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祖群　张莹

文章以《智取威虎山》（小说原本、样板戏电影、3D电影）三种文艺形式为对象，在比较视野中重点分析：一、各种文学艺术的流变、改编的异同与燃烧的时代精神：二、根据红色革命经典改编3D电影《智取威虎山》的人物角色、情节矛盾与叙事困境。文章认为，从小说原本到3D电影第二次转折性改编，在故事情节、细节处理、人物形象等方面都有所创新，符合闻一多对中国人灵魂诉求表述。在当下讴歌英雄争当英雄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传递正能量。3D电影只有走出叙事困境，建立成熟与经典的叙事法则，才能迎接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

一、研究背景

（一）《林海雪原》呈现的多种艺术形式

自1952年春开始，作家曲波（1923-2002）根据自己的经历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林海雪原》，1956年8月他以顽强的毅力终于完成了40万字的书稿。该小说《林海雪原》一经问世（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1版），随即中国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以最深的敬意，献给我英雄的战友杨子荣、高波等同志”，成为一个时代的响亮音符。1959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准备拍摄根据曲波同名小说改编的故事片《林海雪原》，计划拍摄上、下集。1960年正值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改编完成《林海雪原》上集《大战奶头山》，取消拍摄上集，只拍完下集《智取威虎山》。1968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成立样板戏电影《智取威虎山》摄制组，1970年10月1日，样板戏电影《智取威虎山》在北京、上海的标语口号与锣鼓喧天中正式发行上映。“文革期间”，上海交响乐团根据同名京剧移植、改编的《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由于其合唱上颇具匠心的创新应用，彰显了一定的艺术特色。根据曲波同名小说《林海雪原》之前八章改编，2003年由李文歧执导的电视剧《林海雪原》（共30集）播映。2014年底，徐克执导的3D电影《智取威虎山》系第三次电影翻拍。

经典并非高不可攀的神圣神秘存在，而是以“许多人喜爱”作为评价标准。大浪淘沙，经典不会自动呈现，一定是在不同时代不同读者的阅读、阐释、评价中才会呈现其价值，不同时代呈现不同的经典，甚至同一经典在不同时代呈现不同的表现形式。《林海雪原》就是这样一种经典，从最早的小说，到三次电影翻拍，一次革命交响音乐改编，一次电视剧改编，呈现至少五种艺术形式。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小说原本、70年代的样板戏电影《智取威虎山》、2014年3D电影《智取威虎山》。本文以这三种文艺形式为对象，在比较视野中重点分析其文学艺术的流变、改编的异同与燃烧的时代精神，重点分析根据红色革命经典改编的3D电影《智取威虎山》中人物角色与情节矛盾。

（二）对《智取威虎山》“燃烧”的理解

尽管美国芝加哥的时报影评Ben Kenigsberg认为该片“显示出一种民族主义的迂腐趣味，对大场面的追求亦令人厌倦”（2015年1月8日）。初步统计表明，《智取威虎山》上映两周的票房就突破7亿元，如网友所言“这种叫好又叫座的贺岁档电影多年没出现了”。2009年《建国大业》的成功有迎接“国庆”六十周年的特殊性，2015年初《智取威虎山》的成功，显示观众的文化需求已经悄然改变——广大观众不再喜欢单纯提供高度感官刺激的娱乐产品，而是回归经典，喜欢真正优秀并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文艺作品。

出于对老侦察排长杨子荣的崇敬之情，出于对徐克导演倾心制作的经典故事的支持，2014年12月，3D电影《智取威虎山》让人们再次重温深入虎穴大智大勇的英雄故事。这是一部“燃烧了我整个肾上腺素”的电影。这个影片燃烧出来的时代精神让今天这个物欲横流时代的人们产生强烈的精神认同——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威虎山”，它唤醒每个人心中的“杨子荣”。每个人在追梦的路上不要害怕孤独落单，不要忌惮风雪兼程，要摒弃“软骨病”与暮气渐沉，迎接“给力”的明天。影片虽然结束了但却留给了我们长久的余韵，就好像燃烧得很旺的柴火，就算灭了，噼噼啪啪的火花和温度却难以平息。

二、两次转折性改编

小说《林海雪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再版）负载着政治宣传和非政治的娱乐两个功能，以真与虚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战争描写的艺术手段充斥在叙事文本中，但是却没能“红得发紫”。在“文革”期间，以小说《林海雪原》为原本改编成京剧《智取威虎山》（1970），在保留原作传奇性背景的基础上，大大增强现代革命京剧表演性成份增强“阶级性”与“斗争性”，使得小说的江湖游侠的传奇故事转换成充满阶级仇恨、阶级觉悟、阶级感情的内容，体现传奇性与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结合。从小说到样板戏，却显示了不同的命运。

