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正英 路雪莉

笔者在《古代司马迁文学思想研究的学术透视》①一文中对古代司马迁文学思想的研究情况进行了学术总结和思考。本文拟在前文基础上，对近代以来司马迁文学思想研究状况做一梳理和学术观照，以期把握研究前沿，找准未来努力方向和着力点。笔者以为，总体而言，近现代的研究比较零散，不成系统，梁启超、鲁迅有开创之功，李长之有独特贡献；新中国成立后的研究逐步走向系统化，新时期以来则全面进入研究繁盛期，无论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还是新方法的运用，都有较大超越，已为全面系统深化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

一、近现代研究的学术关照

近现代学者对司马迁文学思想的研究，是古代研究的继续。从研究领域看，目前没有太明显拓展，仍围绕着“春秋笔法”理论、“实录”精神、“发愤著书”说几个老问题进行。所不同的是，已将几个问题合并论之，从单一走向综合，并作了深度开掘，标志着研究的新发展；同时，“爱奇”审美取向淡出讨论视线。就基本态度而言，与古人相比发生了较大变化，对司马迁的几种文学观，基本都持肯定态度。就成果表现形式而言，虽仍以杂著中述及为主，但现代意义上的专门论著业已产生，其中设有司马迁文学批评专节；几部《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中亦有专节或专段论及司马迁的文学批评；现代还产生了少量单篇论文。

梁启超以思想家的深邃，从方法论高度，对司马迁“春秋笔法”言论作了言简意赅的分析，认为他有建立一门历史哲学之意：“迁之自言曰：‘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然而又曰：‘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盖迁实欲建设一历史哲学，而借事实以为发明，故又引孔子之言以自况，谓‘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②梁氏此“历史哲学”论，将“春秋笔法”理论的价值又提升一个层次，可视为司马迁理论新解。他还认为，司马迁的“春秋笔法”理论与其“实录”精神做到了完美统一，同时避免了旧史官和《春秋》的双重缺陷：“旧史官纪事实而无目的。孔子作《春秋》，时或为目的而牺牲事实。其怀抱深远之目的，而又勤于事实者，惟迁为兼之。”③梁氏此论确为的评，既褒贬鲜明又符合历史实际，倾向性与真实性高度统一。从笔者《古代司马迁文学思想研究的学术透视》一文中的回顾可知，古代凡反对司马迁“春秋笔法”理论或“爱奇”审美取向者，一般都不会承认二者与“实录”精神的统一。在他们心目中，《史记》褒贬失当或褒贬太过，与“实录”精神是相互矛盾的，这当然主要是误解；欧阳修能首次提出并肯定“笔法”与“爱奇”统一问题，已是凤毛麟角难能可贵了。然而他仅是通过实例谈个人感受，并没有从理论上概括两者的关系。梁启超的贡献则在于把问题上升到了理论高度，肯定司马迁“春秋笔法”与“实录”精神的完美统一，标志了近代认识对古代的超越。此后常乃德服膺梁氏“历史哲学”说，然仅言及孔子编《春秋》是写哲学，司马迁仿《春秋》写《史记》也是在写哲学④。其泛泛而谈，远不如梁氏之论深刻。

鲁迅对《史记》之评早已成为经典之论，其核心内容，恰恰包含了“春秋笔法”理论、“发愤著书”说、“爱奇”审美取向、“实录”精神四个问题。鲁迅指出：“（司马迁）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⑤依笔者理解，鲁迅首先揭示了司马迁借修撰《史记》而褒贬现实的动因，认为其动因主要是“感身世之戮辱”的“李陵之祸”，这一揭示沿袭了古代反司马迁者的成说，似嫌过于局限，降低了司马迁的历史责任感。“李陵之祸”是司马迁“发愤著书”主因之一而并非唯一。鲁迅进而认为，“李陵之祸”还是司马迁“爱奇”审美取向产生的诱因，他将司马迁“爱奇”的具体表现概括为“传畸人于千秋”，即为“畸人立传”，也是沿袭古代反司马迁者的成说，“畸人”明显带有贬义，这一概括似亦窄化了“爱奇”内涵，不合司马迁实际。司马迁的“爱奇”是较宽泛的审美理念，绝非仅仅表现为对《游侠》等几篇传记的设置。再进而，鲁迅也和古代否定司马迁者一样，将“爱奇”与“春秋之义”对立起来。依鲁迅的理解，司马迁“爱奇”，一是不符合传统儒家道德和是非标准；二是不符合《春秋》“微言大义”表现特点。《春秋》是暗含褒贬，《史记》则直抒胸臆，“发于情，肆于心而文”。笔者以为，鲁迅对《史记》表现特点的把握准确，而对其是非标准的判定未必符合实际。《游侠列传》等篇亦合儒家道德标准中的“义”和“信”。但是，鲁迅的伟大之处在于借助成说表述抑意正是为了转而推崇其理论及实践。他高屋建瓴地为《史记》价值下了千古定论：所谓“史家之绝唱”，首先意味着鲁迅肯定了《史记》是一部信史，坚守了“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前面所评“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发于情”“肆于心”等等，都是在理性的“实录”精神指导和制约下进行的，是以历史真实为前提的；其次是文采和识见，又是所有正史中把握最好、最优秀的。所谓“无韵之离骚”，一则是从文学角度揭示《史记》表现艺术达到了巅峰；二则认识到《史记》的主要风格特点是“悲怨”。“绝唱”“离骚”是近代以来对《史记》杰出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最为经典的评论。鲁迅前后，我国产生的几部《中国文学史》，如林传甲《中国文学史》⑥、曾毅《中国文学史》⑦、顾实《中国文学史大纲》⑧、谭正璧《中国文学史大纲》⑨、胡适《白话文学史》⑩、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1］、康必诚《中国文学史大纲》［12］、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13］、杨荫深《中国文学史大纲》［14］，都对《史记》的文学成就给予了很高评价，其中不少评价曾受到鲁迅言论影响。

这一时期，个别学者对“发愤著书”说仍有涉及，只是研究没有明显深入。容肇祖在考辨韩非著述时曾言及“发愤著书”问题，称：“‘迁发愤著书，未暇详于考证，秦王见《孤愤》之说，当是无稽的话’，而迁借以抒其不平之气的。”［15］容氏认为，司马迁为了借韩非子《说难》《孤愤》之例阐发自己的“发愤著书”理论，竟不惜在《史记》之《老庄申韩列传》中作伪，称秦王因读此二作而思见其人，此伪被《报任少卿书》自行揭穿。容氏的批评视角不无启发性，但《报任少卿书》中所谓“韩非囚秦，《说难》、《孤愤》”的意思是，因韩非被囚秦国，所以他原有的两文被迅速传颂。其与《史记》所载并不矛盾，张少康对此有专门辨析。之后，范文澜则对“发愤著书”理论及实践予以肯定，云：“史迁为纪传之祖，发愤著书，辞多寄托。景、武之世，尤著微旨，彼本自成一家之言，体史而义《诗》，贵能言志云耳。”［16］范氏关注的仍主要是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活动而非其理论，其论总体并未超越前人。所可取者为：一是指出《史记》写当朝的汉景帝、汉武帝“春秋笔法”微言大义运用得最为典型，这一揭示符合《史记》实际；二是用“体史而义《诗》”概括《史记》性质，与梁启超“怀抱深远之目的，而又勤于事实者”之评相近，揭示了“春秋笔法”理论与“实录”精神在《史记》中完美统一问题。

