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慨

随着纳粹一家独大，魏玛时期民主制度的制衡作用和公共舆论的有效监督很快不复存在，腐败像病毒一样渗入到国家、社会和经济的肌体

相对于战争、集中营和大屠杀，纳粹党和纳粹国家的某些内部问题并不十分引人注目。腐败即其中之一。事实上，多年以来，在主义、纪律和效率这三大神话的掩盖下，纳粹德国腐败的严重程度往往被大大地低估了。弗兰克·巴约尔所著《暴发户与暴利获得者：纳粹时代的腐败》（本书德文版的原名）在2001年出版后，一直作为相关领域难得一见的成果，在众多学术著作和人物传记中得到引用。

根据巴约尔的研究，1933年纳粹掌权伊始，腐败便开始在党内横行。从实物补助到油水丰厚的公共职位分配，老党员获得了名目繁多的奖赏，恩主-门客式的权力结构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对犹太人企业实行“雅利安化”，在充公敌产和管理集中营的过程中，腐败照例无处不在。它根深蒂固，而且永远无法依赖自身得到解决。“第三帝国的腐败不仅是纳粹运动的一个结构性特征，”巴约尔写道，“同时也是独裁统治的典型结果。”

在纳粹党内，腐败是一种规则，而不是例外。当它变得像空军元帅戈林胸前的勋章一样引人注目时，人们常常以为元首本人对此毫不知情。他们错了。1942年，众多党内高官违法接受特供管制食品一事败露后，宣传部长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我对此绝不会高兴，腐败如此严重，长此以往必然要危害战争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