再来看不同时期学者对京剧《智取威虎山》的分析：钟文郁（1973）认为：革命现代京剧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它同时运用语言、音乐、舞蹈、美术四种艺术手段来塑造人物形象。其中语言是基础，只有以语言为基础，它才能与音乐、舞蹈、美术等配合酝酿良好的文学剧本。姚丹（2006）以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为个案触及“无产阶级文艺”实践的复杂性，考察《智取威虎山》意识形态灌输的“具体内涵-灌输方式-传播过程-接受过程”。周夏奏（2010）认为：《智取威虎山》革命样板戏的身体图景是多层面、长时期、高强度的规训生成，整部作品体现一个缺席在场的人物（神圣意味的革命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两种身体形象（突出的意识形态功能、抽离身体的世俗性）以及三个固定的角色扮演（解放军战士、群众、土匪）特点。其实，文艺批评也附带着明显的时代痕迹，是一个时代文艺需求的反映。这样来看，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出台与兴起于“文革”那个沸腾的年代，“文革”一结束，它自然就偃旗息鼓了c随着时代的历史巨轮向前，在21世纪的今天，面临了新的文艺转型，徐克重新改编也就不难理解了。

（一）从小说原本到革命样板戏改编

从小说原本到革命样板戏的第一次转折性改编最为明显的是体现革命意识形态。

1967年，“一月风暴”引发“文革”造反派的全面内斗与高潮。伴随着革命的洪流，首都北京的舞台上丝竹之声不绝于耳，由江青钦点的京剧《红灯记》（故事取材于电影《自有后来人》）、《智取威虎山》（李仲林饰杨子荣、纪玉良饰少剑波）、《沙家浜》（前身是抗日传奇沪剧《芦荡火种》）、《海港》（改编李晓民的《海港的早晨》为京剧）、《奇袭白虎团》（参照《志愿军英雄传》中《奇袭》），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将芭蕾舞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首次改革尝试）、《白毛女》（根据同名歌剧改编）和“交响音乐”《沙家浜》八部戏剧作品正连台上演。样板戏在改编移置中回避文化大革命的主导话语（一与走资派斗争）。在意识形态上，对民间戏剧进行了借用和交错等艺术手段；在思想上，寄托国人普遍存在的乌托邦理想；在演出过程中，激发观众的政治狂热情绪；在教育体系，演出人员、编创人员与主流政治一起融入到样板戏的革命洪流之中。

在极左的政治思想路线影响与20世纪中国戏剧史内在发展逻辑的双重影响下，不难理解“文革”期间京剧样板戏的兴起，实际上具有30年代的“主题先行论”、40年代的“旧剧革命论”、50年代粗暴与保守的文艺论争等发展逻辑，这是特定历史环境相互融合的产物。在主流意识形态推动下，随着政治权力涉入的逐渐增加，从《林海雪原》到《智取威虎山》，无不凸显观念化、纯粹化的特征。由于“根本任务论”（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三突出理论”（突出正面人物、突出英雄人物、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侵淫，文艺生产完全被纳入到政治体制之中，《智取威虎山》等红色经典的崛起与文化生产破除了文学的纯粹性、独立性、自足性，文学艺术家不再是个性化生产者角色，而被时代洪流所淹没。文学逐渐丧失了自己独立的个性，逐渐疏离了与人民内心之间的感情联系，沦为政治的附庸与婢女。“无产阶级英雄”按照“现代民族国家创建”的文化形式（样板戏之京剧）呈现，京剧提供了“工农兵”形象所必需具备的外在框架与独有的程式而已。

（二）从小说原本到3D电影改编

从小说原本到3D电影第二次转折性改编，在故事情节、细节处理、人物形象等方面都有所创新，符合闻一多对中国人灵魂诉求表述。“智取威虎山”的故事有其历史原型，这个原型人物是小说《林海雪原》和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故事内核。

1.原汁原味的故事情节：原版《智取威虎山》本身是个非常流畅的情节剧、善恶对比强烈、情节跌宕、人物鲜明的英雄故事。电影《智取威虎山》编剧有6人，没有改变故事的基本走向和结局，没有打破核心人物之间的关系网络，没有对原作进行随性演绎的“编造”。他们在“尊重史实+忠于原著+创意改编”三者之间进行平衡合理的取舍，从而使《智取威虎山》更好地契合观众的现代审美期待，激发观众的观赏热情。同时徐克并没有将《智取威虎山》拍成武侠版的动作电影，他几乎原汁原味将京剧样板戏搬上了银幕，以恰当的改编，加入了很多满足当今审美趣味的流行元素。这是徐克导演历史上一个标志电影，秉承了他以往电影成功的几大要素，即：好看、简单、冲突分明、正邪对立、节奏明快、酣畅淋漓。