值得重视的是，自1927年标志着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正式建立的第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产生起，就对司马迁的文学理论批评、文学观念表示了关注。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17］专列“司马迁文评”一节，集中对“发愤著书”理论作了简要分析，认为司马迁“《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诗》《书》义微言约，欲遂其深思”等语，充分表达了其“排除一切，独以发愤抒情为文”的文学观，进而肯定这一文学观为“史公之独见也”。陈氏引文重点异于前人，观察问题视角独特，不过，所谓“独见”之评，似有拔高之嫌。司马迁之前，《诗经》“美刺”说、孔子诗“可以怨”、屈原“发愤以抒情”等实已具“发愤著书”含义，司马迁的功劳在于将其作为一个成熟理论正式提出。陈氏又指出《屈原列传》意在“揭示屈原发愤之原因及《离骚》之价值”。陈氏对司马迁之论，可谓言简意赅，数语中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18］上卷重点探讨了司马迁对文学的认识，认为他已有了较为清晰的文学意识，将文学与学术分离了开来，以“文学”“学”称学术、经学；以“文章”“文辞”“文”称有辞章意义的文学，标志了文学的初步自觉，为南朝的“文”“笔”说奠定了基础。郭氏对司马迁如上文学思想贡献的发掘是开创性的，发人所未发，并为今人质疑“魏晋文学自觉”说提供了证据，因而显得非常重要。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19］对司马迁关于文学的认识也有论及，其胜过郭著之处，在于对先秦《论语》至南朝《后汉书》认识文学的过程作了大致勾勒；其不足之处，是对司马迁言及太少，淡化了《史记》在文学认识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20］因是大纲性质，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及屈骚内容的论及，比陈钟凡还简略，颇为令人遗憾。

至20世纪40年代，以司马迁文学批评为题的单篇论文产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新现象。1943年《苦雾集》第2辑刊出了李长之《司马迁在文学批评上的贡献》一文（基本观点后收入其《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21］一书中），这是首篇系统讨论司马迁文学批评理论和实践的论文。就理论而言，该文依次讨论了司马迁“发愤著书”说、“文学功能”论、“创作原理”论、“艺术节制作用”论、“幽默价值”论。李氏讨论如上问题，均借用西方文艺心理学原理并结合创作实际予以关照，故所得结论多令人耳目一新而又令人信服。如其分析“发愤著书”说则意在揭示文学创作的原动力，认为司马迁作为一位有切身创作体验的作家兼理论家，该学说既合于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和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的“压抑”说以及心理学家阿德勒的“补偿”说，又远胜并远广于两说；同时还认为，司马迁在该学说中揭示了文学家的“才华表现自觉”和“创作由于寂寞”等原理。这些分析与评论对我们今天的研究仍有启发意义。就实践而言，李文依次分析了司马迁对孔子的礼赞、对老庄申韩的批评、对屈原及作品价值的评论等，认为其对各家之评皆充分表现出了作为文学批评家的慧眼与睿智。此论对今天的研究也有启发意义。惜此文当时一枝独秀，相类者寡。另外，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对司马迁“春秋笔法”与“实录”精神的统一在《史记》中的体现问题，也作了较为精辟的论述，全面解答和反驳了历代反司马迁者关于其借《史记》泄私愤、背《春秋》传统、失真等的质疑和抨击言论，深得笔者会心。

二、当代研究的学术关照

新中国建立以后，司马迁文学思想研究进入了一个全盛期，表现出诸多新特点。其最显著的变化是成果形式的变化：一是由杂著涉及相关评论为主转变为以单篇论文为主。就笔者搜集的情况看，1949年以来，相关单篇论文已发现138篇，而1949年之前的论文只找到1篇。二是从文学角度研究司马迁的专著形式亦得到长足发展。当代先后有陆永品《司马迁研究》［22］、郭双成《史记人物传纪论稿》［23］、韩兆琦《史记评议赏析》［24］、宋嗣廉《史记艺术美研究》［25］、吴汝煜《史记论稿》［26］、聂石樵《司马迁论稿》［27］、李少雍《司马迁传纪文学论稿》［28］、何世华《史记美学论》［29］、可永雪《史记文学成就论稿》［30］、张大可《司马迁评传》［31］、曹晋《屈原与司马迁的人格悲剧》［32］、刘宁《史记叙事学研究》［33］、张新科《史记与中国文学》［34］、张大可《史记研究》［35］、可永雪《史记文学成就论衡》［36］、程世和《司马迁精神人格论》［37］等论著面世。三是以文学批评史或美学史中的章节形式出现的相关内容大量增加，而作为古代、近代主要表现形式的杂著中论及式则逐渐淡出视线。列司马迁为专节或专章的文学批评史、美学史，仅比较著名的就有黄海章《中国文学批评简史》［38］、刘大杰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39］、王运熙和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40］、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41］、李泽厚和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42］、蔡钟翔等《中国文学理论史》［43］、敏泽《中国美学思想史》［44］、顾易生和蒋凡主编《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45］、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46］、赖力行《中国古代文论史》［47］、王运熙和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48］、李壮鹰和李青春主编《中国古代文论教程》［49］等。

就研究内容而言，传统的研究课题“发愤著书”说仍是关注的重心，并且重在深入探讨其精神实质和理论价值，不再像古人那样停留在或肯定或否定的表层态度上；“立言扬名”说开始受到重视；传记文学理论首次进入研究视野；“春秋笔法”理论、“爱奇”审美取向仍未被忽略；郭绍虞原已开始关注的司马迁文学意识，成为新的热点之一，并且成为确定文学自觉于哪个朝代的重要依据；综合性的司马迁文学思想研究和美学思想研究业已开始。整体审视，司马迁文学思想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超越了前代，深度主要体现在对传统课题探讨的突破上，广度则主要体现在对过去没有涉及或较少涉及问题的开辟和强化上。

