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特约报告员

书写经济社会发展崭新答卷

□本刊特约报告员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史上极不平凡的五年。面对国内外环境的复杂变化，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奋力作为，有效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顺利完成“十二五”规划确定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巨大成就。

一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就

“十二五”时期的五年，是我国积极应对来自国内外的各种风险和挑战，经济保持平稳增长，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的五年。

第一，国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时期，所面临的形势错综复杂。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我国逐步摆脱了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冲击和影响，成功实现了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预计2011—201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实际增长率将达到7.8%，虽然低于“十一五”时期11.2%的年均增长率，但放眼世界，仍然远高于世界主要国家的平均增速。在经济总量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同时，人均创造的价值水平也在不断提高。预计2015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7880美元，扣除价格因素，2011—2015年年均实际增长将达7.3%。经济的较快增长带来了财政收入的平稳增长。2011年我国财政收入首次突破10万亿元大关，预计2015年将达到15万亿元，“十二五”期间财政收入年均增长速度将达到12.5%左右。

第二，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发展迅速。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投入快速增加。“十二五”时期的前四年，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累计完成额35万亿元，年均增长15.7%。铁路营业里程从2010年的9.1万公里增加至2014年的11.2万公里，年均增加5250公里。2014年底，全国高速铁路营业里程突破1.6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一。高速公路总里程增加至2014年的11.2万公里，较2010年增加3.8万公里。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稳定增产。2011—2014年我国粮食产量年均增长2.7%，实现了自2004年以来的“十一连增”，并连续两年维持在6亿吨以上。能源生产能力稳步提高。2014年，我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达到36亿吨标准煤，比2010年增长15.3%，年均增长3.6%。邮电通信行业发展迅速。按2010年不变价计算，全国邮电业务总量年均增长14.9%，2014年全年完成邮电业务总量21845.6亿元。截至2015年6月，互联网上网人数达到6.68亿人，较2010年增长46.1%，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8.8%，预计“十二五”期间年均提高约3.3个百分点。

第三，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社会保障事业全面推进。“十二五”时期的五年，是大力改善人民生活、社会保障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五年。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0年的19109元增长至2014年的28844元，年均实际增长约7.9%；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2010年的6977元增长至2014年的9892元，实际年均增长达到10.2%，高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逐渐缩小，由2010年的3.23倍降低至2014年的2.92倍。就业规模不断扩大。“十二五”规划预计，五年实现新增就业4500万人，平均每年要实现900万人的新增就业。而从实际情况来看，2011—2014年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5119万人，已远远超过了既定目标，就业的稳定为居民增收提供了良好保障。社会保障事业全面推进。“十二五”时期，覆盖城乡的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已经初步形成，城乡一体化也以养老保险制度作为一个重要的突破口，迅速发展和推进，2014年底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达到84232万人。居民的健康水平也不断提高，2014年我国人均期望寿命超过75岁。

第四，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加快发展。“十二五”时期，我国教育事业成绩斐然。2014年底，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和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分别为92.6%和86.5%，距离93%和87%的预期目标分别仅差0.4个和0.5个百分点，预计到2015年末完全可以实现这一目标。科技事业成果丰硕。“十二五”期间，我国科技投入不断增加，在基础研究和高科技领域取得一批重大成果，突破了一批关键技术，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2014年底，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达到了2.08%，超过了2%的创新驱动型国家的准入线。2014年底，我国每万人的发明专利拥有量为4.9件，具备了典型的创新型国家的特点。文化事业大发展。2014年末，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8%，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8.6%，人均图书拥有量达到6.12册（张）。卫生事业迅速发展。全国卫生技术人员数由2010年的588万人增加至2014年的739万人，年均增长5.9%。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预计从2010年的3.56张增加至2015年的4.97张，增长39.6%。

第五，环境质量明显改善，节能减排成效显著。节能降耗工作进展顺利。“十二五”期间，随着国家和各地区节能降耗工作力度的不断加大，各项政策措施逐步深入落实，节能降耗取得明显成效。以2010年的不变价计算，2011—2014年，我国每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的能耗从0.9吨标准煤下降至0.78吨标准煤，四年累计下降幅度为13.4%，能够完成“十二五”节能降耗16%的目标。到2014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消费比重就已经达到11.4%，煤炭的使用率下降到64%。环境质量持续改善。2014年，我国森林面积已经达到2.08亿公顷，森林覆盖率为21.63%，能够实现“十二五”规划21.66%的目标。二氧化硫排放总量逐渐减少，从2010年的2185.1万吨减少至2014年的1974.4万吨，提前完成“十二五”任务。2014年十大流域的702个水质监测断面中，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为71.2%，劣Ⅴ类水质断面比例为9%。十大流域水质总体为轻度污染，水质保持稳定。

