰，开始自由写作，一七四八年出版《哲学家特蕾兹》（Thérèse philosophe），以荒唐的剧情批判女性受压迫的现实，销量巨大。

萨德的一生更像传奇，在现实中撒野，在文字里狂放，青年时代是顽劣之徒，在监狱里历练为有正义感的色情作家，革命时代，心中的善开放了。一七九○年四月，秘密逮捕令（Lettres de cachet）废除后，萨德出狱，改名为路易·萨德（Louis Sade），投身革命，不再是贵族，而是公民，公安委员会让他以爱国主义的文字动员公共精神。一七九一年六月在致国王的公开信里，他提到“法兰西民族已陷入可怕的错误，民众对于权力滥用愤怒至极”。同年十月，巴黎莫里哀剧院上演他的《放荡的不幸》（Oxtiern， ou les malheurs du libertinage），维护政治秩序，批判财富对共和制的腐蚀。一七九三年一月，他发表演讲，要以哲学摧毁欺骗和荒谬的宗教，为民众的神立祭坛。同年七月，他在致自由平等协会的文件里要用宪法保障人的自由：“一部普度众生的宪法会以幸福取代不安，在邪恶与奴役压迫下的法国人有共和热情，足以让君主颤抖……各省代表拜倒在国家祭坛下，发誓要自由地生，自由地死。”九月又在马拉纪念日上滔滔不绝：“共和主义者最珍视的义务是感激伟人，国家荣耀由此而来。”

此时的萨德兼具史学家和政治家的才华，关于启蒙哲学和革命暴力的意义，他因独特的境遇而有不同视野。断头台每天运动，只能处死杀人犯，不能减少犯罪，为此他呼吁废除死刑，降低法律的严酷，尽可能温和，所有人努力遵守，强调改良风俗的意义，避免在教育里掺杂宗教寓言，以符合共和理念的宗教净化心灵，并公开质询嫌疑犯法令（Loi des suspects），那是革命恐怖政策的依据。一八一五年，萨德完成《政治对话》（Dialogues politiques）：“自法国的麻烦事开端后，我有时间思考所见所闻，我想探寻眼前事的根源，这能说明我们不幸的首要原因，如何避免，如何将法国立于牢固的基础上。”其中有一场争论，难分伯仲，保皇派要恢复波旁王朝的统治，因为那是美德政治；雅各宾派要选举波拿巴，尊重人民意愿，取缔王权遗存。革命之乱的道理寓于其中，文人政治干扰了时代思想，人人想变革社会，实践方式与革命目标却是混乱的：“哲学家的政治诡辩是我极力反对的，我国近二十六年的不幸主要归咎于求新者的堕落……同胞对之信任，就去实践关于自然权利、人民主权和平等的抽象原理。”

萨德是从旧制度根基长出来的恶人，将贵族制弊端发挥到极致，在动荡岁月有英雄品质。他想掌握命运，却受制于时局，一生里有狂放、幻灭、重生与失落。社会剧变让人心与时代境遇错位。

晚年萨德似乎已安生，心灵有了归宿，一种朴素的民族情感：“法国是我的出生地、革命摇篮，是我最了解的国度，我越来越喜爱它，我一生与法国人相处，听得懂他们的语言，了解他们的风俗。”但除旧布新的热情之外难掩孤寂与凄凉，“一介文人，今天为这一方摇旗，明天为那一派呐喊，观点时有变动，对我不可能没有影响”。一七九四年七月，他被判处死刑，罪名是“与共和国敌人通信”。临刑前验明正身时，五人被遗漏，其中就有他。

恐怖时代后，萨德先后被关在圣派拉瑞监狱、比塞特医院和夏朗东收容所，被当成精神病人。一八○四年八月，他致信臭名昭著的政治投机者、警察部长富歇（Joseph Fouché）：“他们把我关在这里，既无审判，也无任何有根据的法案，据说是因为一部色情作品……先生，我求助于您的权威，特别是您的公正，让我获得自由。”萨德未收到回复，一八○九年六月致信拿破仑：“萨德先生，一家之长，他的儿子在军队里表现出色，他在三个监狱生活了九年，是尘世最不幸的人，年逾古稀，几近失明，患有痛风和风湿病，痛苦难堪，夏朗东的医生认同他寻求自由的愿望。”拿破仑问及此事，但调查报告对他不利：“此人有强烈的淫欲，足以使之有疯狂念头和可怕的举动，他以演讲和写作传播罪恶，是不平常的人，我们要尽力使之脱离社会。”萨德失去获得自由的最后机会，他不知道儿子一星期前已死在战场上，他要在五年后终老于夏朗东收容所，但他不是精神病人。

萨德心里有良善，年轻时，他在五年里持续救济三个几近破产的家庭，使之脱离贫困，他帮助一个被部队丢弃、在野外要死去的逃兵，他还在伊夫里（Evry）救过一个孩子，眼看孩子要被疾驰的马车碾过，他用身体挡住了车轮。对于矛盾的生活，一七八三年九月，萨德致信妻子时有过反思：“我是最诚实、最坦率、最优雅的人，乐善好施，有同情心，是我们孩子的偶像；我也有邪恶的性情，专横、易怒、暴躁、走极端、没有信仰，以至于狂热……或是杀死我，或是接受我，因为我不会改变。”

“萨德问题”的实质是制度、风俗与人心之辨：善与恶在逻辑上是对立的，为什么在现实中能相互转换？好人作恶，恶人向善，是人性无常还是制度弊端？一个人进入历史有很多可能，萨德选择了反面角色，但一个邪恶的人为什么关心民族福祉，不良风俗在多大程度上扭曲了人性？健全制度是“萨德问题”的可能性答案，但好制度从哪里来？法国旧制度危急时，是首先变革制度，还是改良人心？不变制度，如何改人心？不改人心，如何有支撑好制度的风俗？革命时代，法国人选择重建制度，十九世纪的历史说明他们的方案不是最好的。制度之乱、风俗之乱与人心之乱有隐秘的相关性，有模糊的相似性，如何避免陷入乱的循环，这个问题比“萨德问题”更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