就研究阶段而言，大致从1949年至1966年“文革”前夕为新式研究的转型期。这一时期，人们试图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对《史记》文学成就及文学思想做出科学评价。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解放日报》和《光明日报》还分别进行过“应该怎样来评价《史记》的文学成就”与“《史记》艺术力量的根源”两个专题讨论，这种讨论虽打上了那个时代“左”的烙印，并且前一个专题主要讨论的是文学而不是文学思想，多数文章停留在介绍性、赏析性层面，但毕竟涉及了司马迁文学思想问题；尤其是后一个专题，为人们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司马迁的文学思想及古代文学理论起到了锻炼和促进作用。同时，在当时中央倡导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文艺思想体系的形势感召下，名牌高校组织编写《中国文学批评史》教材时也呼应了两大报纸的讨论。中山大学黄海章《中国文学批评简史》列专节讨论司马迁对《离骚》的批评，开辟了新的研究视点；刘大杰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对此前学术界所涉有关司马迁文学思想问题，都用马列标准作了简要梳理与总结；郭绍虞主编配套教材《中国历代文论选》也对司马迁《太始公自序》《报任少卿书》《屈原贾生列传》作了重点选录与分析“说明”。1966年至1976年为研究停滞期。这一时期，司马迁文学思想研究同整个司马迁和《史记》研究一样，几乎一片空白。1978年以来的新时期为研究逐渐恢复和全面兴盛期。仅笔者搜集到的较有价值的138篇司马迁文学思想研究论文中，就有135篇刊发于新时期。前列从文学视角研究司马迁的主要专著及开设专节、专章的重要文学批评史、美学史，也基本都是新时期的研究成果。因此，梳理当代司马迁文学思想研究状况，大体上就是总结最近三十几年的相关研究成果。

1.关于“发愤著书”说

与前人相比，王运熙执笔1964年出版的刘大杰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对“发愤著书”说价值的探讨颇有新意，指出该学说富有批判现实精神；客观上说明古代优秀作品总是体现着作者的进步思想；对封建社会进步作家是一个重要启示和鼓舞。［50］这三点揭示，标志了当时对“发愤著书”说的认识水平。同年，郭绍虞则指出，“发愤著书”说的认识意义在于，指出了作者对黑暗现实的义愤愈强烈，作品的思想性就愈深刻。［51］此论似超出了司马迁的文本原意。

顾易生《司马迁的李陵之祸与“发愤著书”说》［52］是新时期较早探讨旧课题的长文。该文认为“发愤著书”说主要揭示了社会环境、作者生活实践与著述的关系，其价值在于借创作控诉个人不幸遭遇中反映出公众的义愤。顾文触及了“发愤著书”说的精神实质。吴汝煜《司马迁所遭“李陵之祸”探讨》［53］一文与顾氏见解略同。陈子谦《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及其历史发展》［54］一文，首次专门对“发愤著书”说的内涵作了全面分析与归纳，其概括出的五个方面内容，基本涵盖了王运熙、郭绍虞、顾易生的观点，即忠介之士遭遇迫害，故寄理想于著述；遭迫害、入下层，更加深对社会的认识；针砭时弊而非泄私愤；义愤愈强烈，作品思想性愈强；“发愤”需要决心。他还重复顾氏之语指出司马迁阐明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文艺与个人遭遇的关系。这说明顾氏的揭示正逐渐成为学界共识。袁伯诚连续刊发了《试论司马迁“发愤著书”的因素和条件》［55］、《试论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对讽谕文学理论的影响》［56］、《试论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对叛逆文学理论的影响》［57］、《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理论意义》［58］四篇系列论文，惜未能对“发愤著书”说本身的内涵和精神实质做突破性研究，然而对学说之外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新见。如认为形成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条件是多方面的，既有学识、个性等主观条件，又有家学、师承、时代等客观条件，“李陵之祸”主要影响的是他的生死观，而不能将文学观的形成全归于此；又认为，这一理论是对从《诗经》到《楚辞》先秦文学创作的理论概括，又是对自己著书实践的痛苦总结；还认为，“愤”是文学真实性的感情要素，等等。这些观点都有启发意义。周国伟《司马迁“发愤著书”辨》［59］对“发愤著书”说的形成也表述了与袁氏大致相同的见解。赵志成《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60］以西方心理学理论观照“发愤著书”说的内涵，认为司马迁的这一学说依次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三个层次：创作出于作家的心理需求；创作出于作家个体人格自我实现的需求；创作出于作家对真理的追求。这一分析颇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

顾植、王晓枫《司马迁“发愤著书”说浅论》［61］认为，“发愤著书”中的批判性来自道家的批判传统、向往自由的精神。此论有新贡献，值得留意。冯义邦《试论司马迁的“舒其愤”说》［62］认为，司马迁的“舒其愤”说是发展楚骚美学传统，最早与儒家“中和”美学思想相抗衡的理论。此论仅看到了司马迁学说的表层特征，而未认识到“舒其愤”与儒家“诗可以怨”精神实质的相通相融之处。刘振东《〈史记〉与司马迁之“愤”》［63］重点强调了司马迁之“愤”是时代之“愤”和历史之“愤”。这一强调符合司马迁本意。党大恩等《关于司马迁“发愤说”的重新思考》［64］认为，“发愤说”是司马迁所建构的宏观历史动力论，并非单纯的文学创作动力论。这是对“发愤著书”说价值和意义的新探索，应该引起学界重视。作为史学家的司马迁创立“发愤著书”说的真正意图似乎确实不只局限于文学，甚至主要不是为了文学。

俞绵超《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及其影响》［65］认为，“发愤著书”的目的是“言道”，而“言道”是对荀子文学思想的扩大与丰富。其将司马迁的文学思想与荀子相联系，不失为认识“发愤著书”说的一个新视角。何涛《怨与愤：司马迁对文学抒情的认识》［66］将“发愤著书”说的实质归结为“怨”与“愤”两个字，认为“愤”是创作动力，“怨”是在创作上的表现。这一认识，尽管早已为古人所言及，但何氏归纳得如此简洁明晰仍值得肯定。王长顺《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心理美学内涵探析》［67］借鉴李长之研究思路，以西方心理学为参照，对“发愤著书”说的心理美学内涵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王氏认为，“发愤著书”说蕴含着强烈的心理内驱力，是司马迁完成《史记》的心理动力；隐含着内心巨大的自我表现欲，是司马迁实现人生超越的心理基础；饱含着深切的感情体验，是司马迁在《史记》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心理根源。将其与李长之、赵志诚之文对读，可以相互发明，启迪心智。李泽儒《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生命意识》［68］认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是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的体现，不仅包含了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客观评判标准，而且看到了作为个体生命的真正价值之所在。王艳《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当代美学诠释》［69］从身体美学角度入手，分析由“愤”而“著”是如何完成生理与情感转换的，揭示了因“愤”而“著”形成的情感美学观和“愤”的心理美学机制。此文是阐释“发愤著书”说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美学理论学位论文。

陈莹《从接受视域梳理和考辨唐前“发愤著书”说的嬗变轨迹》［70］一文认为，司马迁“发愤著书”以情为中心，揭示了儒家“入世有为”的创作精神和“有为而作”的创作原则。秦玮鸿、谭泽明《试论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成因及其影响》一文［71］，则从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分析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成因与影响。两文各有侧重，但具体阐述时都主要从儒家创作精神入手，创获不大。陈文还运用接受美学理论，对“发愤著书”说在唐前的嬗变轨迹作了较为细致的梳理。党艺峰《关于“发愤著书”说的神圣诗学内涵之考释——〈史记〉阅读札记之四》［72］通过历史语言学的追踪，提出所谓“发愤著书”只能是在特殊历史情境中由圣人完成的活动，似不认同该学说的普适性理论价值，仅聊备一说。