2.恰到好处的细节处理：新版《智取威虎山》的动作场面和特效显然会吸引很多的观众，但如果你深入到故事的肌理中去的话，通过与原版的对比，再将它放到徐克的电影世界中去审视，你会发现这些细节上的改动才是值得玩味的现象。韩庚的出现让很多人以为自己进错了影院，却恰到好处的用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引出了这个尘封已久的故事，让作为后辈的我们更加强烈的深思，是否还有父辈们的那些热血和豪情？一个来自江湖的导演如何用商业娱乐的套路去重述一个当年革命者扫平江湖的故事，本身就是一件充满张力的事情。有心者不妨把《智取威虎山》与当年讲述江湖好汉义助革命党大破满洲国毒气工厂的《财叔之横扫千军》对比看看，自然就会明白，在城头变换的大王旗下，徐克是一个多么纯粹的电影人。

3.更加细腻的人物形象：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作品，新时代的主旋律故事需要新讲法。影片中，反面人物座山雕（梁家辉饰演）以一种神秘的方式出场，开始的几个场景都是以背影（或远景）出现，直到他与杨子荣相见才露出真荣。张涵予饰演的杨子荣不再是正义凛然、刚正不阿的高大帅形象，而是满脸络腮胡子、黝黑皮肤的“十匪”形象。他嘴里吐出一口地道的东北黑话，然后跳上土匪舞台来一曲东北“二人转”。一个比“十匪”还“十匪”的英雄出现了。这样的人物形象设计更突出，特点更明显，更符合剧情安排。与此同时，徐克抖落了样板戏里人物的陈旧气味，让他们成为江湖侠士，而非脸谱化僵尸。张涵予饰演的杨子荣会蹲在雪地里和土匪一起拉野屎；梁家辉是真的戴了一张脸谱，但他的座山雕会在摆酷之后，忽然冲上土台子吼二人转。片中有需要的人物都是东北土话，而土匪们的黑话你需要看字幕才能跟得上，让人根本看不够八大金刚的戏，阴狠的或者没心没肺的，令人恐怖的或者呆萌可爱的，都成为一个个活生生又吸引眼球的人物代表。

三、3D电影《智取威虎山》的角色、情节与叙事困境

（一）3D电影《智取威虎山》的人物角色

影片以杨子荣为代表的正面人物与座山雕为首领的反面人物的斗争为主线，讲述了一个有血有肉、智勇双全、胸中满藏温情与文艺的英雄故事。1947年冬，东北民主联军少剑波带领203小分队进入林海雪原保护老百姓安全，侦查员杨子荣与卫生员白茹火线驰援。杨子荣一面与八大金刚周旋，一面涉险为山下战友传出情报，而山寨中的一名神秘女子却屡屡将他陷于生死绝境。被203小分队生擒的土匪联络副官栾平趁乱逃脱，竟出现在威虎寨中与杨子荣当面对质，杨子荣机智地化解重重困难，直至座山雕寿辰“百鸡宴”上，他与战友们抓住剿匪收网的最佳时机，最终将匪徒—举歼灭。

（二）3D电影《智取威虎山》的情节矛盾

尽管这是一个尘封已久的故事，尽管杨子荣是一个已经被人差点要遗忘的好汉，“单枪匹马，偏向虎山行”，这两句俗语仍然是对杨子荣英雄气概的最佳描述。“三爷，我给你献图来了。”没有几个镜头，这个“上校团副”威虎山老九就站在了虎皮交椅上，把整座威虎山都踏在了脚下。这是一部被定义为红色经典的作品，徐克专心而集中地刻画了精彩纷呈的完整故事，摈弃了所有无用的旁支或者传统印象里红色经典常有的正气凛然的宣言。这里面所有好人的动机，就是简单的一一保护那些弱小的村民免遭屠戮。当杨子荣提出去卧底的建议被驳回，他选择了请辞，决定只身前往危险的威虎寨，我们必须铭记，他当时没有图可以献，多半有去无回，但他依然要只身赴险。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杨子荣告别了203小分队，掉转马头，走向威虎寨的方向，林木之间，白雪皑皑，天地间唯有一人一马，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镜头，一个孤独的侠客的身影，却道尽了徐克心中的侠义故事。

诚然，在大东北披着貂裘会唱二人转的杨子荣在外貌上并不像一个传统认知里的侠客，但侠客又何须一定要在古代的江湖？何须一定要会轻功会武艺？只要有侠义之心，三分匪气，七分义气，便是侠客。而这说起来堂皇，其实也很简单，当无辜的人将被戕害时，愿意挺身而出，用一己之力，保护与自己无关的生命，那就是侠义之心。一身本领，仗剑而行，遇有不平事，剑出鞘，大杀四方，愿以身殉，这种精神，是不需要附加在某个特殊身份上的，也不需要刻意的煽情和口号，就好像杨子荣留下的那封信，“如果七天后没有我的消息，证明任务失败，我已牺牲。”简单清晰，他想要那样做，就做了，即使不被理解，也无所谓，要死就死，没有二话。