第六，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十二五”时期，世界经济受金融危机冲击，处于缓慢温和复苏阶段，财政、金融、贸易、投资等领域形势错综复杂。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我国对外贸易保持了稳定增长，2011—2014年，我国进出口年均增速为9.6%，其中出口平均增长10.4%，进口增长8.9%。2013年，我国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从外资利用的角度看，2014年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国。“十二五”时期，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从2010年的1057.4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1195.6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3.12%。同时，对外投资合作蓬勃发展。“十二五”时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持续保持较快增长势头。2011—2013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速年均达16.3%。2014年我国共实现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1160亿美元，与同期我国吸引外资规模仅差35.6亿美元，是我国双向投资按现有统计口径首次接近平衡。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快速增长，2011—2014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营业额平均增速分别为11.6%和9.3%。

自2013年5月启动“美丽广西”乡村建设活动以来，广西乡村面貌焕然一新。图为广西上林县云里村内里庄的新农村景致。

二　经济社会发展出现新变化

“十二五”时期既是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时期，也是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还是加快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时期。党中央、国务院坚持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坚持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许多可喜的新变化。

第一，从经济发展阶段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换挡，是经济步入新常态的基本特征。当前世界经济仍然处在深度调整期，我国经济也处于“三期叠加”的特定阶段，下行压力依然较大。由于目前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即便只有7%左右的增长，所带来的增量也是巨大的。发展方式转变，是经济步入新常态的内在要求。近年来我国经济运行的质量不断提高，单位GDP能耗在逐年下降，2015年上半年我国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了5.9%，其中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达到了17.1%。经济结构调整，是经济步入新常态的必然选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积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成为世界经济的“主旋律”，各主要经济体都在积极致力于结构调整，我国也不例外。这对于在新常态下实现我国经济更好质量及更好效益的增长至关重要。增长动力转换，是经济步入新常态的必然趋势。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依靠投资和出口的拉动实现了较快速度的增长，然而目前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减弱，消费的基础作用在增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正在逐步提升。传统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出口都出现了新的变化，经济增长的动力处在深刻的转换之中。

第二，从社会变化看，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民生为重。社会事业发展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幸福感提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推进现代化建设，教育是基础，科技是关键，人才是核心。“十二五”时期，我国以素质教育为主题，以促进公平、提高质量为重点，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教育水平和规模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坚持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明显加快，科技更好地发挥了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作用。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逐渐完善，全民健身不断推广，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局面已经形成，国家文化软实力明显提升。城乡二元体制逐渐被打破，户籍制度改革不断推进，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断优化，财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社会上升通道逐渐形成，开始向橄榄型社会格局迈进。

2014年开始，河北省沧县启动“文化惠农”活动，组织各类文艺演出团体巡回演出，让农民群众不出家门看大戏，共享文化发展成果。图为沧州木板大鼓艺人在沧州纪晓岚文化园表演。

第三，从协调发展看，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性增强。“十二五”时期，内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显著增强。最终消费率由2010年的49.1%提升至2014年的51.2%，扭转了“十一五”时期下降的局面；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由2010年的46.9%上升至2014年的50.2%，国内需求有效弥补了外需下降的影响。服务业发展明显加快，三次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10年的44.2%提升至2014年的48.1%，年均提高约1个百分点，高于“十一五”时期的年均0.7个百分点。城镇化水平显著提升，2010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0%，到2014年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4.8%，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由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构成的城镇体系初步形成，人口和经济集聚能力显著增强。区域发展的协调性也在不断增强。在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相关区域政策的持续支持下，中西部地区的区位劣势不断弱化。同时，中西部地区低廉的土地、劳动力成本和丰富的资源，也逐渐成为区域发展的优势，成为沿海地区大规模产业转移的理想区域。

第四，从发展理念看，宏观调控思路出现新变化。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央顺应这个变化，调整发展思路和发展政策。突出供给思维，通过放松人口生育控制、放松户籍制度、减少资本与金融管制、优化土地与资源产权结构、推动国有企业等低效率领域的制度改革等措施，解除“供给抑制”，提高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长率。完善区间调控，只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就保持宏观政策基本稳定，不搞强刺激，不进行大的政策调整，给市场主体稳定的预期和信心。重视结构性调控，认识到很多问题并不单纯是一个短期的宏观稳定问题，而是涉及短期宏观调控与中长期发展之间的协调，结构调整对于中长期的可持续发展而言尤为关键。