另外，程度《司马迁发愤作〈史记〉》［73］、可永雪《关于司马迁‘发愤著书’说》［74］、韩兆琦《司马迁受宫刑及忍辱著书》［75］、傅昭生《试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76］、王耀明《论发愤著书说》［77］等文章，也为新时期重启司马迁文学思想讨论作了应有贡献。

需要指出的是，多种文学批评史、美学史及从文学角度研究司马迁的论著，由于体例限制，其论及“发愤著书”说者，不像单篇论文充分展开论述，力图提出一得之见，而是多流于整合成说，泛泛而谈，重复者多，创新者少，留下诸多遗憾。值得称道者，如蔡钟翔、成复旺、黄保真《中国文学理论史》注意发现该学说的不足，认为司马迁企图揭示一条“发愤著书”的普遍规律，把写作动因归之于“怨愤”，而实际上许多作家未必因为有“怨愤”才去写作，司马迁所举实例中有的就并非因愤而作，是司马迁为迁就结论而故意窜改。这一提醒颇有警示意义。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则对此质疑进行了考辨，认为司马迁的言论与史实没有矛盾，理由是：凡认为与史实不符者，其依据皆是《史记》本传的记载，而本传正是司马迁自己所写，不可能自相矛盾，是历代学者误读了“愤”之含义，“愤”当为“奋发”之“奋”。此辨颇具启发性。张氏还认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思想渊源于儒道两家思想的统一。此见立意颇高。笔者《古代司马迁文学思想研究的学术透视》一文，已对“发愤著书”说的内涵、实质、特征及理论价值作过提炼概括，可供参阅，此处不再重复总结。

2.关于“春秋笔法”理论

作为古代评论较集中的“春秋笔法”理论，近代以后被逐渐淡化，但仍没有完全淡出学术界的视线。可喜的是，新时期以来又有被重新重视和深度发掘的趋势。除几部新出文学批评史各稍有涉及外，主要是陆续产生了一批单篇论文，尤其是还产生了几部代表前沿水平的专题性论著。如田林《略论“太始公笔法”》［78］一文，将其精神实质概括为“寓褒贬，别善恶”“寓论断于序事”“寓抒情于叙事”的“三寓”之论和“突出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突出人物思想性格的重要特征”的“两突”之说，标志了今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水平。赵彩花连载长文《〈史记〉对“〈春秋〉笔法”的渊承与创新》［79］，压缩《左传·成公十四年》君子对“《春秋》笔法”内涵所作的“微而显”“志而晦”“直书其事”的概括，进而逐一比对《春秋》与《史记》，揭示《史记》对《春秋》书写义例的继承与发展价值。所论信而有征，扎实厚重，值得称道。董要华《〈史记〉中“春秋笔法”与“史笔精神”的矛盾统一与超越》［80］从叙事方式角度辨析“春秋笔法”与“史笔精神”的不同，认为它们分别属于史官之职、史官之志；前者为太史公从《春秋》中借鉴的方法，后者为司马迁作为史官所坚持的记录原则，两种相对的叙事方法被大胆地统一于同一文本之中。李波、赵丽《论司马迁对孔子撰史方法的继承和发展——以“春秋笔法”与“书法不隐”为中心》［81］一文认为，司马迁《史记》在撰写上效仿孔子作《春秋》的方法，借助历史表达褒贬好恶，宣扬政治理想，同时又摆脱了《春秋》“虚美隐恶”的限制，贯彻了史家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边家珍《论司马迁〈史记〉创作与〈春秋〉学之关系》［82］则认为，《史记》的“破例”正是司马迁对《春秋》笔法的继承与发扬。综观上述几文，其新论都符合《史记》创作实际，值得称道，可惜又都没把“春秋笔法”理论本身作为司马迁的文学思想去讨论，重实学而忽视了理论价值提升，稍留遗憾。这一实证性研究模式，代表了近年古代文学和文学思想研究领域的基本取向。

另外，杨润英《〈史记〉的“春秋笔法”》［83］、张大可《论〈史记〉的实录精神》［84］、郭院林《试论司马迁以道统抗衡政统的精英意识——以〈史记〉项羽形象为中心》［85］等皆对“春秋笔法”问题有不同程度的论及，也都有启发意义。

进入21世纪，几部讨论《史记》“春秋笔法”的专著颇为引人瞩目，分别是：张高平《春秋书法与左传学史》［86］、李洲良《春秋笔法论》［87］、张金梅《春秋笔法与中国文论》［88］。张高平认为，《史记》笔法是对《春秋》笔法的具体拓展与深化，研究《史记》之笔法应“因枝以振叶，沿波而讨源”，以考察史家笔法、探索《春秋》笔法为根本。张著考析详赡，并有方法论意义。李洲良认为，史迁笔法将“春秋笔法”“一字定褒贬”的修辞层面扩大为篇章的叙事结构、人物形象描写乃至《史记》全书的整体布局上。李著分析细致，结论可从。张金梅在申述传统观点的同时，又认为司马迁《史记》写作所运用的“寓主于客”“寓论断于序事”等曲笔、侧笔，才是对“实录”精神的发展和深化。这一见解，视角独特。

综上所述，“春秋笔法”理论作为一个传统研究课题，近年研究的深化和系统化态势明显，其实证性辨析、比较性研究的特色也颇为鲜明，理论提升的空间仍较大。

3.关于“立言扬名”思想

囿于笔者所见，古代至现代论及司马迁“立言扬名”思想的言论较少。进入当代，这一问题逐渐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探讨不断深入。

20世纪60年代，王运熙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讨论“发愤著书”说时曾首次言及此思想，其征引《与挚伯陵书》中的“三不朽”言论，指出司马迁对“立言扬名”有深刻认识和“严肃态度”。王说言简意赅，一语中的。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李泽厚、刘纲纪才在《中国美学史》中接续王说，然仍未做具体分析与探讨。

此后，吕锡生《略论司马迁的荣辱观》［89］、黎雪《试论司马迁以“三不朽”说为中心的价值观》［90］、洁芒《司马迁高扬垂名思想的历史价值》［91］三文的先后刊发，标志着新时期对司马迁“立言扬名”文学思想专门研究的开始。他们认为立名是司马迁荣辱观、价值观的核心，包括立德、立功、立言三个方面，是对传统观念的弘扬，而隐忍立名是其荣辱观、价值观的精华。此体认符合司马迁的心理实际，意义不可忽视，可惜理论观照有待提升。同时，当时一些讨论“发愤著书”说的论文亦往往连带论及“立言扬名”思想问题，也各有创获。