203小队也是如此，30个人，对抗数量远远多于他们的威虎寨，在临行前同样也没有煽情或者意识形态的强调，只有淡淡一句，年夜饭回来再吃吧。我终于明白徐克为什么说想拍这个故事想了几十年，诚然，这里面的正方都是解放军，因此它才成为红色经典，但它为什么能够被那么多人所热爱，却不单纯是因为这些身份的标示，因为这本身，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爷们，非常纯粹的，关于保护，关于侠义的故事。

（二）3D电影《智取威虎山》的叙事困境

徐克的3D电影《智取威虎山》融合游戏等多种类型元素，采取时空穿越进行符号拼贴，体现杂糅的艺术特征；颠覆权威、摒弃大历史叙事，淡化革命意识和政治色彩，重新回归江湖与张扬普世价值观，最后逼近通俗美学叙事；在炫目的视觉奇观之下，实际上弱化了电影理性叙事能力，遮蔽与消解了故事主题，使得人物出现扁平化倾向。总之，后现代是一把“双刃剑”，它不是万能的。后现代艺术方式与科技融合是影视发展的又一次革命，—方面呈现影视视觉奇观，一方面带来影视叙事困境。鱼与熊掌能否兼得？纵观影视发展史，形式与内容的矛盾在今天再一次凸显！诚如柯婧（2015）所言，徐克导演的3D电影在中国已经显示出极大的市场潜力与示范效应，是影视商业运作的典范。如果3D电影能够走出叙事困境，建立成熟与经典的叙事法则，那么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必将来临。

四、3D电影《智取威虎山》“燃烧”的时代精神

当人们走出影院时，仍然会沉浸在徐克编织的3D乱世英雄梦中。“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等江湖黑话至今让人沸腾。“80后”和“90后”，会向往那个熟悉又陌生的时代；而一路走来的“50后”和“60后”，记忆中的那似曾相识的激情岁月，一定会再次燃烧起来。例如著名分子生物学家清华大学施一公院士回忆自己的父亲时候写到：在与父亲驻马店镇生活的那“文革”几年里，父亲常常骑车带着他出去，一边骑车一边吟唱《智取威虎山》和《红灯记》等样板戏选段。当新版的《智取威虎山》上映，施一公马上就想起父亲，立马去电影院里回味了以前的如歌岁月。精彩剧情勾起的是一代学子对父亲的无限怀念！我们在荧幕中看到形形色色不同的故事和人生，但能够打动我们的好电影，永远都是成功地让我们在那些故事和人生里，照见了和自己内心的联系——我们和屏幕里的他们所共有的，他们拥有而我们所向往的，或者他们无法享受而我们终于获得的。当然光有这种联系还不够，要能够成功地建立这种联系，还需要“硬件”的支持——拍摄手法、故事节奏、人物的塑造……这些，徐克都做到了。所以他成功地让电影厅里的观众们都热血沸腾，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走出电影院的时候甚至有些醺醺然，好像猛地灌了一口老白干，酣畅淋漓地痛快，唯一的区别是，它不会让人宿醉。

我们在红色题材中见到过很多讲信仰的故事，也在武侠题材中见到过很多“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故事，但大部分时候，它们都是一个提炼而出的概念，就好像《龙门飞甲》里，正义的代表们一起对付宦官的代表。为的是黎民苍生，但其实观众在影片里没有办法真正见到黎民的代表，只是认知了这一点，以此作为区分正邪的标准。但在威虎山里，它变成实实在在可见的最朴素的动机：为了让同胞们在这冰天雪地里活下去，活下去。这种踏实而明确，与最底层的生命旧关联的侠义，才使得它即使是脱离了特定的年代，也依然让观众有所触动，看到属于那个时代的侠客的精神。

我始终记得那一行行的白杨树傲然而立，仿佛钢铁般的战士气宇轩昂，神圣不可侵犯；我始终记得那洁净的雪下，埋藏的是明丽的希望；我始终记得那厚厚的雪层，早已冻僵了尔虞我诈的争斗，封杀了肆意侵略生命的病菌的蔓延，这里留下的只是一份纯美，一份安乐！无垠的雪原，加上挺拔俊秀的白杨树，与那些行走在雪上的侠客们，从此定格在我的脑海中，成为一幅无与伦比的美景。时代需要英雄，英雄的壮举在任何时代都要大力讴歌。尤其是在当下，英雄不过时，我们呼唤英雄归来，实现中国梦需要无数英雄引领，崇尚英雄，热爱英雄，争当英雄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传递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