三　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新问题

总结回顾过去的五年，我们既要充分肯定成绩，也要清醒地看到，经济社会发展中仍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有些是长期存在的，有些是新出现的，主要有下面几个。

第一，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足，消费仍需扩大，结构调整进展缓慢，创新驱动作用不明显。进入新常态后，我国经济从过去的投资驱动、资源驱动、出口拉动的高速增长期开始转入了消费拉动、创新驱动的中高速平稳增长时期。然而，目前新的增长模式，即消费拉动、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发育和成长还不够，所以经济的内生动力不足。“十二五”期间，我国企业创新能力虽获得了长足进步，但还未形成强劲的内生发展动力，缺乏产业关键核心技术，一些重点领域还处于跟踪模仿为主的阶段，很多关键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面对全球以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的产业变革新态势，我国企业研发能力不足问题进一步凸显，大多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缺乏研发活动，即便是有研发的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水平也偏低，世界500强企业的研究与开发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一般在5%至10%，而这个比重在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中仅为1.38%。

第二，低成本优势正在减弱，资源环境约束强化，劳动力成本上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引进发达国家成熟技术基础上，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依靠大规模要素投入和投资驱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但随着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大和生产要素供求关系的变化，我国劳动力成本特别是农民工实际工资大幅攀升，土地、矿产资源等供求接近上限，借助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等途径实现技术进步的空间逐步缩小。与此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快，人口抚养比快速提高，储蓄率开始向下调整，投资增长趋于放缓。而世界上其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利用相对更低的生产要素成本优势，加快发展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对我国低成本优势形成替代效应。这些情况表明，依靠生产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支撑经济发展已经越来越困难。而且，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资源的消耗和污染物的排放也将进入一个快速增长时期，资源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我国已经向国际社会承诺，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要比2005年降低40%～45%，2030年碳排放总量达到峰值，这也对今后我国能源消费的增长形成了明显约束。

第三，各类金融风险正在逐步由隐性转向显性。过去，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企业投资收益相对较高，政府财政收入也相应较高，“低工资、高投资、高出口、高经济增长”掩盖了许多财政金融风险。现在，经济增长速度下调，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提高，资本收益减慢，各类隐性风险开始逐步暴露。当前的主要问题包括：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问题。制造业的大规模投资已不适应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要求，产能过剩造成企业的盈利能力下降、投资回报降低甚至出现大规模亏损，威胁宏观经济的稳定。地方政府债务问题。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速将逐渐放缓，同时由于城市规划建设的不断完善和土地开发的严格限制，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也在逐渐缩减，地方性政府债务爆发风险的可能性逐渐上升。此外，凭借能够提供多样化的信贷、满足企业融资需求方面的优势，影子银行在我国金融体系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然而现阶段企业经营困难和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将可能引发银行贷款坏账率上升和影子银行风险增加。

第四，各种社会矛盾复杂交织，风险累积的不确定性因素在增强。过去我国经济发展较快，社会事业也有相当程度的进步，但也逐渐累积了一些矛盾和问题。突出表现在：城乡区域发展日益不平衡，收入差距逐步扩大；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的改革和建设滞后，不能满足市场经济迅猛发展之后城乡居民不断增长的对公共服务的新需求；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等方面，一些民众的利益受到侵害；普通劳动者的就业压力始终存在，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素质劳动者就业压力也在增加；经济、司法等领域的腐败，与人民群众对于公平正义的期盼形成强烈反差。这些问题在发展的初级阶段还不太突出，而随着我国发展阶段的提升，问题的复杂性在增大，严重性在增强，人民群众的需求和期望也在提高，缓解和消除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就更加艰巨。

四　经济社会发展迎来新机遇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展望未来，我们既要清醒看到经济社会发展中仍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更要看到中国经济新常态孕育着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拥抱新经济体系的宏大发展机遇，我们有能力有信心保持经济中高速发展、迈向中高端水平。