20世纪90年代后，陆续产生了一大批讨论此问题的专文。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徐兴海《司马迁的个性理论和他的个性》［92］、李彤《司马迁“三不朽”的价值观》［93］、王绍东《论“三不朽”说对司马迁及〈史记〉创作的影响》［94］、韦海云《论司马迁〈史记〉的“扬名”思想》［95］、阮忠《司马迁“立名”及其〈史记〉的史性与诗性》［96］、陈恒新和张玲的《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新探》［97］等。徐兴海从现代心理学角度分析认为，司马迁把“立名”放在最高心理需求层次，用以激发人产生高层次的精神需求，而著书立说又是他认为的最好心理补偿形式，司马迁是补偿理论的最早提出者。笔者以为，司马迁是否一开始就把“立言扬名”放在最高心理需求层次，还有待商榷（因其服膺的上古“三不朽”说是把“立言不朽”放在最低层次的），但是徐氏将“扬名”与著书立说放在一起讨论司马迁的心理需求说，本身就是对古代文学功能理论的探索，颇值得重视。“三不朽”价值观念是企图超越有限生命的价值欲望，在春秋之前的《尚书·泰誓》时代就存在了，《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的叔孙豹只是将其概括转述了一下而已。李彤认为，司马迁深受这一传统价值观念影响。他结合司马迁言论和《史记》写作，首次正面对“三不朽”的具体内涵作了详尽阐发。他认为，司马迁价值观中的“立德”是最高层次，是帝王的价值追求目标，包含事功和道德评判双重因素。具体到司马迁心目中则指舜、禹、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等一个时代的开创者；“立功”是第二层次，“功”即事功，是将相策士的价值追求目标，其体现了司马迁的“尚兵”思想；“立言”乃最低层次，是留下于政有补的言论或著述，是哲人贤士做的工作，尤其是他们理想破灭后追求的价值目标，司马迁所列“立言”之例多属于后者。李彤对司马迁“三不朽”价值观具体内涵的阐释是难能可贵的，大体符合司马迁的思想实际，也有较高理论内涵。王绍东则在阐释“三不朽”内涵时指出，“立德”往往要通过“立功”“立言”得以实现，这一阐释拓展丰富了“三不朽”的内涵。他认为司马迁通过自己的著述行为丰富了“三不朽”的内涵，扩大了其影响。此论符合历史实际。韦海云认为，古代的“三不朽”归根到底是追求名声不朽，“扬名”思想促使司马迁超越了世俗的生死荣辱，成为撰写《史记》的重要动因之一。正因为此，其为历史人物立传时倾心关注的是其建功垂名的人生历程，而不是等级地位。韦氏之论亦切合司马迁心理实际。人们通常对“三不朽”和“扬名”思想的认识，多指身后扬名；而阮忠则认为，司马迁所追求的“是时名与史名的统一”，并认为这是发生在文人身上的普遍现象，以“立言”形式“立名”是文人的共性，司马迁只是顺应了社会普遍要求。阮氏这一反常规结论，似弱化了司马迁扬名思想的创新价值，但又不无道理。陈恒新认为，司马迁著《史记》以“成一家之言”是在史书的不朽价值基础上建立不朽之名。

由上可见，对司马迁“扬名”思想的讨论，近代以来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逐渐深化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之后各文，篇篇都有一得新见，合并综观，已彰显了司马迁“扬名”思想内涵的丰富性；同时，对其文学思想意义的发掘和提升还留有较大空间，正期待有志者努力。

4.关于传记文学创作理论

因《史记》开创了纪传体，所以，探讨传记文学创作理论成为新时期司马迁文学思想研究中出现的一种新现象，标志着司马迁文学思想研究领域的新拓展。李世萼《司马迁的传记理论与传记创作的关系》［98］一文，将司马迁的传记理论归纳为“立名”“发愤”“网罗放佚”“原始察终”等7项。可以看出，李氏力图将司马迁撰述《史记》的一些体会全部归结为其传记文学理论，此举似有不妥，传记理论包括在《史记》体验中，然而写作体验并非都是传记理论。此文表现出对传记理论初探时期在概念界定上还存在着一定盲目性。俞樟华《论司马迁的传记文学理论》［99］一文对司马迁传记文学理论的归纳，则与李文多有不同，认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司马迁传记文学理论的核心。为建立功名者立传、考信于六艺、以雅为主、互见法等是司马迁传记文学理论的重要内容。俞氏之论，不免有将“史学观”与“传记文学理论”以及理论与具体方法混淆之嫌。李、俞对同一问题缺乏基本共识，本身即说明他们对司马迁传记文学理论的基本内涵尚缺乏准确理解。李贤民《司马迁创作主张刍议》［100］，虽以探讨司马迁传记创作理论面目出现，而揭示出的创作主张却是“抒愤”，“抒愤”的形式又是“隐约”，实乃对“发愤著书”说和“春秋笔法”的讨论，与传记文学理论相去较远。如上情况的出现，是对新课题探讨初期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可喜的是，周旻的同题研究则取得了较大突破，其《司马迁的传记文学观》［101］一文，作了如下揭示：“司马迁有一贯而明确的创作指导思想，即传记文学观，其主要表现为：第一，‘人’是传记文学的根本审美对象；第二，真实是传记作家的良心和责任；第三，追求生动而深刻的艺术性；第四，传记文学必须有哲学深度。”应该说，这一揭示虽然还不够全面，但大体把握住了司马迁传记文学观的精神实质，符合司马迁思想的原意和《史记》的实际，之后的探讨主要是对这一揭示的充实、完善和补充问题了，如倾向性也是传记作家的良心，洞察力和识别力是传记作家应有的素质，等等。傅刚《〈史记〉与传记文学传统的确立》［102］一文上升到了文学传统确立层面来观照这一话题，立意自然高远。傅氏认为，司马迁是在史家实录传统基础上开创了传记文学传统。司马迁从人物活动、人物在事件中表露的性格及心理，揭示出历史变化的内在因素，并由此表现自己对历史的评判，这本身便开创了传记文学传统。傅文是对周文中“‘人’是传记文学的根本审美对象”观点的进一步延伸。

另外，新时期对司马迁文学思想探讨还开辟了“诗学观”“乐学观”等研究的新领域，虽尚处在起步阶段，但已预示了较好的研究前景，如陈桐生《论司马迁的诗学批评观》［103］、刘宁《论司马迁的诗学观》［104］、张强《论司马迁的乐学思想》［105］等文，见解新颖，已受到学界关注。

同时，关于司马迁文学意识自觉问题的讨论也取得了新进展。自20世纪30年代郭绍虞曾提出汉人对文学的认识问题并以《史记》为例说明司马迁已初步将辞章、文学与学术、经学区分开后，60年代王运熙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承续郭氏话题，作了进一步分析和确认，至90年代初，蒋凡执笔两汉部分的《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则对《史记》区别称呼辞章、文学和学术、经学的资料，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与分析，把司马迁文学自觉意识问题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同时，学术界关于“文学自觉时代”时间界定的讨论也在部分学者中展开，在这场小范围的争论中，凡坚持“汉代文学自觉”说者，在申述其理由时一般都会提及司马迁关于文学与学术的概念区分问题。关于文学自觉问题，自1920年日本学者铃木虎雄首提“魏晋文学自觉”［106］说，1927年被鲁迅引用后［107］，便逐渐为中国学者所接受并成为定见，进入新时期被李泽厚《美的历程》［108］大力宣传后，则更广为人知。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龚克昌在其《汉赋研究》［109］一书中首次对“魏晋文学自觉”说提出质疑，他主要以汉赋这种纯文学样式在汉代成熟为理由，提出“汉代文学自觉”说的新观点，但其在申述辅助理由时也言及了司马迁对纯文学与学术概念的区分，说明司马迁已有文学自觉意识问题。之后，张少康对龚克昌的观点作出呼应，其在《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魏晋始》［110］一文中较全面地申述了“汉代文学自觉”说的理由，其中也论及了司马迁对纯文学和学术的区别认识问题。张说影响渐显，虽质疑声不断，甚至有提“南朝宋齐文学自觉”或“先秦文学自觉”说法者，但近年呼应龚、张新说的学者愈来愈多，如詹福瑞《从汉代人对屈原的批评看汉代文学的自觉》［111］、刘毓庆《论汉赋对文学自觉进程的意义》［112］、徐国荣《中国文学自觉的契机及其代价》［113］、何涛《从文与人看司马迁的文学意识》［114］、赵敏俐《“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115］、刘欢《汉代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116］、谢琰《“文学自觉说”与汉代文学风貌》［117］等文及一些硕士论文，都在开掘、申述“汉代文学自觉”说的理由时，更加深入地探讨了司马迁对文学自觉的认识问题，为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继续深入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

5.关于司马迁文学思想的整体把握

随着对司马迁文学思想中各种具体学说探讨的不断深入和成果积累，全方位探讨司马迁文学思想的成果也在新时期不断涌现出来，标志着司马迁文学思想研究实现了由“点”的探讨到“面”的开拓的过渡与转型。

姚凤林《论司马迁的文学观》［118］认为，司马迁的文学思想已自成体系。该文对司马迁文学思想体系框架的基本勾勒是：司马迁已认识到文学与其他学术的区别，力图将文学从传统庞杂的学术概念中分离出来，并给文学事业和文学家以崇高评价；司马迁还总结了丰富的文学发展历史经验，参酌个人体会，提出了以“发愤著书”为中心的文学创作理论；探索和实践了以典型化为主要内容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设立了重要的文学批评标准，在文学批评中重视作品的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重视作家的政治态度，重视作家人格和作品风格的统一，提倡“隐约”文风，反对形式主义，等等。尽管姚文打上了新时期之初的时代烙印，其深度尚有待继续开掘，然而其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司马迁文学思想框架作如此系统全面的勾画，已属不易，为后人提供了一个最早蓝本。陆永品《司马迁的文艺观》［119］一文，虽以“司马迁的文艺观”命名，其实只谈了司马迁的“文艺功能观”一个方面，聊可作为姚文内容的必要补充。之后，韩兆琦《司马迁的文学观》［120］一文，对司马迁的文学观作了与姚文大体相近而又更加条理清晰的全面总结，同时在一些具体问题的探讨上又有不同侧重和新的突破，标志司马迁文学思想整体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此后，司马迁文学思想研究，大体就在姚、韩所开辟的框架内进行。

后出转精，探讨更为深入缜密的当属20世纪90年代初蒋凡执笔《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121］中“司马迁”一节，该节将司马迁的文学思想分为展现“实录”精神、创立“春秋笔法”、提出“发愤著书”说、对屈原等作家的批评、从《史记》的用语看汉人对于文学的认识、司马迁文学批评的意义影响及其历史地位等几个方面。从字面看，似尚无姚、韩归纳得全面系统，带有“点”式研究特征，但是其对每个问题探讨的厚重度与细密度，还是明显超过了前人，称其有集成性质亦不算太过。

此外，李伯敬《司马迁的文学观》［122］、李培坤《司马迁的文学思想》［123］、何旭光《谈司马迁的创作观和文学观》［124］、肖黎《司马迁的文学思想》［125］、聂石樵《司马迁论稿》［126］中的《文学观点》专节、李星《司马迁文学观初探》［127］、谌东飙《司马迁对孔子文学观的继承与发展》［128］、王景山《司马迁文学观概述》［129］、可永雪《史记文学成就论稿》［130］中《司马迁的文学观》专节、张大可《司马迁评传》［131］中《司马迁的文学观和美学观》、任群英《司马迁文学思想对汉儒文学观的传承与超越》［132］、闫红翔《司马迁文学思想概观》［133］、巨虹《司马迁文学观小考》［134］、汪耀明《论司马迁的文学思想》［135］等成果，虽整体看低层次重复较多，对司马迁文学思想的整体研究没能有太大突破，但仅从数量即可表明，新时期对司马迁文学思想的研究，已进入到了宏观审视、整体把握的转型研究阶段。这些成果之间观点重复，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学术界对司马迁文学思想的基本看法正在逐渐趋向一致。同时，这些宏观性研究中，也偶有发出一得新见者，如任群英认为司马迁文学思想整体上以儒家进取精神作支撑，而厄运又促使他的创作思想冲破了汉儒“怨而不怒”的教条束缚。此论对我们正确把握司马迁文学思想特征不无启发意义。

新世纪一些探索的新收获也值得注意，杨光熙《司马迁文学批评思想新探》［136］一文，虽仅局限于对司马迁部分文学思想的讨论，但有些见解颇显见识，如认为司马迁“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崇孔子折中于六艺为“至圣”等言论，是对传统“三不朽”说的颠覆，首次单将著书立说视为不朽，传承了曹丕“文章不朽”论。此文还认为司马迁评屈原人格与《离骚》风格关系的言论，开了“文如其人”理论的先声。此论确乃“新探”所得，见解独到，发前人所未发而又符合历史实际。

6.关于司马迁审美观念的集中阐释

文学思想与美学思想尤其是审美观念很难严格区分开来。新时期以来，随着国内社会科学的不断发展及美学学科的建立，人们将司马迁文学思想的研究逐渐延伸拓展到了美学思想领域，并一度形成热潮，产生了可观的研究成果。