第一，“大改革、大调整”释放的改革红利新机遇。“改革是中国的最大红利”，就在于抓住国内巨大需求潜力释放的最大机遇、发掘人口城镇化的最大潜力，直接取决于重大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的实质性突破。简言之，要以“最大的红利”，抓住“最大的机遇”，释放“最大的潜力”。当前，改革的内外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一是转型与改革交织融合，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政府转型都直接依赖改革的突破。二是改革面临的利益矛盾更为突出，既涉及增量利益合理分配，更涉及存量利益格局的调整。未来几年的改革能否在调整利益关系、解决利益失衡上取得重要进展，将牵动和影响发展稳定大局。三是改革的时间和空间约束增强，“改革与危机赛跑”不是危言耸听。复杂多变的内外发展环境逼迫我们牢牢把握改革的主动权，尽快形成相关改革的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改革。

第二，“大消费、大市场”释放的需求潜力新机遇。从全世界范围来看，我国消费总规模仅次于美国，是第二大消费国。对于全球企业来说，中国消费市场的发展已经成为保证企业盈利增长的重中之重。随着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居民开始迈入富裕生活，消费市场规模必将不断扩大，结构不断升级。深度挖掘国内消费市场的潜力，是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从更长远来看，信息、文化、娱乐、教育、医疗等消费将逐步成为消费市场增长的主力军，人们对于休闲娱乐和自我发展的需求会不断旺盛，这些消费将成为拉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农村消费市场启动和发展将为消费发展开辟广阔空间。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深入推进，将给我国的总体消费乃至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推动作用。

第三，“大纵深、大区域”释放的协同发展新机遇。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为经济增长增加新引擎。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今后一段时间国内区域发展最重要的战略，而“一带一路”则是国际区域合作发展的重点战略。围绕三大战略不断出台新的区域经济政策，为未来数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注入了新活力，是中国加快发展的重大机遇。当然，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还将继续实施，新老规划将共同推进。

第四，“科教兴国、人才强国”释放的人才红利新机遇。从过去30多年的情况看，相对于经济增长和物质资本而言，我国人力资本增长较慢，这就意味着加大人力资本投入的空间十分巨大。展望未来，无论是国家的还是家庭的人均人力资本投入都将有所提高，创造和培育由劳动者素质提升带来的人才红利。一是近年来我国就业人员受教育水平一直在稳步提升，特别是2005年后受益于高等教育普及化，就业人员受教育水平的提高速度进一步加快，近两年每年毕业的大学生均超过700万人。二是我国劳动者职业培训将获得快速发展。2014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到2020年，形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三是随着我国改善医疗健康、文化体育、劳动保障、社会救济等领域民生的步伐逐步加快，劳动者普遍的从业质量和健康水平也将会提高，人力资本要素带来的红利将会逐步替代传统的人口红利。

9月10日，中国（广东）国际“互联网+”博览会在佛山市开幕，456家顶456级互联网与智能制造企业参展。图为一款工业机器人在展会上演示。

第五，“科技创新、智能制造”释放的技术溢出新机遇。科技创新是产业结构持续演进和优化升级的原动力，是提高经济增长潜力的关键。通过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中国制造”开始向“中国智造”转型，从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向知识密集产业过渡。近些年，我国坚持实施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以科技创新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取得较大进展。培育壮大了一批科技创新主体，加强了科技人才的培养与引进，强化了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优化了科技创新发展政策环境。目前，以移动互联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以页岩油气技术为代表的新能源革命、以3D打印为代表的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工业技术革命正在取得重大突破，这将推动新一轮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我国将发挥科技革命和产业发展的后发优势，通过大力提升国家科技创新能力，争取在一些关键领域率先取得技术突破，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方面迎来新机遇。

第六，“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释放的结构优化新机遇。当前，我国服务业发展正在驶入“快车道”，服务业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从国内需求看，文化、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需求急剧扩大，制造业服务化加快所带动的关联服务需求骤然增加；城镇化稳步推进，也使得以往农村自给型服务加速社会化。从外贸出口看，我国服务贸易年进出口总额已突破6000亿美元，服务业发挥着稳定和扩大出口的“生力军”作用。服务业还是就业的“容纳器”。2015年上半年，我国第三产业规模以上企业从业人数同比增加了279万人，第三产业已成为吸纳就业的“主力”，占全部就业人员四成以上。随着网店、微商、网购快递等网络创业就业新业态的不断涌现，服务业内部的就业结构也在发生明显变化，更加增强了服务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此外，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持续提高，还将通过稳定消费、降低存货占比等方式平抑经济波动，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总而言之，尽管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诸多矛盾相互叠加的严峻挑战，但只要我们增强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坚持科学发展，主动适应环境变化，有效化解各种矛盾，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一定能够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