韩兆琦《司马迁的审美观》［137］一文是这方面较早的代表性成果，认为司马迁的审美观既有其时代共性，又有其突出的个性，主要表现为分外喜爱悲剧英雄和敢于抗争恶劣环境的特立独行人物。这一观点在其稍后所著《史记评议赏析》［138］一书和《论〈史记〉的悲剧精神》［139］一文中得以详尽阐发和深化。韩氏认为《史记》不是一个普通的各色人物画廊，而主要是一个豪迈的英雄人物画廊；由于《史记》中的主要人物大都是悲剧性的，因此，《史记》又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英雄人物画廊，而主要是一个悲剧英雄人物画廊，构建这一悲剧画廊的，就是充满悲剧审美观的司马迁；一部《史记》充分体现了殉道精神、怀疑精神、反中庸精神、忍辱负重精神和超越精神等，这种精神归根结底就是司马迁的悲剧精神，就是司马迁的悲剧审美观。因韩氏归纳全面，论证系统，识见深邃，符合实际，故其观点很快得到学界普遍认可。同时，如上结论多依《史记》实例而得，自然期待更多后继者对其进行学理化阐发与理论提升。马强《司马迁历史美学观初探》［140］、李建中《自卑情结与悲剧意识》［141］、曹庆鸿《论司马迁悲剧思想》［142］、解明《浅谈〈史记〉人物的悲剧美与司马迁审美理想的形成》［143］、李国慧《从“豫让”形象和司马迁的悲剧人生看〈史记〉的悲剧美》［144］几文，客观上正是从不同侧面对韩文观点的呼应与印证，其中对司马迁悲剧美学观生成原因的探讨，又是对韩说的深化与丰富。

自从西汉扬雄批评司马迁有“爱奇”倾向后，评论者代不乏人，褒贬不一。虽然近代对此研究中断了，现代鲁迅偶有言及。至当代，在司马迁美学思想研究中，“爱奇”又成了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新时期以来，一些司马迁美学思想研究成果又续上了这一古老课题，普遍认为，“爱奇”是司马迁的主要审美取向之一。韩兆琦把殊爱特立独行人物作为司马迁悲剧精神中的核心精神之一，实际上就是把“爱奇”视作了司马迁美学精神的核心之一。同时期韩林德《试论司马迁的审美观》［145］一文，将司马迁的审美观概括为三个方面，其中第一方面也把“爱奇士”视作他追求人格美的核心，两韩之文精神相通，影响颇著。肖黎《谈司马迁的美学思想》［146］、刘振东《论司马迁之“爱奇”》［147］、叶幼明《试论司马迁的美学思想》［148］三文即可视为对两韩论司马迁“爱奇”审美观的积极阐发与深化。

进入21世纪后，有不少人刊发专文单独讨论司马迁“爱奇”审美取向问题，惜雷同者多，新见者少，大体没有超出二韩和刘振东的见解。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李向引《司马迁的审美观浅析》［149］、王双《论司马迁的爱奇心态》［150］、曹晋《司马迁爱奇别解》［151］、付以琼《司马迁〈史记〉塑造人物爱奇的审美取向》［152］、栾春磊《“奇”：司马迁的艺术追求》［153］等文。细研这组文章，除栾春磊从人物选择之奇、事件选择之奇、文学风格之奇三个方面论述司马迁的美学追求外，其他各文都将探讨的着力点集中在司马迁对奇特人物的喜爱上，其发掘渐趋细化。笔者认为，栾文体现了目前对司马迁“爱奇”审美观研究的广度，其他几文则代表了对这一问题研究的现有深度，都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有所丰富。

与上述观点体认的侧重点不同，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154］中的专章《司马迁的美学思想》、宋嗣廉的论著《史记艺术美研究》［155］以及周曙光《浅谈司马迁的美学观及表现》［156］、邱蔚华《从〈史记〉悲剧形象看司马迁的审美观》［157］两文更认同和看重司马迁的“舒愤”取向，都认为，“舒其愤”“发愤著书”和非“中和”，才是司马迁美学思想的核心和实质所在，也是形成《史记》雄浑悲壮美学风格极其重要的因素。其实“爱奇”与“舒愤”精神实质体现在司马迁身上是相通的，也是统一的，“爱奇”的目的不可能与借之“舒愤”无关。张啸虎《论司马迁的美学思想与文艺批评》［158］一文就兼论了司马迁如上两种相通的美学观和文艺批评标准。

另外，孙纪文《论司马迁的审美观》［159］认为尚崇高美才是司马迁审美观的主要内容；王长顺《论司马迁〈史记〉文史张力的审美价值》［160］则运用西方文艺学的“张力”理论对《史记》文学性和历史性作了深入分析；崔康柱《司马迁美学思想的时间解读》［161］认为司马迁以历史时间、人生时间和叙事时间为中介创造了叙事美学层面的一家言。此三文是对现有司马迁美学思想研究内容和方法的有益拓展和补充，亦不可轻易忽略。

三、小结

通过系统梳理分析近代以来司马迁文学思想研究资料，笔者得出的基本结论是：虽各个问题研究进度不一，但与古代相比，研究的深度、广度、系统性、多元性都有了突破性进展，已为进一步全面系统深入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同时，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具体如下：

首先，就深度而言，主要体现在对传统课题的探讨上。当前的研究积淀已相当深厚，对个别“点”的探索已颇为精深。如“发愤著书”说，自东汉班固提出批评后，近两千年一直停留在褒与贬争论层面；新时期以来仅专题论文就达48篇，对其内涵、精神实质、生成原因，与政治、社会、人生的关系，历史价值、文学史、文学理论史影响，以及缺陷与不足等，都做了不同程度的探索与阐发，有些讨论已颇精细。再如“春秋笔法”理论，虽不如“发愤著书”说讨论得深入，但亦出版了几部专著，对其“三寓”“二突”内涵的揭示，《史记》笔法与《春秋》书法异同的辨析，因枝振叶、沿波讨源研究方法论的提出，也都颇有深度。又如“立言扬名”思想，古代研究较少，仅汉章帝诏书正式论及，新时期研究成果虽不太多，但突破性也较大，不仅确认“扬名”为司马迁价值观的核心、文人普遍最高心理需求，还深入发掘了其与传统“三不朽”说的关系，揭示立德靠立功和立言实现，“不朽”的核心是“立言”，“扬名”是时名与史名的统一，等等，都标志了探讨的前沿性。“爱奇”审美取向研究，呈现后来居上之势。可见，传统课题的研究，由各“点”连成“片”的条件已经具备，向集大成研究阶段过渡的时机亦渐趋成熟。

其次，就广度而言，主要体现在对古代未曾涉及或涉及较少研究领域的拓展开辟上。在几个传统课题“点”的研究不断深入的同时，原来古代研究中未曾涉及或较少涉及的问题，新时期得到了大力开辟或拓展，这是司马迁文学思想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的亮点和标志。司马迁文学意识研究，司马迁传记文学创作理论研究，司马迁诗学观研究，司马迁乐学观研究等，多是新时期新开辟或刚开辟的研究领域，创获颇多，并且后二者正引领着司马迁研究的学术前沿，后劲十足。而司马迁文学思想和美学思想整体综合研究，既是研究阶段实现转型的标志，本身也是对新领域的拓展，触及了不少传统课题未曾发现的问题，大大扩大了研究面。

再次，就系统性而言，主要体现在对司马迁文学思想体系的整体把握上。如上所说对司马迁文学思想和美学思想所作的综合研究，实际上就是从宏观角度把司马迁文学思想和美学思想作为一个完整体系去研究的。笔者早就认为，司马迁是有文学思想体系的，只是后人没有系统发掘发现而已。从一个个零碎具体问题的讨论解决，到连点成片，再到系统整合总体开掘，是学术研究的必然发展进程。近年产生的一批整体把握宏观研究的相关成果，尽管相互之间意见还不一致，但大体勾勒出了司马迁文学思想体系、美学思想体系的基本框架，揭示了其基本特质，并初步发掘出了各方面内容之间的内在有机联系。更可喜的是，像李泽厚、刘纲纪、韩兆琦、张大可、可永雪、蒋凡、陆永品等一批著名专家都参与到这一体系的发现与建构中来，标志着司马迁文学思想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转型阶段。

最后，多元性主要体现在多种研究方法的运用上。近代以来尤其是新时期的司马迁文学思想研究，除了秉承传统的实证辨析法、以史论文法，扬弃简单臧否法，不少学者也惯用着历史哲学法、沿波讨源法、宏观微观结合法、相互比较法等，如上较常规研究方法的运用，使得不少成果显得扎实厚重，可信度高。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学者在研究中借助了一些新方法，取得了可喜收获，对研究推进大有助益。如一些学者运用西方文艺心理学“压抑”说、“补偿”说原理讨论“发愤著书”说，使问题阐发得比较细腻深刻；用现代心理学、心理层次学、生命意识讨论“立言扬名”思想，分析得比较具体可感；用“张力”理论、历史语言学、身体美学、心理美学、叙事美学、接受美学研究《史记》文学思想和美学思想体系，结论比较周全。

总之，近代以来司马迁文学思想研究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就，正处于向集大成阶段过渡的时期。但是未来的研究还有不少事情要做，提升空间主要体现在理论上。具体而言，一些学术盲点亟须补充研究，如司马迁对诗歌、歌谣、谚语等文学作品样式的征引和借用，司马迁文学史观研究，等等。基础研究需再强化，如各学说基本概念需进行更加科学严谨的界定、内涵实质需更加精准阐发。有些研究需向纵深发展，如“爱奇”与“实录”关系统一问题、传记文学理论问题、司马迁文学自觉意识问题。而未来研究最重要的努力方向有两个：一是各学说的理论层次需要大力提升，缺乏理论思辨和理论观照是已有成果的通病，这是研究文学“思想”之忌；二是司马迁文学思想体系的系统化、有机化、立体化研究与建构，这是该课题研究的终极目标。

注释

①《中州学刊》2015年第1期。②③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三版）》，商务印书馆，1924年，第27页。④常乃德：《历史哲学论丛》，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2页。⑤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59页。⑥武林谋新室，1910年。⑦泰东图书局，1915年。⑧商务印书馆，1926年。⑨光明书局，1927年。⑩新月书店，1928年。［11］北平朴社，1932年。［12］康益书局，1933年。［13］中华书局，1941年。［14］商务印书馆，1947年。［15］容肇祖：《韩非的著作考》，见罗根泽编《古史辨》第四册，上海书店，1933年，第669页。［16］〔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523页。［17］中华书局，1927年。［18］商务印书馆，1934年。［19］人文书店，1934年。［20］开明书店，1944年。［21］开明书店，1948年。［22］［119］陆永品：《司马迁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23］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24］［138］韩兆琦：《史记评议赏析》，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25］［155］宋嗣廉：《史记艺术美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26］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27］［126］聂石樵：《司马迁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28］重庆出版社，1987年。［29］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30］［130］可永雪：《史记文学成就论稿》，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1年。［31］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32］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3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34］商务印书馆，2010年。［35］商务印书馆，2011年。［36］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年。［37］商务印书馆，2013年。［38］广东人民出版社，1962年。［39］上海古籍出版社，1964年。［40］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4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4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43］北京出版社，1987年。［44］齐鲁书社，1987年。［45］［121］顾易生、蒋凡：《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46］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47］岳麓书社，2000年。［48］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49］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50］见刘大杰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该册由王运熙执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64年。［51］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64年。［52］《复旦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53］《徐州师院学报》1982年第4期。［54］《厦门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55］《陕西师大学报》1984年第2期。［56］《固原师专学报》1984年第2期。［57］《固原师专学报》1984年第3期。［58］《固原师专学报》1985年第1期。［59］《徐州师院学报》1988年第1期。［60］《锦州师院学报》1988年第1期。［61］《山西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62］《湛江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63］《人文杂志》1995年第5期。［64］《渭南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65］《六安师专学报》2000年第3期。［66］《南都学坛》2002年第4期。［67］《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68］《名作欣赏》2008年第14期。［69］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70］《天津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71］《名作欣赏》2014年第8期。［72］《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73］《北京日报》1978年7月25日。［74］《语文学刊》1981年第1期。［75］《北方论丛》1981年第4期。［76］《汉中师院学报》1983年第1期。［77］《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10期。［78］《大连师专学报》1986年第1期。［79］《湘南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80］《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81］《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82］《浙江学刊》2014年第1期。［83］《宜春师专学报》1985年第2期。［84］《天人古今》1994年第1期。［85］《北京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86］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87］［8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89］《人文杂志》1985年第2期。［90］《固原师专学报》1986年第1期。［91］《语文学刊》1987年第6期。［92］《陕西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93］《长沙电力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94］《内蒙古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95］《皖西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96］《高等函授学报》2003年第2期。［97］《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98］《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5期。［99］《学术论坛》2000年第2期。［100］《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5期。［101］《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102］《上海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103］《淮阴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104］《唐都学刊》2005年第2期。［105］《东南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106］［日］铃木虎雄：《中国诗论史》，许总译，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107］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1927年9月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上的演讲。［108］文物出版社，1981年。［109］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110］《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111］《文艺理论研究》2000年第5期。［112］《中州学刊》2002年第3期。［113］《学术研究》2002年第4期。［114］《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115］《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116］《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117］《云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118］姚凤林：《论司马迁的文学观》，《北方论丛》1980年第5期。［120］参见刘乃和主编：《司马迁和史记》，北京出版社，1987年。［122］《教学的进修》1983年第1期。［123］《唐都学刊》1985年第1期。［124］《吉安师专学报》1985年第4期。［125］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127］《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学报》1987年第2期。［128］《长沙水电师院学报》1990年第4期。［129］《承德师专学报》1991年第1期。［131］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132］《红河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133］《职大学报》2004年第3期。［134］《和山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6期。［135］《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136］《复旦学报》2009年第4期。［137］《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139］《语文知识》1994年第1期。［140］《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通讯》1993年3、4期。［141］《唐都学刊》1995年第4期。［142］《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143］《甘肃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144］《学术交流》2008年第7期。［145］《思想战线》1983年第6期。［146］《松辽学刊》1984年第4期。［147］《文学评论》1984年第4期。［148］《求索》1986年第1期。［149］《理论导刊》2002年第12期。［150］《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151］《清华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152］《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153］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15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56］《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1期。［157］《龙岩师专学报》2003年第1期。［158］《中州学刊》1988年第5期。［159］《龙岩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160］《西北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161］《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7期。